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查阅《新华区志》，依据南肯堂《日伪统治下的新乡社会面貌 》略改而成，谨致敬意。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河南新乡，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在新乡进行严酷统治长达七年，对新乡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此期间，日伪在新乡设立特务机关、到处设立关卡、铁丝网，烧杀奸淫、抢劫勒索、强迫老百姓徭役，随便抓人，动辄严刑拷打甚至活埋，真是坏事做尽、恶贯满盈。
新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在新乡有数千名日韩人员，大多以经商为名，还有一些随军的*女妓**。主要居住在东西文化里（现新荣小区4号院7号院一带）与中央大街（现解放路)兴亚电影院（现新星剧场)以南，还成立管理机构“居留民会”与“国防妇人会”等组织。一些驻新日军高级官员则居住在“协行社”，就是河朔图书馆旧址(卫河公园内)。
日本人把面粉厂变成日军营园，还修建飞机场、大货场(京广路西)，设立日军陆军病院(今康复医院)等，这些地方中国人是进不去的。日本人还建有“东本愿寺”和“*国靖**神社”强迫中国人参加日人的“慰灵祭”、“爱马祭”和各种节日庆典。一些街道也有以日人名字命名的，如新原街当时叫“宇都宫大街”,市场上日货充斥,说话多用“协和语”。
何谓“协和语”？
日军入侵中国，语言不通，无论是军界、政界、商界或民间，解决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汉奸们制造了一些能让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即所谓“日满之协和”而成的语言，叫做“协和语”。可见协和语纯粹是一种*国卖**的汉奸语言。比如“金票的大大的有”“咪西咪西的干活”“你的帮我，我的，钱的大大的给”等等 。
因为新乡铁路和水运都十分便利，日本人把新乡当做豫北中心城市,搞什么“治安区”，但实际情况却是越治越不安，国民生活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四乡匪霸横行，杀人绑票；城区则流氓特务成群、搜身抄家；日军白昼张牙舞爪,横冲直撞,入夜则龟缩在碉堡营垒之内，凭工事自保。
当年特务之多，世所罕见。特务机关，日本驻军,宪兵队,铁路警务段,警察署等日方军政机关,无不豢养一批流氓为其爪牙,这些流氓又各自委其同*党**为助手(也叫“特务腿" ),终日巡游检市,进行敲诈勒索，莫不私设公堂与牢房,拘捕刑讯人质,逼财害命,强奸妇女，无恶不为。
他们还以下帖“撒网”为手段,向富户、商号、保甲进行敛钱,如宪兵队有个特务叫孙孝先,就借口大连老家殡葬祖母,在新乡到处下帖,收礼达五千元之多(合当时一个人四十年的生活费)。还有的和*女妓**暗娼姘居,也假名为自身结婚，下帖敛钱的。凡此种种，每月多则三、五起，少亦一、二起不等。
更为可恶的是，日本人除了对人民杀戮、戕害，还推行奴化教育，以“三毒”麻痹我们的民族意识，摧残国民体质，用心极其恶毒。
何为“三毒”？
一、黄：当时*院妓**属于公开营业，*院妓**集中在疏河街（现新荣街）,电灯胡同（卫河滨河路至民主路，现已消失）等地，日本*院妓**多设在东西文化里，暗娼则散见于各街道。中国人的酒楼饭店和日人开的“料理店”大多有“女招待”。她们生活所迫，多操*身卖**，由于娼妓盛行,花柳、梅毒等病极为普遍，各医院都设有治疗性病的科室，药房都有治疗性病之药售卖。
二、赌：“打麻将”在那时是一种公开的交际和娱乐手段，各大商户、行庄、机关、公署，都可以设局打牌，商人、公务员、流氓几乎每夜都参加牌局，早晨见面他们第一句话总是问：“昨夜胜负如何？”
营业性*场赌**有气枪、牌九、大宝、轮盘等赌法。在保安街（现中同街一段）、公义街（现建国路）一带,最大的赌局当数日本特务机关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赛马”。
每到“赛马”期间，各官署、商号要抽出大量人员投入马场工作。县政府则止办公，全力以赴，服务“赛马”。每届“赛马”历时七到十日，卖马票和大小摇彩票的收入何止巨万都进了日本人腰包。
就连小商贩肩挑贸易也要带着签筒*具赌**，与人交易，先抽个签赌一把而后交易。
三、毒：*片鸦**的种植和贩卖是公开的，市区土膏店不下十处,以“大观园”(清雅阁澡塘，在新荣街，已不存)、“留香阁”（在菜市街，现为凤凰名都楼盘)为最大烟馆;他们设有烟灯、烟榻,供顾客喷云吐雾,有招待伺侯,并收受小费。进烟馆和进酒楼、茶肆也都有烟具伺候，消遣差不多。*片鸦**也成了社会面上的一种应酬品,毒害之深可知。
毒害最深的是“老海”，这东西虽不公开挂牌出售,但大街小巷,穷乡僻境,到处可得。城镇中，日韩人开设的“写真宝”（照像馆）“质屋”（当铺）无不代销“*洛因海**”。以其易得，吸之者甚多，单日伪新乡县政府科长以上职员就有郭济屏（秘书）、邢国宾（财政科长)、孙国纲(翻译) 、郭寿彭（县长郭培基的弟弟、会计主任)、龙正平（建设科长）等五个瘾君子,嗜之者之多，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