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典说
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升、素养的奠定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然而，要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提高课堂教学的境界。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英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结合自己五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一堂课的五个境界”，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和课堂教学境界提升指明了方向，希望能对广大教师有所裨益。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首任主任、教授
不论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每次去上课，心里总要有点什么追求。我把这种追求分成五个境界，或叫五种层次。
这五个境界从低到高是：
第一，起码要充满 信息 （information）；
第二，尽量让信息都是 事实 （facts）；
第三，最好把事实放在一个系统中成为 知识 （knowledge）；
第四，更理想的层次是让知识充满 智慧 （wisdom）；
第五，最理想的境界是把智慧上升到 哲学 （philosophy）。
第一境界
充满信息
老师上课起码要有信息。
看上去这个要求过于简单了。其实不尽然。真的有的老师上课，前 20-30 分钟是胡扯。
前几年，有位老师每次上课先讲几个文化大革命的小故事：某某写了什么大字报，某某被*卫兵红**揪出来了。他讲得眉飞色舞，学生们却不胜其烦。
另一位老师每次上课都用 20 分钟讲自己写了什么什么文章，搞了什么什么科研，自吹他是中国搞认知语言学的第一人。
还有一位*法讲**律的老师每次上课都要接手机一两次，一接就是十几分钟；开始回来还向学生道个歉（“不好意思，案子太大了，几十万呀 !”）, 后来就理所应当了。
这些人的课上，信息量很小，他们在浪费学生的时间，等于“杀生”。 他们的信息无异于“八卦信息”（某某明星嫁入豪门，到外国生子，母子首次曝光）。他们是“学术混混”，迟早学生会认识到他们是“盗窃别人生命的罪犯”。
我相信教学大纲上规定的内容都是有用信息。如果老师想加些课外内容或举个例子，也应该是有根有据的信息。
比如，“动物世界”栏目上说，美国有一种蝉，幼虫在地下生活 17 年，然后某天晚上在 4000 平方米的地面上，忽然有数百万只蝉同时从地下钻出来，场面十分壮观。
非洲有种松果蜥，雌雄每年定期约会，交配生子，厮守 20 多年；他们行动缓慢，常被汽车压死；一个死了，另一个为其守丧五六天，像是在哀悼他。
“泰德”报告（www.ted.com）中，某位演讲者说美国新闻中国际消息很少，仅占 1%。她统计了 2007 年 2 月份的各大媒体的报道。
当时朝鲜正在拆除*设施核**，印尼正在遭受洪水袭击，巴黎环境大会出炉的IPCC 报告正在大谈温室效应。而美国的国内新闻占了 79%，剩下的 21%大部分是关于伊拉克的；关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新闻不到 1%。而国内新闻中，占绝对篇幅的是美女艺人安娜·尼可尔·史密斯之死。所以，美国人对世界了解很少。
像以上这样的信息，就不是那么“八卦”。
第二境界
尽量让信息都是事实
信息有真有假。 在课堂上提供的最好是真的。这是第二个层次。
常言道，“眼见为实”。但我们课上讲的东西不可能都是我们见过的。再者，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光、电、热、地球引力等都不易看到。
不过， 我们可尽量采用来源可靠的信息 ，如正规出版社、正规媒体，特别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用科研人员的文章或演说。
如，斯宾塞·威尔士是用基因来研究人类进化历史的科学家。他试图收集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用基因信息中的异同来画出全人类的“家谱”。
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工程，但是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操作的。
人类基因组有两种染色体，共 30 亿个核苷酸。一个细胞里的基因排列起来约有两米长；全身的基因排列起来的长度可从地球到月球来回几千次。基因组的信息量是个天文数字。它包含了人类进化过程的全部信息，记载着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编码或程序。
不过，人的基因组与其他动物的基因组差别很小。据说，我们与耗子才差 2-3%。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到千分之一。
正是因为基因编码如此复杂，我们在遗传中出现小小偏差是很容易的。小偏差经过几十代、几百代之后就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调查出这些差异，就能画出“人类家谱”。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讲这种知识比传播“神医”们的“长茄子、绿豆、白萝卜治百病”或用芒硝强行“脱水”可治病要有用得多。
为人师者，要有自己的基本判断。
不向学生推荐《学习方法革命》之类的书，更不信读了它能获诺贝尔奖的鬼话。作者若有获此大奖的方法，他为何不去拿奖而落到编书骗钱的下场？
只有*子骗**们才推荐“三个月过英语口语关”之类的学习班； 英语专家都是告诫学生多听多练。
第三境界
把事实放在系统中成为知识
第三层次是把事实放在一个框架里，用一种理论串起来，把零散的事实组成体系，就成了知识。能上升到这个层次的老师就算合格了。
我国学校开的课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知识领域，不同的是中学的是入门性的，大学的更深些，研究生的到了学科前沿。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外语老师要学会用无懈可击的外语和丰富的百科知识去征服学生。
外语要好自然不在话下。但我们外语出身的人有先天不足，就是缺少百科知识。 我们的课有时不受学生欢迎，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除了会讲语法，没有什么启迪人家智慧的言语内容。
语言是文化和知识的承载体 ；人是智能动物。在基本生理要求满足后，人的智能要求十分强烈。我们用“大白话”英语（如 The dog is chasing the cat）对付学生，是对他们智力的*辱侮**。
原来我们擅长用外语讲文学、语言学、翻译、外国文化等，这就是专业知识课。现在时代变了，有人能用外语开新闻课、法学课、经贸课；今后还应有人能用外语开出更多的理工类的课程。首先会按 12 大学科门类开设英语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然后再细化到一级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光学、力学、材料科学、电学、海洋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这就是所谓的专门用途外语。
我预料，几年之内， 大学英语老师的职业发展方向是走专门用途英语（ESP）的道路。
中学英语水平提高了，大学里还教普通英语就难以为续了。老师们也不用担心，只要你的英语好，开出一门专业课来并不难。从此你就有专业方向了；从此你就可以在语境中教语言了；从此学生也会更喜欢你的课了。
此外， 外语老师最好掌握一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理论知识 ，不是为了给学生讲授应用语言学，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指导。
学生问老师“为何这样教”时，老师千万别说“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我的。”这种回答太不专业，没学问，让学生没信心，甚至瞧不起你。
如果你懂些外语教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就任何一个问题都能给出有根有据、引经据典的答复，学生定会信服你，配合你，课堂上的学习气氛会大大改善。
总之， 外语老师要做知识人、文化人，不能除了外语啥都不懂。 这既是语言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想想：美国大街上懂英语的人多得是，都能教大学吗？）
第四境界
让知识充满智慧
第四，如果外语老师能再上一个台阶，就更好了。那就是让课堂充满智慧。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过：“智慧胜于知识。” 如果说知识回答“是什么”，智慧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知识是“授予鱼”，智慧则是“授予渔”。
牛顿见到苹果往下掉，于是发问“为什么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为什么它不斜着下落或飞到天上？”于是开始了万有引力的研究。这就是智慧。
再如，乔姆斯基发现，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很容易被讨好）和 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随时都想讨好别人）结构完全相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是谁规定形容词变化使主语和宾语的关系发生那么大变化？小孩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些语言知识是与生俱来的？
乔氏就是根据这些人人都熟知的现象提出了语言先天论，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智慧。
△ 美国语言学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
19 世纪丹麦历史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发现音变的定律，也是智慧的火花。情况是：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高地德语的音变中出现了极不规则现象。
有人认为其中必有原因。
一天，维尔纳正读一本书，突然注意到梵语的“父亲”和“兄弟”上的重音符号，一个在 t 之前，一个在 t 之后。他立刻发现，这一前一后就是引起音变差异的根本原因。结果他总结出了一个干干净净的规律：每当重音落在词根音节上，印欧语的 p,t,k 就变成日耳曼语的 f,θ,x；每当重音落到其他音节上，它们在日耳曼语种就变成 b,d,g。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维尔纳定律”。
△ 语言学中的“维尔纳定律”
格式塔心理学家卡尔·顿克（Karl Duncker）设计过一项巧妙的认知测试：
谁能用“一盒火柴”和“一盒图钉”把一枚燃烧的蜡烛固定到墙上，还不让融化的蜡掉到下面的桌子上。
（答案是：把燃烧着的蜡烛放在盛图钉的盒子上，再把盒子钉到墙上。）
△ 研究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的“蜡烛实验”
实践证明，许多人做不出。但是如果说，用“一盒火柴”、“一个盒子”和“几个图钉”去完成，马上就容易多了。它证明了语言和认知的紧密关系。
另外，如果说，第一个做出实验的人会得到 50 美元，结果平均所用时间会增加 2-3 分钟。这里说明，在智力活动中，物质刺激往往起反作用。设计者太有智慧了。
爱迪生说过：“智慧的可靠标志就是能够在平凡中发现奇迹。”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多了，知识的来源和可及性大大增加，所以知识本身变得廉价了。反倒是 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知识讲的是定律、原理、学说等，智慧则告诉我们原理、定律是如何提出的。那些伟大头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敢肯定地说，应试教育中智慧很少，四项选择测试中智慧可能等于零。天天喊着要培养出大师级人物，可是天天用测试扼杀学生的智慧，言行不一呀。
第五境界
把智慧上升到哲学
第五，最理想的老师是讲课时充满哲学真知灼见的老师。
哲学是大智慧；“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慧”。很难给哲学下个好定义。有人说，哲学就是历代哲学家们的各种观点和论述。也有人说，哲学是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根本问题所做的探究和反思，包括像“真”“善”“美”“自由”“正义”等概念。
哲学就是思辨。
我们讲不出多大的理论，但告诉学生打开思路是有益的。有句名言：“大脑就像降落伞，打开时最有效。”
哲学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本体论、认识论、方*论法**。
本体论关心到底存在什么；是物质（肉体）还是意识（灵魂）。一元论承认只存在其中之一，二元论承认二者都存在。
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则认为有三种存在，他称三个世界：
物质的、心理的、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语言；传说、故事与宗教神话；科学猜想或理论以及数学建构；歌曲和交响曲；绘画和雕塑等）。
认识论问：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是认为知识来自后天的感官经验，还是通过理性思维获得正确知识，即经验论与理性论的区别。
方*论法**常说只有归纳法和演绎法，其实还有证实与证伪。
证实曾时髦多年，后被波普尔批判了。证伪是波普尔的一大贡献。他说经验论是又缺欠的。
你见过100只天鹅是白的，不可以讲世上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你是无法穷尽其例证的。而只要有一只是黑的或黑白的，即可*翻推**白天鹅理论。
证伪主义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 如果坚持实证主义，一旦出现与理论相悖的经验，人们便会做出特殊的设定让理论能满足经验。这样的设定往往极不科学。
△ 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证伪主义使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时刻准备修正。 乍一看，这番话离我们甚远。其实不然。
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与本体论、认识论、方*论法**打交道。
例如，常有老师写道，“我教英语40年了，口语就应该这么教。我的某某学生给中央领导当翻译，某某学生……。”
这就是典型的瘸腿的实证主义。 你把教龄说得越长，分母越大，成*学功**习者比率就越小。
再如，语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语言（不包括文字）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之中。它独立于个人，个人不可创造它，也不能改变它。它很像一种社会契约，有极大强迫性，但你不觉得被控制了。它算是存在吗？
△埃米尔·德克海姆，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社会学家德克海姆（É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海姆、杜尔凯姆、涂尔干）说这属于 “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社会规范，摸不着看不见，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但有强大的约束力。我国男孩不穿裙子，不是因为裙子难看，也不是裙子不舒服，而是社会规范不允许。
我们外语老师不可能系统地讲哲学，但教给学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论法**三个方面去思辨问题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如，语言哲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解释了几种“与格现象”。
可以用介词与格（Give a muffin to a mouse），也可以用双宾语与格（Give a mouse a muffin）。
可以说“Biff drove the car to Chicago”，但不说“Biff drove Chicago the car”。
可以说“Sal gave Jason a headache”，但不可说“Sal gave a headache to Jason”。
△ 当代语言哲学家史蒂芬·平克
平克说， 把人的认知“放在显微镜”下看，这两种结构确有微妙不同。
“Give the X to the Y”背后的思维是“Cause X to go to Y”（让 X 到 Y 那里去）；而“Give the Y the X”的背后想法是“Cause Y to have X”（让 Y 拥有 X）。
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给（让）谁头痛”不是把自己的头痛移到别人身上，而是让他拥有头痛。开车的例子也是如此。
再举一例。我们对一个词的内涵、外延、宽泛意义和狭窄意义，一瞬间能做到多次调整。威尔森和斯泊波分析过 bank 一词：
A: Did John pay back the money he owed you?
B: No. He forgot to go to the bank.
此对话中，the bank 有多种意义，此处不指河边，是指金融机构。它不可能指世界银行或欧洲投资银行，一定是指处理个人业务的银行。进一步说，它可以是银行柜台，也可能是自动取款机。
你瞧，眨眼之间，大脑要对一个词的意义处理多少次，才能使其最相关。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讲话人不说清楚呢？ 说话人遵循经济原则：最省力，还最相关。
再举一例说明词义的内涵 / 外延。
听到“约翰在喂狗”，人们一般认为约翰喂的不是哪只具体的狗，指的是“狗”的一般意义，即“狗”的内涵（intension），而对于约翰来说“狗”的所指非常具体，是他家那只黄毛公狗，是“狗”的外延（extension）。
“张警官来了”，对小偷来说，就是“警察”来了；对李警官来说是具体的人。
心中有此区分（哲学上叫渉名渉实之争）可以孕育大智慧。
据说，前苏*总联**书记赫鲁晓夫问周总理：“贵国有多少厕所？”总理立刻回答“两个，一男一女。”赫公又问：“贵国有多少钱？”总理说：“十八块八毛八。”（当时十种人民币面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两句机智回答在外交上传为佳话。
语言经常不十分准确。
“下半旗志哀”就不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降半旗，至多降 1/3。“犹抱琵琶半遮面”，没人问“是正好一半吗？左半边还是右半边？”“月亮绕着地球转”和“举杯邀明月”中的“月亮”，是指同一物体吗？怎么联想那么迥异？又是谁告诉我们读文学和读科普时要使用不同的认知机制？
正是因为语言的模糊性，上世纪有一阵子分析哲学家试图把语言逻辑化，令词所指单一才是。
另一派哲学家就不同意，说模糊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美。在特定情况下，直言是不可接受的。
英语中说“Could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有礼貌，说“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就很生硬。奇怪的是，不直言也不产生误解。如果你对此请求做字面意义理解（你能不能……），回答“Yes, I can. Bye.”，反倒会被别人说你脑袋进水了。
语言与天赋、语言与智力、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语言与现实、语言与心智、语言与进化、语义和语用、所指和意义等，都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但是，从它们中沉淀出来的几点启示值得一提。比如关于个性与共性问题。
只观察几个个体，看到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若观察几千几万个个体，看到的是他们的相同大于不同。学第一门外语时，会为其与母语之差异而惊奇；当研究了 50-100 种语言之后，会感到人类语言如此相似。
其实这并不奇怪， 站得越高，视野越宽，抽象层次也越高，抓到的越接近本质。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似乎都走过从规定性到描写性再到解释性的过程。
知之甚少时，天上为何打雷 ?那是雷公爷爷生气了；后来才能如实描写是正负点相撞；解释起来可就不易了（多种观点在争辩：过冷水滴在霰粒上撞冻起电；冰晶与霰粒的摩擦碰撞起电；水滴因含有稀薄盐分而起电）。
语言是什么？
开始是规范性的：以古人的经典著述为准；后来发展成描写主义：流行在社团中的任何句子都是合法言语；要解释语言到底是什么，那就难了！是后天学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二者各占 50% ？有人最后把语言归结到生理、基因、遗传。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人花重金培训黑猩猩幼崽学人类语言，曾轰动一时，最后全都失败。黑猩猩学不会，猪狗马牛更没希望了。
语言看似平常，其实复杂万分：揭开语言之谜，才能揭开人类之谜。究其原因， 求知总是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问题，且永无止境。
人之修养也不例外。 教书不育人是不可能的，只是看你教好还是教坏。
老师天天在学生面前晃来晃去，一言一行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老师的做人的理念，无形中传给学生。所以启功先生题词：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此外，老师常常告诉学生一些哲人名言，会给他们不少精神力量。有些名言，我很喜欢：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凡人修外不修内，信众修内不修外。”
古人云：“才是德之资 , 德是才之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 , 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 , 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义 , 小人挟才以为恶。”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诸葛亮训子戒：“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大学》上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先人无不强调修身先修心，恬淡才明志，宁静方致远；先做人，再做事。
记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位著名艺术家讲过：一场戏演下来，不要看掌声和鲜花，要看观众三天后还在议论什么。如果他们议论的是未来、是人生、是世界，那么这场戏就算成功了。
我看，老师的一堂课也应该这样评判。若学生离开教室时感到点燃了一缕思想火苗，脑袋开了点窍，有那么点东西永远留在他们心中，这堂课就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