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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难以磨灭的一天，来临得如此突然。正值2019年6月22日，这个日子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中。当时，妈妈因为长达十年的腰椎问题疼痛急剧加重，被送进了医院的中医科进行住院理疗。但命运的手笔却在这个时刻开始落下。
医生例行化验后，主治医生联系了我。他对妈妈的化验结果和观察情况感到担忧，怀疑她可能患上了胰腺癌，并建议我立即将她送到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震惊和不甘，但最终的检查结果却未能给我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那位中医医生的经验是准确的。妈妈的胰腺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肿瘤位于胰腺的体尾部，长达7厘米，而且已经多次扩散至肝脏、腹膜和淋巴系统。一开始，我们试图隐瞒妈妈的病情，但她是一个坚强而自主的人，通常我们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她来决定。因此，当她要求我们坦诚告诉她真相时，我们只能用柔和的措辞告诉她实情。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这种坦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然而，那时候的我们对于癌症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停留在讨论手术和化疗的阶段，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事实上，我们最终没有给妈妈提供手术的机会。妈妈当时已经55岁，身材一直很瘦，近期体重下降到不到一百斤。虽然我们心疼她要承受更多的痛苦，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痛苦还未来临。由于各种原因，照顾妈妈的责任基本上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而我一直是在妈妈的庇护下长大，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风风雨雨，甚至有社交恐惧症。然而，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一切。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肿瘤科的专家办公室门前排队等待加号，一直排到了晚上十一点。医生非常尽责，但她看上去也非常疲惫。在白天，她告诉妈妈治愈率为95%，但在晚上，她坦率地告诉我，病情无法治好，肝脏的扩散情况尤为严重。她说，年轻而体力充沛的患者可能会尝试四药化疗，但能坚持一年都是非常难得的。总之，医院没有床位，所以我只能选择在分院门诊接受治疗，医生给出了治疗方案。我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没有做出决定，最终无功而返。
随后，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这种疾病的信息，并在一些医院寻求治疗的建议。我们带妈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那里的专家开了中药，为她进行了一周的营养补充，打算在调理好肝功能后考虑口服化疗药物。然而，这段时间却延误了病情，肿瘤标志物CA199的水平从三位数上升到了四位数。妈妈在那里的一周里感到病情急速恶化，我劝说她吃止疼药，但她却无法忍受那些中药，导致恶心呕吐。
我继续努力学习有关癌症的知识，最终征得了妈妈的同意，将她带到了家附近的三甲医院的肿瘤科接受常规化疗。第一次化疗是在发现病情一个月后进行的。妈妈虽然没有基础疾病，但由于消瘦和肝功能不佳，只能接受单一药物吉西他滨的治疗。在接受化疗期间，妈妈经历了恶心呕吐、食欲不振、便秘和疼痛等症状，我无法确定是化疗的副作用还是病情恶化的表现，但我清楚地记得每天都是在痛苦中度过。
化疗一周后，妈妈出院了，我们惊喜地发现她需要的止疼药减少了。出院后，她的痛苦明显减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学着做饭、打扫卫生，陪妈妈散步，提醒她按时服药。然而，一旦妈妈的症状减轻，她开始*制抵**治疗。也许治疗确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痛苦，或者她认为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期间，听从我的安排导致病情延误，因此她重新恢复了自己的主导权。
她开始拒绝按照约定的化疗日程前往医院，也不肯服用许多药物。直到下一次疼痛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她才同意重新接受化疗，但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CA199的水平已经飙升至一万以上，妈妈的情况恶化得更加严重。由于腹腔转移，她的腹部不断肿胀并溃破，每天都需要进行药物包扎，她的腹水逐渐增多，到了十月份已经胀到了无法进食的程度。
因此，医生调整了她的治疗方案，增加了顺铂恩度的药物，同时进行了热疗、腹水抽取和白蛋白补充。终于，在两次疗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整个十一月，腹水没有再次增加，肚脐的肿胀明显减轻，不再需要包扎，而且之前异常的肝功能指标也大幅改善。妈妈的身体感觉好了很多，她的情绪也变得更加稳定，我在烹饪方面也有了些许进步。
那段时间，我充满信心，原本医生给出的三个月的生存期和症状严重的描述似乎正在改变。我开始幻想妈妈能够陪我过年，甚至开始期待一年、五年的生存期。然而，妈妈却仍然坚持她的方式。治疗取得效果后，她不再前往医院。最后一次化疗是在11月26日，只是一剂小剂量的吉西他滨。由于之前排出大量的腹水，导致她的体重下降到不足80斤。她坚持要自己恢复体重后才考虑继续治疗，而且她知道她的肝脏很虚弱，药物的副作用对她而言明显可见，于是她停止了所有药物，包括止疼药，不听任何劝说。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软磨硬泡，甚至做出威胁和哀求。有时候我后悔自己是否告诉了她病情的严重程度。人们常说，要对病人坦白病情，但我是否说得太多，让她感到绝望了呢？虽然我一直渴望奇迹降临，但我心知肚明这种疾病的普遍结果。所以，我没有强迫妈妈接受治疗，一切都以她的意愿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来到了十二月份。由于她坚决拒绝接受任何治疗，病情迅速恶化，之前的进展功亏一篑。她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腹部胀痛日益加剧，家庭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重。我只能劝说她吃止疼药，劝她去医院，但她只是烦躁地拒绝。
在一月初，妈妈的腹部胀痛已经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的生活变得痛苦不堪。尽管如此，她仍然努力地吃下我为她做的每一顿饭。食物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快乐的象征，但对于她来说，却是痛苦的象征，吃下去是对疾病的唯一抗争。我不知道我还能为她做什么，我只会做饭、打扫卫生、进行无效的按摩，感觉自己毫无用处。最后几天，她的脚开始肿胀，我再次提出带她去医院治疗，这一次她没有反对。我与医生约定第二天下午去门诊挂号，准备安排住院治疗。考虑到当时的疫情形势和妈妈病情的恶化，医生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甚至成功为我们安排到了床位。这一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
第二天，妈妈在吃过早饭后开始频繁呕吐，上午吐了很多次，感到非常不适。我建议她吃止疼片，但她说要等到下午才吃，效果会更好。中午，我去厨房做饭，听到房间里传来一声声响，我曾有一瞬间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坚持做完饭才出去查看。直到后来，我不断地反思自己当时到底做饭用了多长时间？是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妈妈已经昏迷了。
在急诊室，妈妈的呼吸逐渐恢复，血氧和其他指标也趋于正常，她被转移到了观察室。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甚至开始考虑医生明天会怎样安排我们出院后的治疗计划。然而，妈妈的心率一直很高，到了晚上，血氧突然下降，不得不戴上氧气面罩来勉强维持在85%左右。医生进行听诊时发现她的肺部有痰液，吸出了大量的褐色液体，但症状仍然很重。可能是在妈妈昏迷期间因呕吐而呛到了。到了晚上，妈妈开始变得非常烦躁，不断地试图摘下氧气面罩。那时，我真的不忍心再强行阻止她，但又无法忍受看到她的血氧一直下降，所以我继续坚持她戴上面罩。我向医生要了止疼针，但由于药品管制程序复杂，耗费了很长时间，那时妈妈的心率飙升，血压急剧下降，然而，最终停止了她的烦躁和挣扎，她在最后一刻恢复了宁静的神态，离开了我们。
那时，我在妈妈的耳边说了很多话，希望她能听到。我告诉她，她是我们心中最好的人，她将成为一个更幸福的灵魂。在医院的最后半天是非常痛苦的。她再也没有与我们说一句话，也没有看向我们，只有痛苦和窒息。我不断地想，如果那天中午我早点去看她，或者稍晚一些去看她，她是否会少受那半天的痛苦？人们常说，死者已经解脱了，不再受痛苦，但我并不认同，因为死后的解脱意味着无法再享受生活。我知道妈妈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但疾病却剥夺了她一切，也夺走了我们的幸福。我希望人类早日战胜癌症，希望离别不再伴随着痛苦，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能有所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