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移居美国的欧洲人见面并说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弗洛里安·赫尔曼与家人住在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 他来自德国慕尼黑。
对于所有美国家庭的故事，他们告别美国，在法国让孩子接受不同的成长，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逃到意大利，或者搬到葡萄牙负担医疗费用并以低廉的费用退休，这里有很多故事。许多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定居，却表示他们再也不会回到欧洲大陆生活了。
我们采访了一些正在拥抱美国生活的欧洲人，了解是什么让他们来到了美国并与之联系在一起。他们是这样说的：
积极进取的“牛仔心态”
44 岁的弗洛里安·赫尔曼 (Florian Herrmann) 来自德国慕尼黑，2006 年作为加州大学交换和实习项目的一部分首次来到美国。一切结束后，他回到了德国，然后被招募到怀俄明州的一家小型家族企业工作。
“我一直是一个职业猎手，超级专注于职业， ”赫尔曼说，他最终在美国创办了自己的旅游营销公司Herrmann Global。“当我来到美国时，一切都改变了。人们告诉我天空是极限，如果你看到它，你就能做到。”
他发现美国“支持弱者”的精神特别强大。赫尔曼仍然是德国公民，他表示，当德国人更容易获得双重国籍时，他计划寻求美国公民身份。
“这里的心态是‘让我们尝试一下。’” 如果它不起作用，他们会说，‘好吧，你做到了，现在你知道它不起作用，’”他说。相比之下，在德国，作为一名企业家，失败是你“扛在肩上”的事情，他说，通常意味着未来的机会更少。
赫尔曼与他的美国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怀俄明州兰德市，这是一个人口不足 8,000 人的小镇。
“美国小镇仍然绝对令人惊叹，”他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支持系统。你认识警察、法庭人员、邻居。我的朋友们会从德国来看我，看到我向警察挥手，就会想知道我在做什么。
尽管赫尔曼热爱怀俄明州的荒野，但他承认有时会感到孤立。虽然他会考虑搬回德国一两年，但他认为自己不可能长期回到那里。
“我已经变得太美国化了。我热爱我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他说。“当我回去时，我想，‘我真的不能再住在这里了。’”
“我知道我会被埋在这里，”他补充道。“我感觉自己像个美国人。这个国家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对此充满信心和感激。”
“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
54 岁的 Gabriele Sappok 离开德国斯图加特，与她的德国男友（现在是她的丈夫和商业伙伴）住在一起，之后于 2006 年在纽约创立了Imagine PR 。美国生活的乐观精神最激励她。
“我爱我的祖国，但德国的整体氛围是空的，而这里有一种我珍惜和热爱的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这位拥有美国绿卡的德国公民说道。
萨波克说，当她回到德国时，德国人抱怨美国人“不真正关心”地随意询问你过得怎么样。
她说：“我向那里的人们解释说，当人们问我在美国过得怎么样时，我真的很高兴，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姿态。”她补充说，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而不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我在美国的表现。在欧洲范围内提及。
“在德国，人们几乎不会总是无忧无虑，因为这样人们就会怀疑你的诚意，”萨波克说。“你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愤世嫉俗和批评，因为这才是你聪明的原因。”
她说，当她看到欧洲人对美国“嗤之以鼻”时，她感到非常沮丧。
“这是一个好国家，确实是一个好国家，”她说。如果她和丈夫最终搬回德国，也只是为了那里社会制度的支持。
“对我们来说，归根结底，问题是我们能否负担得起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市变老的费用，”她说。
萨波克意识到她从德国的免费大学教育等事情中受益匪浅，但“并没有真正偿还”，她说，因为她很早就搬到了美国工作和生活。
“心里有一点内疚，但只要我能工作，能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不想搬到任何地方，”她说。
她说，她在祖国唯一想念的就是家人和某些菜肴，包括斯瓦比亚特产“ maultaschen”，在她的家乡斯图加特深受人们喜爱。
“在美国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你仍然买不到那些饺子，”她说。
人们告诉你“放手去做”
劳伦斯·诺吉尔 (Laurence Noguier) 在芝加哥与他人共同拥有一家法国餐厅。
劳伦斯·诺吉尔 (Laurence Noguier) 在芝加哥与他人共同拥有一家法国餐厅。 杰森·W·考迈尔
她还表示，美国的创业精神是她所珍视的祖国的特色。
“在美国，如果你有一个项目、正确的工作态度、一点常识和实现它的意愿，你就会真正找到观众、支持系统和人们告诉你‘加油！’” 她说。“如果他们有联系或资源，他们会分享这些，以便你进入下一步。”
相比之下，法国是一个“你确实需要资本和人脉才能成为一名企业家的地方，而失败的特征更具有抑制性，”她说。
但她对美国的热爱超出了商业可能性。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无法忍受‘以前更好’的心态，”她说。
53 岁的诺吉耶说，与法国相比，她在这里经历的年龄歧视也更少。
“作为一名 50 岁以上的女性，美国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年龄不是一个判断。我在美国感到自己被赋予了权力，比在法国更能听到我的声音，”她说。
尽管如此，她确实发现在美国“不断追求更好、更高效、更有意义”有时令人筋疲力尽。
她说，虽然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与欧洲相比“相当高”，但“美国没有医疗保健和退休金的陈词滥调实际上是错误的。”
拥有绿卡并计划今年申请公民身份的诺吉尔说，她的心和灵魂与两个国家息息相关。
“与来自法国的法国人互动时，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美国人，我希望每个人都来到美国，尝试在另一个世界中发现自己，”诺吉尔说。“虽然我为自己是欧洲人而感到自豪，但我发现自己、我的个性更适合美国。”
放入熔锅中搅拌
克洛达·劳利斯 (Clodagh Lawless) 是芝加哥迪尔伯恩(Dearborn)酒馆的老板，她在爱尔兰戈尔韦 (Galway) 长大，1998 年父母为全家获得移民签证后，她首次来到美国。
她说，生活在美国使她有幸结识许多不同种族的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
“美国是来自多种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大熔炉。这带来了任何学校或大学都找不到的世俗教育。”2017 年成为美国公民的劳利斯说道。
她说，与今天的爱尔兰不同，当她在那里长大时，她没有机会见到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因为爱尔兰还不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
她还喜欢芝加哥的天气。
“在爱尔兰西部长大，似乎总是在下雨，”她说。“在芝加哥生活了 27 年，我只喜欢冬天和夏天这两个季节。”
她说，虽然她永远不会说“永远”，但她无法想象自己会全职搬回爱尔兰。
与祖国爱尔兰的天气相比，劳利斯更喜欢芝加哥的季节。
劳利斯说，她的儿子们喜欢成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并为他们的爱尔兰血统以及他们“现在是美国人”的妈妈感到非常自豪。
“成为美国公民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她说。“只要知道作为美国人所带来的机会和特权，我每次谈到这些都会热泪盈眶。”
阳光明媚的海岸
1979 年，年仅 17 岁的洛娜·麦克唐纳 (Lorna MacDonald) 从英国彭赞斯来到美国，与母亲、父亲和兄弟一起乘坐一艘 45 英尺长的帆船横渡大西洋。
“我的家人在英国所做的事情没有发展的空间，当时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了迪拜或澳大利亚，”她说。“我父亲总是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精神。”
这家人在佛罗里达州辛格岛登陆，原本打算前往切萨皮克湾，但在航行途中爱上了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
这就是他们今天留下的地方。到 1981 年，这个家族开设了The Raintree 餐厅，这是一家深受喜爱的当地餐厅，麦克唐纳至今仍拥有该餐厅。到 1986 年，她已成为美国公民。
麦克唐纳说，她定期返回英国拜访与她保持联系的学校朋友。
“上次，我的一个朋友在酒吧把大家聚在一起。真是太疯狂了，岁月流逝，你们仍然保持联系，”她说。
但她说你“无法付钱给她”让她回去生活。
“当我现在回家看看家乡时，真的有点令人沮丧，”她谈到彭赞斯时说道。“它没有活力，那里的经济比我们这里的经济差很多。看起来比这里压抑得多，这和天气有很大关系。”
她说，她也并不怀念她在英国长大的阶级结构。
“在这里，你每天都会遇到各行各业的人。人们不再那么挑剔，而是随波逐流，”她说。
麦克唐纳说，尽管如此，英格兰永远是家乡。
“但当我在那里时，我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