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东泽**主席作出“把医疗卫 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史称“6•26”指示）， 大批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城市医务工作者开始大规模 深入农村基层。1969年，为全面落实“6•26”指示，天津近 2000名医务工作者携带 8000 余名家属，到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边远乡镇（公社）安家落户，开展支边工作，持续十余年。
“天津医生”和家属到达广西罗城县之后的合影
壮乡·广西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当时的医疗卫生状况与先进的大城市相比差距很大，老、少、边、山、穷地区尤其困难。
资料显示，1948 年，全广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83所，病床 2768 张，职员 1781 人， 其中医师 446 人，护士 524人。医院的规模都较小，医疗器械少，设备简陋。规模最大的广西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仅有140多张病床，医疗技术人员80多人，主要设备为 X 线诊 断机和普通光学显微镜， 只能做一些胃肠穿孔修补术、 肾摘除术、骨关节复位固定术等外科手术和刮宫术、 剖宫产、卵巢囊肿摘除术等妇科手术。许多医院只能开展内科、儿科常见病的诊治。1965年，广西全区卫生机构增长至 7080 所，卫生技术人员 41703人，但整体医疗条件仍极为落后。
国家及其他省市对广西一直给予持续关注与支持。《崇左县志•大事记》曾记载，1968 年，崇左县卫生 部门经过普查，发现县内流行脑脊髓膜炎病 817 例，死亡 109 人。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及时派来了天津医疗队10人，会同本县医务人员治病防病，及时扑灭了病疫。
1969年，大批天津医务工作者的到来，为广西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援，也为日后从根本上改善广西医疗卫生状况奠定了基础。
1969年，23岁的孟宪武主动申请援桂。在东兰县长乐公社的10年间，孟宪武和同事们一起走遍了长乐公社方圆上百里的 10 个大队，上百个生产队，为山乡少数民族群众解除病痛。他下乡巡诊，采集草药，组织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吃千家饭、 睡百家炕，为山乡少数民族群众解除病痛。当年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他们下乡常常要忍着饥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山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孟宪武本是内科医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不只内科，外科、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 科等疾病，他也尽力解决。遇到疑难病症，或是查阅资料，或 是和同事一起研究，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为群众解除各种病痛，成长为真正的“全科医生”。图为孟宪武在出诊路上
据资料显示：1969 年天津市被批准到边疆安家落 户的医务人员总数为 4336 人。到1970年8月31日统计，医务人员实走 3845 人，其中到广西的最多，实为 1903 人。
“天津医生”为广西医疗卫生队伍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这对于当时的广西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全广西从自治区到基层，各级政府都把尽可能安置好“天津医生”作为大事来抓。
全科医生
早在50多年前，在八桂大地上行医的“天津医生” 们已经承担起“健康守门人”的角色，守护着广西乡 村百姓的安宁与幸福。
偏远乡村，资源紧缺，在乡亲们眼中，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就是拯救生命的天使。“天津医生”突破专科局限，从各司其职的专科医生向全科医生转变。
“天津医生”沈珊君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卫生院工作时，是卫生院里年纪最大的医护人员，但她经常随队巡回诊疗，是“马驮医院”的成员之一。她回忆说： “那时每个医护人员都打破科室界限，不分外勤内务，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各科医术，掌握内科、外科、儿科、骨伤科、接生、手术治疗技术，成为‘多面手’，能够及时地诊治多种疾病。”图为沈珊君在指导青年护士工作
在基层工作的“天津医生”不仅要“全科”，更要“全能”。既当医生、护士， 又当化验员；换药、收费、发药、 注射、消毒， 抢救病人、上山采药、送医送药、预防接种、 宣传政策……“天津医生”一专多能，在为各族人民 服务的实践中，本身也得到了锻炼。
大城市大医院的规范条例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到达偏远基层， 就必须摸索接地气的适宜方法，不“全” 也不行。
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医者天职，也是医者初心。
莽莽群山，阻挡不住“天津医生”的脚步；跋山涉水，走进壮乡侗寨，拉近与人民的距离；推开寻常百姓家的柴扉，送去健康与新生的希望。
穷乡僻壤，虽与大城市的优渥条件无法比拟，但是广阔天地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敬业奉献，哪里都有用武之地，都能赢得人们的爱戴和尊重。
许多“天津医生”凭借优秀的专业技术能力，在设备极度简陋的情况下，突破条件极限，取得了通常在城市里不可能创造的业绩。如外科专家屈鸿瀚在永福县罗锦公社医院，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为患者开 展了多例腹部手术；陈志祥医生在来宾县公社医院，用捆扎起来的手电筒做无影灯，在三个多月里，做了 140 多例手术，经常是昼夜连续工作。为了抢救病人，多次口对口把病人卡在喉咙里的痰吸出来……
1969年 11 月 30 日， 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助产士徐受辛与其他 27 名“天津医 生”到达广西灌阳县，徐受辛被分配到 文市公社卫生院。刚到第一天，凌晨1点多，徐受辛就听到病房里有人呼唤医 生。她顾不得舟车劳顿，赶紧为病人诊治。当时徐受辛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半年时间，她身背药箱走遍了全公社14个大队的山寨村落。图为徐受辛与她的同事下乡巡诊。
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公社，有个孩子突发疾病，几日昏迷不醒，当地 人束手无策。恰好赶上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的高纪蓉医生与丈夫张振国医生 在此支边。高纪蓉采用从天津带来的一种类似浅层次催眠的疗法实施治疗，这种方法在天津已经应用，但在当地却很 稀奇。五六天过去，孩子逐渐痊愈，一家人感激不已。孩子的父亲从此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梁二六，以纪念 “6·26”指示，感谢“天津医生”的 救命之恩。图为张振国、高纪蓉医生晚年在天津的生活照。从广西带回的小凳 子，他们一直使用至今。
灵川县潭下公社卫生院的“天津医生”赵元弟给当地病人治病，提供上门诊疗 服务
天津支边医生在广西
左图：在巴马瑶族自治县所略公社，“天津医生”王松善常常深入壮乡瑶寨开展诊 疗，成为当地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右图：“医不叩门”的旧俗被打破，马振汉等“天津医生”下乡到东兰县武篆公社巴学大队为广大群众送医上门
“马驮医院”
广西百色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地处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这里曾经活跃着一支由“天津医生”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组成的马帮巡回医疗队，人称“马驮医院”。把医院办到群众的家门口，这一模式成为当时破解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难题的行业典范。
马帮巡回医疗队，人称“马驮医院”。“马驮”是行走的小药库，遇到病人，展开就是手术床，可以就地抢救和医治，便于山区巡回医疗
“马驮医院”所在的德峨公社，海拔大都在1600米左右，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高寒多雨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有一次闹瘟疫，一个12户68人的苗族村寨8天就死了61 人，造成“田地尽丢荒，村庄变坟场”的悲惨景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全公社15个大队有各族人民32000多人，散居在方圆200多里的山沟里。“天津医生”在一次巡回医疗中，发现一名昏迷了两天的病孩，需要立即进行输液抢救。但是，当时医疗队并未携带器械和液体，只能做一些简单处置，最后孩子虽脱了险，但也留下了后遗症。
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天津医生”顾忠会与妻子杨兴蓉联想起“战地医院”的经历，萌发了建立“马驮医院”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马驮”是行走的小药库，遇到病人，展开就是手术床，可以就地抢救和医治，便于山区巡回医疗。
每到达一个村寨，“马驮医院”都可以临时设置医疗点，是乡村家庭病床的早期尝试
“马驮医院”的医生为山区儿童打预防针
建基层打基础
医疗体系的基层建设不仅需要设备、人才的支持，更需要医疗卫生机制体制的支撑。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疫病横行，许多农民因病致贫的情形，国家创立了适合当时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20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推向高潮。“天津医生”的到来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广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使广西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当时广西不少卫生院缺乏X光机，有的医院虽购置了机器，但是因为无人会操作而被闲置，无法开展外科手术。“天津医生”到来后，设法推动广西卫生部门购买X光机配发给基层卫生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在“天津医生”的主持和指导下，广西不少卫生院已经能做中大型手术。城市医院也开展了断肢、断指再植手术，骨关节矫形，各类癌瘤的切除术。
当年，永福县、灵山县和玉林县蒲塘公社、都安瑶族自治县都阳公社的合作医疗办得较早，巩固较好。永福县1970年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超过 90%，且以公社办、社队联办为主，其中天津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虽然与当地群众语言沟通不畅，但仍参加当地医务人员的下乡行动，动员农民加入合作医疗，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乡村驻队，与乡村赤脚医生一起工作。借助发展壮大的医疗技术力量，广西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一个广泛的基层医疗卫生网络。
改善“缺医少药”局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少、边、山、穷地区，各项基础都非常薄弱。“天津医生”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因地制宜，土法上马。没有手术室，他们自己修建；没有手术床，就用木板搭建；没有氧气，就自己造；药品不足，就办起土药厂自己制。
当时广西不少公社（镇）卫生院门诊部和病房都极小，公社卫生院经常人满为患。在津桂两地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广西许多卫生院采取“三个一点”（自治区、县、本单位各出一点）的办法集资搞基建，扩大卫生院规模，除开设门诊外，还增设留医病房，使各科设备和专业人员逐步配套起来，有些手术不用翻山越岭到城里去做了。不少卫生院已经能开展X线摄片，肝功能、心电图检查；外科可进行胃大部分切除手术；妇产科可做剖宫产及治疗宫外孕，计划生育手术；五官科可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倒睫手术、鼻息肉手术。除此以外，很多卫生院还可自制大型输液、普通注射剂、糖衣片剂。
上级的指导与谋划，在基层实践的层面得到统一与落实。“天津医生”在中草药应用上很快结出了硕果。
在柳州地区黄茆公社，“天津医生”于洪铎和同事利用当地的草药，自己动手，很快制成板蓝根颗粒、饮片，效益明显。
在桂林地区兴安县，信天成医生和妻子易浚华建立制药厂，带领当地年轻的制药工作者利用当地的中草药，生产出鱼腥草等十几种中草药制剂，得到市场的认可。
在桂林地区永福县，王明义医生和同事研发的罗汉果冲剂顺利走出国门，为当地赚取了第一笔外汇。
（摘自《天津支边医生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编，漓江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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