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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马营苦战龙泉山隧洞工程
胡云甫 口述 *学谦吴** 整理
说起东灌工程，让我想起了奋战在龙泉山隧洞的日子，想起了昔日的领导和民工们，还想起了我“胡司令”外号的来历。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分任务，领到一块硬骨头
龙泉山灌区工程1970年2月正式破土动工，全县征召十万民工奔赴东灌战场。当时我三十六七岁，正是吃铁吐火的年纪，可能这个原因，简阳县革委指名道姓，养马区由我这个区长挂帅。
当时东灌工程采用部队建制，区一级为营，公社为连，大队为排。我们养马区，我任营教导员，是全区东灌工地上的一把手；营长万维水，区委委员，时任周家公社*党**委书记；副营长殷开邦，时任三元乡乡长；副营长李治清，养马区供销社主任。营部设在当时的五指乡郭家沟，除营部四位领导，还配有办公室主任和几名工作人员。
当时我们营有1600多人，下辖十来个连，有几个连负责开石厂，打条石，供东灌工程筑坝、堡坎用；还组建了抬工连、架车连等。东灌工程中，最难啃的是龙泉山隧洞。为了打通6000多米长的引水隧洞，全县安排了6个营共上千人打隧洞。根据县指挥部安排，养马区负责三号井，我们营就编号为三营，任务是开挖斜井286米，隧道掘进896米（最初任务是896米，后来在实际中有增加，最终我营完成了1380多米）。
我们的三号井，开挖的是隧道的中部。因为是分段施工，中间的几个营都是从山顶向下挖洞，到了隧洞中线才往隧洞进出口两个方向掘进。我们营的斜井是最深的。地下近300米的隧洞内，空气浑浊，氧气稀薄，光照又暗，偏偏我们营的那段隧洞又全是坚硬的岩石，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领了军令，再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也坚决啃下来。我召集营部领导商议：从全区民工中，挑选敢死队！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地挑，专挑那些年轻力壮、肯吃苦的棒小伙子，很快挑了100来号人，组建了隧洞连。我把这批人分为三个排，三班倒，每班8小时，不分昼夜连轴转；为了加快掘洞的进度，营部四名领导，除了分管后勤的副营长李治清，我和营长万维水、副营长殷开邦每人带一个排。我们带班时，都坚持在一线和民工同劳动。
除了坚持带班，东灌指挥部那时的会议也多，回到营指挥部，我们几个也经常开会，加班加点，商讨工作方法，解决下面各连提出的困难，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军心，协调后勤物资，时常下到各连检查工作，常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用万维水营长的话说：忙得毛辫子不沾背，打屁都不成块数了！
那时技术手段落后，最初全是用钢钎、二锤、錾子、手锤等，一锤子一锤子的敲，掘进速度可想而知，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干，一天最多也就掘进一米。后来铁二局支援，有了电钻，掘进速度稍快一点。
县指挥部为了抢进度，每半个月通报一次各营隧洞掘进情况。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我营的进度基本在各营中吆鸭儿（倒数第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整得我这个教导员灰头土脸的，下面的同志也抬不起头。
民工编制箢篼（陈玉岗供图）
狗肉汤，夏部长激我抢进度
夏光作时任简阳县武装部长、东灌工程军宣队队长、东灌工程指挥部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因为民兵训练，我们早就成了朋友。
到了东灌，夏部长喜欢吃小狗肉炖汤。十天半月就请指挥部负责后勤的老李，上街采购物品时顺便帮忙买一只小狗回来。我们营部离夏部长的指挥部也就一里多路，夏部长也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时常让我也开开荤。一次，酒酣耳热，夏部长军人习惯，嗓门洪亮地笑道：“你胡云甫带领1000多号人，比《沙家浜》中的胡传魁胡司令还牛，这郭家沟就是条夹皮沟，你就是这儿的胡司令了！”众人一起哄，这以后大家都叫我胡司令了。以致于东灌工程之后很多年，县上的领导和各局领导，见面仍戏称我“胡司令”。
夏光作（陈永乾供图）
一天晚上，我从隧洞带班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刚想躺在单人床上休息一下，办公室主任风急火燎地跑来说夏部长都打几次电话来了，估计又是请你喝狗肉汤。想到要打牙祭了，我清口水直流，急忙朝夏部长那儿赶去。
果然，煤油灯下，两碗热气腾腾的狗肉汤已经端上了桌，上面漂着几粒葱花，香气四溢，还倒了一碗酒。夏部长端起酒碗，严肃地对我说：“胡司令，想喝我的小狗肉汤，得有个条件了！以后每半个月的掘进进度，你能超过其他五个营，我就请你喝小狗肉汤，不然你就吃不成哈！”
回到营部，我和营长、副营长几个人连更晓夜想办法，看如何摆脱每次吆鸭儿的窘境。
首先是领导带好头。我打二锤不在行，就干出渣的工作，一二十个人，把石渣装进斗车，到斜井处用卷扬机将斗车吊到近300米高的地面，由上面的人推到离井口一里多远的指定地点倾倒。我们营三个领导，以前是每个人带一个排，每班工作8小时，现在是除了睡觉和其他临时有事，全都呆在隧洞中。
副营长殷开邦，年纪比我们要大得多，长期高负荷劳动，曾经多次晕倒在洞里。每次晕倒，民工将他背扶到洞口，吸点新鲜空气，苏醒了又回到洞中，和大家一起战斗。我曾对他说：“干脆你就在井上，洞子中你遭不住，再说井上也需要人推斗车倒石渣嘛！”殷开邦坚定地说：“领导带班，就是要带头吃苦，不是喊领导梭边边！”体质较弱的民工，因缺氧而晕倒在洞中的事，也经常发生。
我们还树立学习标杆。三排长李大汉，周家公社人，30多岁，膀大腰圆，声如洪钟。据说他在生产队劳动时，都是用的长扦担，粪水都担双的。他打二锤，上下翻飞，又准又快，力道又大。在他带领下，三排每天的进度都比其他两个排快。我们在井口竖了块黑板，每天比进度，大家都争先恐后，第一名就插红旗。虽然没有其他物质奖励，但谁也不服输，每个排都铆足干劲往前赶。
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赶进度。打隧洞的两年时间，我从没有专门请假回过家，只是偶尔在简城或者回养马开会，抽空回家看一下。节假日包括过年，我和民工战士们都在工地上，而且越到节假日，任务越高，劳动强度越大，自上而下，都要创高产，放卫星。
岩石太硬，我们的进度始终比不过其他几个营，所以，有半年多时间我都没有吃成夏部长的小狗肉汤。一次，夏部长亲自到隧洞来检查，看了我们的干劲和岩石硬度，动情地握着我的手说：“算了胡司令，你们三营啃的是硬骨头，你是努了力的，以后你还是可以吃我的小狗肉汤！”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民工在龙泉山隧洞施工中出渣（成都市东部新区水务监管事务中心供图）
查三营，陈指挥长 “失踪”
当时陈启霖是东灌建设的指挥长。在隧洞掘进的两年时间里，我亲眼所见，他除了开会、接待客人、协调各方事务外，基本上每天都是从一营到六营，再从六营到一营，来回不停地在各个隧洞现场，深入洞中检查施工和安全。
1971年4月的一天下午快六点了，陈指挥长一个人从四营翻山越岭，来到我们三营。当时我见他太劳累了，就说：“陈指挥长，我刚从隧洞出来，里面一切正常，这次你就不下井了！”陈指挥长一定要坚持下到隧洞。我们那儿井口到隧洞，下井就有286米，往掘进方向走还有几百米。因为刚放了炮，下面空气污浊，照明亮度又不够，黑咕隆咚的，还弥漫着*药火**的刺鼻气味，我再次劝陈指挥长回去。陈指挥长执意坚持走到掘进的工作面，向当班工作的二排排长详细了解掘进情况，叮嘱大家注意安全，勉励大家力争早日全线贯通！
从井底出来，天已擦黑。我们的驻地有个小市场，有一二十间街面房，有一两家卖吃的。我叫副营长李治清，到小街上，买一盆羊肉汤回来。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酒拿出来，我和陈指挥长以前曾经共事相好，现在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他“*革文**”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挨了两年的批斗，还关了牛棚。当时有句话很盛行——“靠边站，上东灌”，他当时政治帽子还没摘，既要拼命工作，又不免内心苦闷。我们你敬我一杯，我劝你一碗，可能太过劳累，几杯下肚，他有些醉了。于是我就把他扶到我床上休息。
当夜夏部长发现指挥长一夜没回指挥部，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指挥长失踪了那还了得！他四处打电话询问各营，得知指挥长是昨日下午从四营到的三营，而又没有到一营和二营，于是夏部长断定指挥长在三营，他立即打电话到三营：“胡司令，指挥长在你那儿吗？”我说：“指挥长昨晚在我这儿呢，放心，在我床上睡得正香呢！”
陈指挥长和夏部长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分到我们三营的铁二局技术员最多。1970年12月威远红卫煤矿三名技术工人支援东灌，也全部分给了我们。工程后期，陈指挥长还动员其他几个营，每个营支持我们一台电钻。有了这些有力的支持，我们和省二队相向掘进，于1972年4月26日晚6点过，终于打通了整个隧洞中最后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与另一侧的三营（三岔）一起，见证了全面打通龙泉山的重要时刻。
识大体，儿子牺牲老子上
龙泉山引水隧洞工程，由于土法上马，技术落后，缺乏安全设施，所以时有事故发生，轻则见血，中则致残，重则死亡。
197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井下帮着装石渣。一起劳动的一个小伙子，周家公社的人，叫王道作，时年21岁。小伙子眉清目秀，腼腆但干活很勤快。我问他：“这么帅气的小伙子，耍朋友没得哟？”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那儿条件差，怕不好耍女朋友哟！”我鼓励他说：“只要引来都江堰的水，以后粮食丰产，天天白米干饭，这么帅的小伙子，哪有耍不到女朋友的！”他点点头，轻声说：“就是，胡司令，两下打通隧洞就好了。”
快到下午5点，我们装好一斗车碎石块，几个人将斗车往斜井处推，只留下王道作一个人继续往另一辆空斗车装。当我们推着空斗车返回时，触目惊心的一幕发生了：王道作正弯腰抱地上的石块，隧洞顶上一块上百斤重的石头，裹挟着一些小石块，毫无征兆地瞬间坠落下来，正砸在他的肩部和头上。王道作顿时血肉模糊，被石头死死地压住。我们几个急忙用手刨，一点点清理掉稍小些的碎石，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抬起那块大石头，将他扶正，我一看，脑浆都迸裂了，早没了呼吸。刚才还活鲜鲜的大小伙子，瞬间就阴阳两隔，众人的内心都万分悲痛。
我立即向指挥部报告。陈启霖指挥长亲自来到现场，马上安排指挥部的吉普车，前往周家公社，将王道作的亲人接到工地上来一起处理后事。
我这时才从工友口中得知，王道作是家中的独子，他还有一个姐姐。我深知农村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心想解决这个善后怕是很麻烦哟！
吃晚饭的时候，王道作的父亲和姐姐来了。父亲王大廷，50多岁的年纪，陈指挥长和我，都竭力安慰他，表示我们一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王家的困难。王大廷明事理，识大体，认为儿子是为全县人民的引水工程而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自己虽然悲伤，但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儿子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他表示愿意顶上去，直到引水成功！
几天后，在王道作的追悼会上，王大廷泪如雨下，悲痛万分，却走向前台，大声说道：“我的娃儿牺牲了，我这个老汉来顶替！”
我跟陈指挥长汇报：“毕竟王大廷50多了，再加上这段时间悲伤过度，虽然决心可嘉，但我们还是应该给予照顾！”陈指挥长很同意我的看法，马上安排王大廷到指挥部招待所做些较为轻松的活儿。
龙泉山隧洞掘进与安砌同步推进，图为民工在安砌完成的隧洞中运送渣石（成都东部新区水务监管事务中心供图）
我命大，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在东灌建设的几年中，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我在隧洞带班，掘进组在前头打洞，我们在后方装运掘进时敲落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我当时正双手抱起一坨四五十斤的石块，本想抛向斗车里，突然感觉肚内空虚，力不从心，我只得抱起石块往斗车方向跨了一步，就在这一瞬间，顶棚突然塌方，一块巨石恰巧落在我刚才站的地方！
第二次更险。那天我到隧洞检查完毕后出洞，从斜井往上向井口爬去。斜井近300米深，站在井底，感觉就巴掌大个天，初次下井的人，不要说工作，就站在那儿，都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刚往上爬了三四十米，忽听得钢轨吱吱作响，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我身前呼啸而过，顿时感觉肩膀一阵剧痛，好像被锋利的钢刀劈了一下，鲜血直流。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撞击声，烟尘四起，几乎弥漫了整个隧洞，要不是我抓得紧，就把我震落到井底了。我惊魂未定，往上爬的力量都没有了，只得顺着梯子慢慢退回到洞底。等烟尘散去，我才看清刚才坠落的是两辆满载石块的大铁斗车。每辆斗车少说都有千斤重，从那么高的上端落下来，要是被砸中，一定会被砸成肉酱！这时，井口的同志们已经下来了，我才知道是装运石块的斗车，都快到井口了，因负荷过重，挂钩断裂后坠落。大家仔细地替我检查了一遍，好在我只是衣袖被划破，肩膀被划出一道口子。
隧洞全线贯通后，我被调到指挥部办公室工作。1972年9月的一天，我乘坐指挥部的吉普车，路经三大湾。那里山高林密，坡势陡峭，一条机耕道从半山腰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贾家场。我们乘坐的吉普车爬了半天坡，终于到达山顶。由于那段时间雨水多，道路泥泞不堪，车辆在泥地里打滑，眼见着就要滑向山崖。道路下面十多米深的地方，是一块刚放了水的稻田，司机猛一打方向盘，车头直接朝下边的稻田冲去，随着一声巨响，只觉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后来清醒了，夏部长对我说：“胡司令好福气呀，回回都能遇难呈祥！”原来吉普车冲下山后，笔直地冲向稻田，两个前轮深深地陷在泥巴里，车头都陷进泥里一米深。幸亏了那稻田，照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倒旱田，泥巴既没干透，还很有黏性，就像撞向了橡皮泥一般，不然即使不摔死，也会撞成脑震荡；更亏了倒旱田把车轮和车头牢牢地裹住了，不然冲出十来米宽的稻田，外面可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车子冲下去，都会摔得粉身碎骨哟！
后来听陈指挥长说，当时我和司机撞晕在车内，鲜血染红了衣衫。正在不远处干活的农民，急忙用锄头和棍棒撬开了已经弯曲变形的车门。见我们昏迷不醒，又急忙去附近的农民家取来门板，生产队的人把我和司机抬到最近的农家。同时派一个小伙，飞奔到乡上，电话告知县里，当时指挥部的领导们正在县里开会。得到通知，陈指挥长当即率县人民医院救护车，还有公安局两名警官，火速赶到现场，把我和司机接回县医院。医院早已安排了最好的医生等候着，经检查，我是皮肉和软组织严重损伤，经过月余治疗，就痊愈了。
一晃过了耄耋之年。当年十多位营教导员，我成了其中唯一健在者。青山依旧，流水长流，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东灌的建设者！
本文口述者：胡云甫，曾任养马区区长，物资局书记、局长，农机局局长兼简阳机械厂*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