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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国的另一项研究中发现沙门氏菌对氯霉素、氨苄西林、四环素、链霉素、万古霉素、红霉素和美罗培南产生耐药性，并且对头孢曲松100%敏感。

在弗吉尼亚州东岸的番茄地分离到了野鸟粪便中的沙门氏菌，虽然采集的几个样本在采集时严重干燥，但还是检测到了沙门氏菌。

这一结果表明某些沙门氏菌血清型可能对高温和干燥等极端天气条件有抵抗力，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下生存。

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在水禽和野生猛禽中检测到了耐药性沙门氏菌，并对红霉素和四环素表现出耐药性。

随着耐药性沙门氏菌在野生鸟类中越来越多被发现，阐明人类和鸟类感染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与人类感染非食源性沙门氏菌病相关的潜在生态相互作用。

空肠弯曲菌被认为是导致全球人类食源性胃肠炎的主要病原体，常见于肉鸡的胃肠道，是世界上常见的引起细菌性肠胃炎的病原体之一，其症状包括水样腹泻、腹部不适、头痛和发热等。

此外，感染空肠弯曲菌较严重的，可能会引起吉兰-巴雷综合征、反应性关节炎和肠应激综合征等疾病。

野生鸟类被认为是许多种肠杆菌科细菌的宿主，其中就包括发生在其消化道的弯曲菌属细菌。

丹麦的野生鸟类携带的空肠弯曲菌与当地农场相关，与那些在比农场更远的地方觅食或在空中狩猎的野生鸟类相比，在靠近农场的地面上觅食的野生鸟类更容易携带弯曲菌。

其中以画眉和麻雀为主，它们是丹麦携带空肠弯曲菌的主要野生鸟类。

这与在瑞典的研究发现一致，鸻鹬类、鹡鸰、紫翅椋鸟和画眉中弯曲菌属的患病率最高。

Cody A J等发现在英国牛津郡地区，野鸟空肠弯曲菌菌株是当地人类感染弯曲菌病的来源之一，这表明野鸟宿主和人类之间存在一些更模糊的流行病学途径。

在2006年从葡萄牙的野生动物中分离出产生ESBL的大肠埃希氏菌的第1份报告以来，接着在突尼斯、美国、德国和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也报告了产生ESBLs的野生动物起源的肠杆菌科。

迄今为止，已发现至少有80种野生动物物种是产生ESBL的肠杆菌科的携带者，其中大多数是野生鸟类。

blaCTX-M家族是野生动物中发现的最普遍的产生ESBL的肠杆菌科类型。

blaCTX-M-1和 blaCTX-M-15是最常见的ESBL基因。

blaCTX-M-15是迄今为止非洲唯一报道的blaCTX-M型β-内酰胺酶，也是孟加拉国报道的最常见的CTX-M型酶。

在加拿大和美国，blaCTX-M-14占主导地位，其次是blaCTX-M-15。

除了blaCTX-M型，Dolejska M等[31]对来自澳大利亚5个殖民岛屿的澳洲银鸥肛拭子样本研究中发现携带blaIMP-4、blaIMP-38或blaIMP-26基因的大肠埃希氏菌。

之前黏菌素耐药性涉及染色体突变，但从未报道过通过水平基因转移。

但在2015年中国的一项试验中发现大肠埃希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显著增加，且报道了肠杆菌科中第1个质粒介导的多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mobile colistin resistance ，MCR)，而MCR-1的出现揭示了最后一组抗菌药物多黏菌素通过质粒介导的耐药的突破，接着在泰国从家燕中分离出了携带MCR-1抗性基因的大肠埃希氏菌。

在埃及，研究人员通过收集用捕鸟器捕捉冬季迁徙的野生鸟类和候鸟的粪便拭子，通过分离与鉴定，发现共采集的140只野鸟均携带肠杆菌，如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产酸克雷伯氏菌以及铜绿假单胞菌等，而在从这些野鸟身上分离到的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中均检测到了MCR基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MCR-1基因的来源追踪与人类活动和运动密切相关，但很少考虑该基因在环境中的传播，更少考虑候鸟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为了确定野生鸟类、水源和人类之间的相关性，埃及研究人员利用从水源分离的MCR-1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通过分析得出MCR-1基因序列与水源分离株和野禽分离株同源性100%，与人分离株无同源性。

这一发现表明该基因在两个来源之间的传播，而野生鸟类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可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鸟类因长途迁徙可能导致携带MCR-1的耐药细菌在全球传播，因此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在人类和兽医疾病控制和预防中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抗击耐药性细菌的斗争中，迫切需要全球协同行动。

环境在耐药性细菌的出现和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促进这种发展的机制和因素目前尚未阐明。

环境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机制包括内在机制和获得性机制，而获得性的耐药机制指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获取的耐药性，这是耐药基因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耐药污染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化合物特异性的外排泵、修饰靶点或抗菌药物分子的酶。

微生物可以通过转移元件(质粒、整合子、转座子、噬菌体等)介导的水平基因转移会加速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传播，而且质粒及整合子IntlⅠ在耐药基因的水平转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经确定了质粒介导的可转移喹诺酮类药物抗性决定因素有3种类型，包括Qnr型五肽蛋白(QnrA、QnrB、QnrC和QnrS)保护DNA促旋酶不与喹诺酮类药物结合；AAC(6′)-Ib-cr氨基糖苷类乙酰转移酶可以乙酰化喹诺酮类上的哌嗪环上的氨基酸，使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失去抗菌作用；以及QepA蛋白，一种能够挤出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和恩诺沙星的外排泵。

并且在Picão R C等的研究中发现，环境气单胞菌中存在质粒编码的Qnr基因。

由于这些基因在水媒细菌中是染色体编码的，它们在基因转移元件中的整合可能是水产养殖中使用喹诺酮类药物的结果，可能是将其转移到人类病原体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理位置遥远的地区发现了含有相同Qnr基因的同一质粒，这表明一旦抗菌药物抗性基因整合到基因转移元件中，它们就有更好的传播机会，并最终留在细菌群中。

Yuan Y等从中国3个不同河流流域的候鸟中采集了1 387份样本(粪便样本、泄殖腔拭子或咽喉拭子)，结果发现，南方分离株的耐药率高于北方分离株。

从黄河流域分离的菌株对四环素最具耐药性，其次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这些结果与之前关于黄河流域和沿海城市饮用水中抗菌药物含量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候鸟携带的耐多药细菌与盆地中的抗菌药物含量密切相关，这证实候鸟携带的耐多药细菌可能是从环境中获得的。

抗菌药物抗性基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也就是致病菌携带抗菌药物抗性基因之后，用抗菌药物治疗时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这将使人们在未来面对细菌性或真菌性的疾病感染时无药可用。

那么是否所有环境中的抗菌药物抗性基因都能进入到动物或人类体内，目前尚未可知。

环境中抗菌药物抗性基因再多，如果进入不到人类或动物体内，那也就只能是风险，而不是实际的威胁，那么在抗菌药物抗性基因研究中，如果能够评估其向人类共生微生物转移的可能性，将会是对这个领域十分有意义的。

如果不能够评价一个环境体系中抗菌药物抗性基因的真实风险，而只是在强调其传播的可能性、潜在的人类健康风险，那所有环境领域中对于抗菌药物抗性基因的研究都可以说是空中楼阁。

野生鸟类作为耐药细菌的潜在宿主和媒介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人类健康方面。

了解野生鸟类中细菌病原体的传播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模型，用于研究其他疾病病原体在鸟类之间和从鸟类到其他动物的传播。

目前的研究发现，野生鸟类可能是临床相关耐药微生物的储藏库，这让野生鸟类成为监测具有抗菌药物耐药性细菌传播的关键指标，但野生鸟类将细菌病原体及其耐药性传播给另一个宿主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此外，环境在耐药性细菌的出现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应该建立通过使用MLST、基因组学和动物遥测技术的组合来动态监测野生鸟类与环境之间耐药性细菌的传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