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员额当前,入额的没入额的都有话说

员额当前,他们怎么看?

推行检察官员额制是实现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抓手,遴选出员额内检察官是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关键一步。目前,江苏省首批员额检察官已经过严格遴选产生。在员额面前,检察官存在哪几种心态?记者在全省8个试点院中随机采访了多名检察官,了解到,尽管不同群体面对员额制的心态各异,但大家普遍对司法改革思路表示认同,并对改革未来充满期待。

入额:以前办案手里有“拐杖”,头顶有“树荫”,现在“拐杖”被拿掉,要学会练好筋骨扛“扁担”。

一些入额检察官坦言,虽然有幸分得“蛋糕”,但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轻松,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必须百尺竿头,戮力前行。

苏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王勇是首批入额的检察官之一,他认为,如今入额检察官独立办案,权力“下放”,他们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此时的心态转变甚为重要。很多办案人员已经适应了传统的三级审批制度,对独立办案有所顾虑,但员额制的意义便在于让检察官具备独立办案的专业化素质。王勇说自己作为部门负责人,习惯了“坐堂问案”,今后必须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亲历亲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作为检察官遴选委员会非常任委员专家库成员,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薛国骏表示,以前案件怎么办,检察官自己说了不算,得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疑难复杂案件更需检委会开会严格讨论,如此才能保证办案质量。改革后,独立担责必然倒逼承办人提高办案能力。“拐杖”被拿走,“担子”压上来,没有“好筋骨”,怎么扛得住?

暂缓:干了大半辈子检察官,办了成百上千个案件,员额一来,居然成了检察辅助人员。但改革不是“阳光普照”,总要有个人牺牲。

面对有限的员额,一些人牺牲“小我”,主动提出不进员额,把机会留给别人,为改革助力。

16年前,张庆凤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考入检察院,调入刑检部门后,十多年里办理了一千多件案件。此次改革方案规定,配偶从事律师工作的现任检察官,需要暂缓入额。她为此沮丧了一段时间,“在大多数人眼里,都认为我不能当检察官了,在办案一线这么多年,检察官身份都丢掉了,情感上不能接受,毕竟,多年来的检察官身份造就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宿感是抹不掉的。”但她仔细思考过后,认为改革总会有部分人要痛,配偶从事律师职业的暂缓入额,也是为了确保检察官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而设计,从这个大局来看,她支持这样的设计。“虽然眼前的个人利益被牺牲掉,但站在法治进程的道路上来看,这点牺牲算不得什么。即使不入额,工作责任心不会减退,我的工作依然需要认真完成。因此,从我个人而言,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良好的职业心态。”

待选:有些失落,又充满期待,期待明确的职业预期,看到发展空间。

改革中,一些身在办案一线,身负办案重任的业务人员落选员额,他们自嘲成了“员外”,有些人内心失落,又充满期待。如何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看到希望,亟待周到的制度设计。

“我2009年研究生毕业入院,先后在侦监、民行等部门工作,工作认真负责,还推动了一些业务创新,撰写的调查报告屡获批示,本人在各项业务竞赛中获奖多次。”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检察官说,自己从书记员、助检员、检察员,整个过程历尽艰辛。改革一下子让自己变成了检察辅助人员,内心真的很失落,想想那些加班的日夜,心中对未来满是忧虑。

也有乐观待之的。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助理孙佩君因年龄差两个月而未能获得参加遴选资格。2009年本科毕业考入检察院时,孙佩君还未过司考,这几年,她在控申、反贪、未检都待过,并在工作时日夜苦读,2011年过了司法考试。如今,她是未检科科长助理,她所主持的“燕姐姐课堂”还被评为姜堰第十九届精神文明建设新人新事。“法律的精髓在于经验,入额检察官身上有我们应当学习的东西。”她和此次未能入额的其他检察官都认为个人利益相对于改革大局来说是次要的,“改革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会逐步考虑到后备力量的持续补充,为青年人才的发展进步留足空间。”

让路:入与不入,都是检察事业的一分子,都应踏实履职。

检察机关综合部门多出“写手”,他们是领导的“智囊”,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扎实的文字功夫,必须适应青灯冷板凳的煎熬,耐得住腰酸颈椎病的折磨,还时常面临文思枯竭时的无以为继,熬夜加班更是常事。因为写得好,很多写手从奋战多年的业务岗位调入综合部门,也因此错失“员额”。

某基层院办公室副主任王莹先后在侦查监督、公诉、办公室等部门工作,她曾以山东省最高分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她说,公诉席上指控犯罪、唇枪舌战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如今,首批入额人选优先配置在业务部门,以保障办案平稳运转。她也与首批入额无缘了。虽然心中保留着成为一名员额检察官的目标,但她认为,无论改与不改,入与不入,作为检察事业的一分子,都应当踏实履职。“自我成长,是道永恒的必答题。”

(部分检察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