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肝癌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不治之症，成为了对国人健康威胁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曾在癌症领域耕耘了50年。
汤钊猷
1930年12月26日，汤钊猷出生于广州。
他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宾州大学攻读经济学，母亲是医院里的一名助产士。
在六岁以前，汤钊猷的童年记忆都是美好的。
但后来随着战争的爆发，汤钊猷一家子便从广州迁到了澳门。
在那个时候，有两件事情给汤钊猷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就是汤钊猷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每天都会看到有不少尸体几车几车地从医院里运出来，要么是饿死的，要么是病死的。
饿死的病人一副骨瘦如柴的样子，身体上没有一点肉，远看就像一副干瘪的柴板。
另一件事情，就是葡萄牙的小孩甚至可以欺负中国的大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便已深入地刻在了汤钊猷的心底。
他还在想着，等以后长大了，一定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才能挽救自己的民族。
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汤钊猷的父亲又带着一家人从澳门坐船，迁到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动荡时期的度过，汤钊猷终于得以报考大学。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汤钊猷如愿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这座学校便是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如今又变成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汤钊猷的哥哥非常支持和鼓励弟弟的学业，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嘱咐弟弟只安心读书便可。
汤钊猷深感自己的大学之路来之不易，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他在学校里勤奋学习，从来都不敢松懈过一刻。
学医的学生从来都不是轻松的。
汤钊猷深知，将来病人的性命，完完全全就是交到医生手上的，不得出现有丝毫失误。
于是，汤钊猷便加倍学习，白天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之外，周末还去图书馆里看书，从临床再到基础，从中医再到西医。
在汤钊猷看来，从来都没有将“中医”和“西医”局限某一个领域。
汤钊猷每天都会看很多书籍和论文，还会看各种疑难病例，每天都在不停地思考各种问题。
下定决心做一名好医生
1954年，汤钊猷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在中山医院工作。
白天的临床工作既繁杂又劳累，但汤钊猷却乐在其中。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地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学会如何用知识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
那时候汤钊猷每个月到手的薪水并不是很多，除了一部分留给家里当做家用之外，剩下的钱都被汤钊猷拿来订杂志和买书本了，而他自己的生活却过得极为简朴。
汤钊猷在学校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崔之义教授和血管外科专家冯友贤教授。
作为上海医学院的第一代，许多年轻人对这两位教授了解得并不多，但他们都是我国医学界中的佼佼者。
汤钊猷在师从这两位教授的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的是血管外科的临床和实验工作。
在导师们的辛勤栽培和严格要求下，再加上汤钊猷的刻苦钻研与勤奋好学，为汤钊猷将来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汤钊猷每天都跟着两位教授在几百条狗的身上做实验。
有一天，崔之义教授带着汤钊猷来到了上海老介福丝绸店。
一走进店里，崔之义教授就在店里这里看一看，那里摸一摸。
后来崔之义教授看到一种“电力纺”，就叫汤钊猷过来看看，还叫他摸一摸，问他，“你看这种丝绸，质量好吧，够不够滑？”
汤钊猷上手感受了一下，也连连点头，是不错。
崔之义教授便让店员剪了一尺下来。
汤钊猷心里还想着，这一尺的布料，能做什么衣服？
后来崔之义教授带着汤钊猷来到裁缝店，亲手用缝纫机将买来的丝绸缝成了管状，然后又回到实验室，将一条小狗身上的主动脉切去了一段，然后再把一条“真丝血管”移植了上去。
小狗的血管却居然毫无阻塞地畅通了，而汤钊猷却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底早已被崔之义教授这种胆大心细的做法深深折服。
但是这种用缝纫机制成的“真丝血管”存在一些缺点，就是会存在“缝隙”，而这种“缝隙”会增加血管凝结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就是这种“血管”不能弯曲。
后来，崔之义教授和汤钊猷便找到上海丝绸研究所的陈稼工程师，双方合作制成了一种能够弯曲的、没有缝隙的真丝人造血管。
之后这种真丝人造血管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不少患者的血管疾病问题。
1963年，在第二十届国际外科会议上，崔之义教授报告了这一成果，因此受到了国际学者广泛的关注。
这项学术成果，不仅为患者带来了福音，而且成为一项重大学术成果在国际上交流。
后来做真丝人造血管移植的那条狗在十年之后死去了，因为当时这条狗的手术是由汤钊猷完成的，因此对这件事情一直都印象深刻。
也正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汤钊猷还懂得了“既要重视临床和基础，还要重视学术创新”的道理。
下定决心，攻克癌症
从1959年到1968年，汤钊猷不遗余力地在血管外科工作了十年，当时的汤钊猷在血管外科已经取得了相当优秀的成绩。
然而在我国，肝癌作为肿瘤中的高发病症，被称为“癌症之王”，在汤钊猷所在的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每天都要收治大量的癌症病人，也每天都有病人因为肝癌不停地死去。
那时候的肝癌患者，只要患上这个肿瘤，基本上就相当于被直接宣判了死刑。
1968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上下的医学界发出了“攻克癌症”的号召。
当时的工宣队要汤钊猷来承担这个任务，抱着征服癌症的念头，汤钊猷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血管外科的研究，转而投身于癌症研究的伟业中去。
对于这个决定，汤钊猷也是思虑良久的。
但是想到自己最初学医的初衷，汤钊猷还是选择了癌症研究的方向。
汤钊猷说，“作为一名医生，我最大的责任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病人需要什么，我就应该去选择什么。”
搞肝癌研究，这便意味着要从头做起。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汤钊猷白天干临床和基础工作，晚上泡到图书馆里研究和肝癌有关的文献资料，一直到闭馆的时候才回家。
对肝癌的理论工作有了基础之后，汤钊猷一边到肝癌的高发现场去工作，一边抽时间自己做国内肝癌的临床病例分析。
汤钊猷每天都在为了这些肝癌患者的生命而疲于奔命。
记得有一天值班的晚上，在前后五分钟的时间里，便有两位肝癌患者先后死去，汤钊猷只能用一部推车，把这两具尸体推出去。
作为一名医生，遇到死亡是经常的事情。
自从汤钊猷从事肝癌研究后几年的时间里，直接或间接经他的手死亡的肝癌患者也有好几百人，但是像这样短时间内死去多名患者的事情却是不常有的。
那个晚上，汤钊猷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正是因为这接踵而来的死亡，汤钊猷抗癌的决心愈发坚决，决心将癌症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事业。
那个时候，关于肝癌，教科书上写的病程是大概2个月到5个月左右的时间。
时间之所以如此急迫，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对于肝癌的研究不明朗，而且许多因为肝癌被送进医院里的患者，几乎都已经是到了晚期阶段，而唯一有效的切除手术因为发现时间晚的原因，也导致患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汤钊猷决心打破这个时间期限，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肝癌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当年国内关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汤钊猷想着，这个任务毕竟需要有人去做。
想要实现肝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不仅要创新国内的医学技术，还要求医生的诊断经验和患者对肝癌的认知都需要及时更新。
在20世纪70年代，汤钊猷带领的工作小组成功地发现用测定甲胎蛋白动态曲线的方法，可以及早地诊断出尚无症状的小肝癌。
然而早期的发现和诊断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当时国际上公认的治疗肝癌最好的办法就是作肝叶切除，但汤钊猷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对小肝癌患者也采取肝叶切除的方式，癌症的病灶是被切除了，但是在切除小肝癌的同时，大量仍存在功能性的肝部组织也被切除。
患者在之后的时间里，就会出现肝功能障碍，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死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汤钊猷创新性地提出了在患者出现肝硬化时，用局部切除的方法来代替肝叶切除。
可以说，汤钊猷的这项创新技术，打破了过去肝癌手术治疗方案的公认准则。
采用“局部切除”技术治疗小肝癌的患者，大多数都及时得到了手术切除病灶的机会，并且局部切除的手术死亡率也比肝叶切除低了十倍。
据有关数据统计，进行局部切除手术的小肝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也可高达60%左右。
这个数据，意味着我国肝癌切除后生存率的一项重大突破，也彻底地改变了百姓们心中“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观念。
根据提出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成功经验，汤钊猷还提出了“亚临床肝癌”这一创新概念，该项研究成果还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早治早愈”金牌奖，198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经过十年奋战之后，汤钊猷在小肝癌上的攻克领域已是小有所成，汤钊猷又决定开始对大肝癌患者展开攻势。
一般情况来说，小肝癌会发展成大肝癌，但很少有人会想，大肝癌会不会变成小肝癌的问题。
按照汤钊猷辩证法的思维角度看来，“小的能变成大的，大的也能变成小的。”
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汤钊猷还没看到过肝癌变小的病例，这说明想要肝癌变小，便需要一个创新的办法。
上个世纪，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裸鼠实验，汤钊猷便趁着赴美领奖的机会，带回了几只小白鼠，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裸鼠人肝癌模型。
后来汤钊猷通过这个模型反复实验，发现同时用导向治疗、介入治疗和综合治疗的多重手段，比单用某一治疗方法的效果要显著许多，有些患者不但肿瘤缩小了，甚至最后还能出现完全消失的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汤钊猷带领工作小组开始研究针对中晚期的肝癌患者实施多种疗法的技术手段，使部分不能直接进行切除的大肝癌通过治疗缩小后变成可加以切除的小肝癌，这种治疗方法的远期疗效达到了60%以上，为当时的中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开辟了希望之路。
这项研究成果，也多次地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
汤钊猷以自己的实践经历不断证明：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创新，要敢于在世界上为中国争取一席之地。
1981年，由汤钊猷主编的《原发性肝癌》是当时国内第一本肝癌专著。
1985年，汤钊猷主编并且英文出版了《亚临床肝癌》一书，这是当时国际上第一本叙述小肝癌的专著，临床肝胆病杂志名誉顾问、美国功勋教授Hans Popper博士为此书撰写前言时还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科学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一笔。”
1981年，作为全国十四名中青年科学家之一，汤钊猷还有幸地受到了*小平邓**同志的接见，这对于汤钊猷而言，亦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1994年，汤钊猷被入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
研究癌症50年
汤钊猷从1968年开始从事癌症研究开始，直至今日已经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作为肿瘤外科学家和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汤钊猷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的一名院士，还是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着肝癌临床诊治和基础性研究的工作。
在这几十年期间，汤钊猷曾担任过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长达15年的时间，还做过8年的国际抗癌联盟理事，算是肿瘤方面的权威专家。
2022年4月20日，《中国中医药报》头版头条发布了汤钊猷院士的文章《中西医相向而行 是讲清中医疗效关键》。
作为一位西医院士，汤钊猷认为自己与中医也是很有缘分的。
汤钊猷说，“在肝癌的治疗过程中，我也常常借鉴中医的治疗理念和方法，也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中医的理论蕴含着古人深邃的智慧，对于推动我国的医学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
2021年9月29日，汤钊猷还登上了CCTY-10科教频道，成为了《人物·故事》的一期主角人物，主持人评论汤钊猷的科学故事为“新中国科技崛起的缩影”。
除此之外，汤钊猷还非常注重对癌症领域后辈人才的培养。
2021年8月4日，在关于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治疗肝癌中肝脏快速再生与肿瘤转移复发防治的机制的研究中，还给复旦大学医学科学部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资助。
几十年以来，汤钊猷一直不懈地在与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癌作斗争。
直至今年为止，在汤钊猷的努力下，我国肝癌患者的死亡率逐年下降，如今在所有癌症中，肝癌的死亡了仅次于肺癌，他的研究成果，也成功地让肝癌这个“不治之症”转变成了“部分可治之症”。
官方来源：
《健康时报》：癌症不可能被消灭！研究癌症50年的院士劝人别轻易开刀！
《专家访谈》：我只做了两件半事——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 自述搏击肝癌37年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一位世界公认的肝癌专家 —记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献院士
《广东省中医药局》：汤钊猷院士：中西医相向而行 是讲清中医疗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