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之旅，跋山涉水，每寸土地，都是辛酸——印度农民工的漫漫归乡途饱含苦楚，疫情*锁封**让他们别无他法。
五天里，26岁的农民工拉杰什·乔汉已经走过1000公里的路。身处印度中部、才走了一半回家路途的他，双腿肿胀，水泡灼烧。他在路边随便捡了一块泡沫塑料，用它吸收自己脚底渗出的脓水。
但他没停下脚步，也没法停下。
尽管当时印度确诊人数不到450例，政府还是为了防控疫情，在3月24号宣布全国*锁封**，城市一切活动戛然而止。印度有约一亿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于是无数和乔汉一样的农民工一夜之间丢了工作，没了食物来源，更没有积蓄可以维持生计。
城市已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而且印度大型铁路网也悉数关闭。走投无路之下，他们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走路回家。上千英里的路，也要走回去。
即便有雄心壮志，还是有很多人未能如愿。在一场事故中，16名卧在铁轨上的劳工在睡梦中被飞驰而过的货运火车碾过。不仅车祸带走了这些生命，还有人亡于力竭，死于脱水、甚至生生饿死。这些凋零的生命被当地警察运回到他们的出发点，运回他们当初一心只愿远离的冷漠城市。
乔汉深知各种风险，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去挑战印度严苛的*锁封**律令，5月12号，他开始了从班加罗尔科技中心到北方邦北部一个村庄的长达2000公里的徒步归乡之旅。
他原以为能在大部分的路上搭到便车，然而事与愿违——沿路警察对载货卡车检查甚严，卡车司机们要向搭车者收费，这着实超出乔汉的预算。10天里，他要想方设法躲开警察的关卡设立点，用清茶和饼干充饥，还得忍着两脚的剧痛不停赶路。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趟路”，他说，“它永远伴随伤痛。”
凌晨3点的逃亡
乔汉是在去年12月来到班加罗尔打工的，他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泥瓦匠。
纳加尔位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乔汉的老家就是这里的一个村庄。他在这每天可以赚到250印度卢比（约合23.5元人民币）。要是在班加罗尔，工资双倍。
他和他在另一邦打工的弟弟每个月寄回家14000印度卢比（约合1319元人民币），足够支持11口的大家子，包括乔汉两个年幼的小孩和上了年纪的父母。一家人就住在甘蔗地和麦田之间的茅草屋顶房。乔汉的外甥阿文德·塔库尔在一满印度法定就业年龄14周岁，就和他一起进城打工。
乔汉和他的外甥以及另外9个同乡的农民工决定离开班加罗尔的时候，印度已经*锁封**好几个星期了。一些铁路服务在5月3号恢复了，允许国内出行，但是想要享受这些服务，要走一系列繁琐的审批程序。
外地工被告知，需要在警局注册出行计划。到5月5号，超过21万的人注册成功，允许离开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就是本邦的首都。然而，21万人里也几乎只有1万人能拿到踏上归途的车票，因为列车满座了。
往常来看，乔汉花300卢比（约合28.3元人民币）买48小时最低等车厢的座位就可以回家了，但是疫情期间价格翻了四倍。售票的警局挤满了归家心切的农工，邦警应接不暇，维持秩序之余还被派去售票。
班加罗尔的警察告诉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当日车票售光时，他们用上了警棍来清理人海。乔汉也说：“我们被打好几次了。我们是很穷没错，但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啊。”
一票难求。在警局外面蹲了五天未果后，乔汉和同伴们决定硬生生走着回家，他们甚至不敢把真相告诉各自的亲人。
“我们被打好几次了。我们是很穷没错，
但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啊。”
——来自一个无奈绝望的农民工
乔汉还说：“我爸爸有严重的糖尿病，我身无分文地步行2000公里回家的事情要是被发觉，对他和我妈妈来说无异于惊天霹雳。他们会一直哭到我们到家的一刻，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打算跟家里说，我们在等火车呢。”
轻装上阵，乔汉打包了四件衬衫，一条毛巾，一条床单，还有几瓶矿泉水。他的钱包里也只有可怜的170卢比（约合人民币16元）。
5月12号的凌晨3点，天蒙蒙亮，乔汉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和十个人共享的单间锡棚，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归乡途。
首战告捷，点亮前路
乔汉离开的时候，警察在全城都设立了核验关卡。当局未曾预料到不顾一切的民工如此冲动，还声明有效的注册是提供给“被滞留的人”，而不是务工的外地人。政府禁止未经授权的跨邦出行。
乔汉一群人在城里游走之际，不幸被警察捉住了。警察把他们带回警局，等待农民工的老板来带走他们，老板肯定不希望他的工人跑掉。外地的农民工虽然处在印度劳工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雇主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只管拼命剥削。
到了中午，警察换岗，这群“逃犯”无人值守。“我们赶紧跑出去了，狂奔了两公里，直到感觉安全些。”乔汉描述着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
2020年5月23日的班加罗尔：疫情*锁封**期人山人海，农民工蜂拥在接驳巴士站等待。
一路沿着铁轨，还要避开巡警，他们和其他逃出来的农工一起在夜间活动，在一个凌晨1点，他们进入安得拉邦。
整整46个小时、120公里的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穿过了将遇到的五个邦界的第一个。
饥肠辘辘不止，希望时明时灭
这个由11人组成的徒步团有9部智能手机，而且他们还用谷歌地图来指引方向。地图上闪烁的蓝点可以大致代表路线是否无误。
为了节省电量，一个时段只有一部手机开着，轮流共享定位。能给手机充电的地方也寥寥无几。
他们第一部分的足迹沿着国道44。这是一条长且开阔的马路，把印度切割为两个板块，南起泰米尔纳德邦，北至斯利那加。
志愿者们在国道44上分发食物给民工。
这条大道带他们往海得拉巴，一座人口1千万的城市，将是他们浩浩归途中的第一个重大里程碑。乔汉等人也听说，这里很可能有搭便车的机会，载他们回到心驰神往的故乡。
气温已升至40摄氏度，乔汉大概每小时步行8公里，每隔两个小时，草草休息一次。他打算一天走完110公里。“休息，或者打个盹儿，对我来说是种诱惑，”他说，“但是我们很清楚一旦坐下来，就更起不来了。”
一路上，他们也看到其他和他们一样辛酸的群体，前往贫困的西部各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这些邦为印度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
路上，乔汉说，传统意义上关于种姓和宗教的划分逐渐消弭了，它本是印度农村腹地上根深蒂固的断层线。同行11人虽然来自同村，但涵盖多样的种族。有被认为是上等人的婆罗门和塔库尔，也有“最低等”的查马尔斯。在这趟漫长的归乡之旅中，高低贵贱无关痛痒。
乔汉的拖鞋第二天就穿烂了，大家挤出为数不多的钱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子。
拉杰什·乔汉和朋友们等在路边，希望有好心的卡车司机捎他们越过邦界。
到了第3天，自从离开班加罗尔之后他们就没吃上一顿饱饭了。每个人刚刚开始都有150到300卢比（约合人民币14到28元）。他们也花上100卢比（约合人民币9.4元）买饼干，每天定量配给。乔汉说：“我们必须省着每一分钱，以防万一后面紧急需要。”
询问当地居民躲开警察关卡的路径之后，乔汉一行人直奔北方邦贡达地区，加入了一个前往查蒂斯加尔邦的17人团队。他们为了避开警察放弃走大路，准备走田地和森林。
“每个人都饥肠辘辘。吃块饼干，祭我的五脏庙。真的很饿，但是没有办法啊，得省钱，以备不时之需。”
那天早上8点，他们在国道44的一旁停下来了，心想就休息1个小时。但是大家实在是身心俱疲，睡了8个小时，自动过滤了高速公路的喧闹声和卡车的轰鸣声。
下午四点他们醒来。海得拉巴市距他们400公里之遥，还隔着一条邦界。
穿邦越界，身心俱疲不放弃
拨开重重夜幕，海得拉巴市近在咫尺。第四天上午10点到达库尔诺尔镇，一道关卡堵住了他们的必经之路。乔汉看到，一群民工沿着河道匍匐前行，他跟着这群人——大约3.2公里外，好几百人正在涉水渡河！
乔汉和伙伴犹豫不前，他们不会游泳，最终还是上前了：“男女老少都蹚水过河呢。他们都可以，我们怎么不行了？”
经历一季漫长炎热的夏天，河水只有一米深。乔汉把包举过头顶，他们里面个子最高的人抱着乔汉14岁的外甥。“很怕被水冲走，我们一直告诫自己这是唯一的回家路。这百米冒险可能是我们这一路上最恐怖的事情了吧。”
终于回到公路上之后，卡车司机们要每个人付2500卢比（约合人民币236元）才肯带他们去北方邦。“他们说要是警察抓住我们了司机还得付一大笔钱，不想承担没有回报的风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路，靠双脚自力更生。”乔汉无奈道。
也有人挺善良的。有位老者给他们提供了四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餐，一位卡车司机很同情他们脚上遍布的水泡，载了他们一程，那个司机是在邦界上运大米的。当通往海德巴拉郊区的路上，身心俱疲的十一人在装大米的麻袋之间沉沉睡去。
海得拉巴旧城区，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
他们经过特伦甘纳-马哈拉施特拉邦边境后，时来运转。一个热心的村民带他们到一所学校，在那，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们正为民工提供食物和水。警察到达的时候，有300个以上的民工正在吃东西，场面一度失控。
“他们开始虐打我们，”乔汉回忆道，“说我们不遵守社交距离政策，我们要间隔3米坐着才行。警察们试图驱散人群，叫组织者们别给吃的了。”
*力暴**于事无补，违法者的数量远超执法者。“我们吼回去，还有人推搡着警察，而警察退回他们的吉普车。我们很愤怒，他们（警察）完全不为我们着想，完全不站在人民这一边，不在我们这一边！”
疫情的恐惧蔓延，死亡的阴云笼罩
乔汉在班加罗尔的时候就听说，这场新冠疫情是导致整个印度暂停一切生产生活的罪魁祸首，但他对疫情知之甚少。他5月12号离开的时候，班加罗尔仅确诊186例。走回家的一路上，乔汉毫不顾忌地和周遭交谈，挤在卡车和拖拉机上，同吃同住密切接触。他们完完全全破坏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
关于进城务工者如何影响印度疫情的传播上，数据不多。好几个邦大量的返乡民工被检测阳性，但是没人知道他们是在城里感染的还是路途中接触到病毒的。
截至5月24号，北方邦作为印度最繁华的大邦，已经有80万以上的跨邦民工被隔离了。在超过5万的检测里，有1569人确诊新冠肺炎。乔汉一行人返乡之路的第五天就遭遇了健康危机，就在他们快到印度中心城市那格浦尔的时候。
乔汉的外甥阿文德·塔库尔发烧了。“我有点怕了，”塔库尔说，“我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啊，大人们跟我说兴许我这不是新冠呢？毕竟我刚开始的只是咳嗽，感觉很冷。我只是发热而已吧。他们给我吃了药，感觉好多了。”
对这群人而言，在公路上新冠病毒还是无足轻重的，还有更多更紧急的健康危机：饥饿、缺水、力竭与身体上酸痛。
关于死亡人数，印度官方数据在*锁封**期间还没有公布，但是一批印度学者自发建立数据库，持续追踪当地媒体关于政策影响死亡率的报道。
截至5月24号，该数据库已经统计到667例死亡（未知是否是新冠），其中有244人是返乡途中半路死去的民工：饿死，力竭，以及铁路或者公路事故。“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很害怕新冠肺炎，”乔汉说，“现在我们一心只想回家，至于路上有没得病，就听天由命吧。”
“当离开班加罗尔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命运就交给了上帝。”
奔向魂牵梦萦的故乡吧
印度中部的天空，夜幕沉谧，树影婆娑。百年前这里启发了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抒写出《丛林之书》，如今流离无依的乔汉在夜色下越过了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的边界。 这是地狱之旅的第六天。
在中央邦，白天有拖拉机、巴士和卡车捎他们一程，山坡上的村民提供食物，甚至还拿出一个空油罐让他们清洁身体。
两天之后，一行人终于到达北方邦的边界，故乡所在之邦。家，就在350公里开外的地方了。乔汉激动地说：“忘却了疼痛，我感觉好像已经到家了一样。”当他们经过印度教的圣地Prayagraj时，在这个恒河、亚穆纳河和萨拉斯瓦蒂河的交汇之处，乔汉难得放松，度过一段欢乐时光。
印度教徒们在三流交汇的Prayagraj尽情释放。
融入到狂欢的人海中，乔汉尽情地徜徉在凉爽的河水里，心中祈祷大家能早早到家。
次日，也就是步行第九天，他们抵达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心心念念的家园就在128公里之外。乔汉终于给自己买了一餐饭，还给家里打了电话。他说“我们告诉家人，我们从北方邦坐火车回去，还有一天就能到家啦。”离家越近，人就越疲惫。
第十天，抵达贡达，距他们村仅20公里。塔库尔的身体吃不消了，他倒下的时候脸贴着沥青，大家往他脸上扑水，想让他精神点。不巧的是他们在离家仅3.2公里的地方遇到了警察。太累了，完全没有逃跑的力气，一行人让警察带他们隔离。
终究到家了。
含忧带惧的“家”
行走在印度之脊，连日的伤痕终于损害到身体根本。
乔汉说他十天里掉了20斤的体重，两只脚肿得厉害，14天隔离期间走去学校的澡堂都痛苦万分。
虽然如此，北方邦的隔离措施还是不太到位。5月24号那天，乔汉的家人被准许来探望。
他的孩子们朝他扑来，父子紧紧相拥，乔汉说，那一瞬间他忘记了所有疼和苦。他还被允许到家里看看亲人，并去药房买药，*款贷**来付药钱。看见他们一大家子睡在这茅草屋顶的陋室，乔汉想起自己在班加罗尔拼命工作的情景，为的就是赚钱养家。
祸不单行，5月25号，就在解除隔离刚刚到家的时候，他们11人中30岁的萨尔曼被蛇咬了。去医院的途中，萨尔曼不治而亡。
在印度，每年有超过45000人死于蛇咬。出席萨尔曼葬礼的有200人以上，包括10天同甘共苦回来的乔汉等人，他们原打算继续隔离的。乔汉唏嘘不已，悲痛万分。同时他意识到了村子的贫穷、全家的挨饿和堆积如山的医疗债务意味着他最终不得不回到城市继续打工。
“当我离开班加罗尔的时候，是下定决心永不回头，”他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等上几个星期，看看*锁封**是否放松些，还是要回去工作的。”
（文/芝适，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