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荣亭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今条头日**号：乐亭故乡人
按：本文于2011年前后，原发于《读乐亭》杂志。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
张仁济先生是位中医治癌专家，由于神奇的疗效，被人们称为神医。
我知道张仁济的名字，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全国性的刊物上，我看到张仁济先生中医治癌的报道。看完之后，我为他治癌的神奇疗效惊叹不已。但更使我惊奇的还是另外两点：第一，他是我们乐亭老乡，是大相各庄公社张潘各庄人。我在大相各庄公社工作多年，自然有一种亲切感。第二，他是我国近代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老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出身中医家庭，很早就对孔伯华、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熟知于心。但以后真正了解多些的，还是施墨老，一是他长期在京行医，属于北方医界翘楚；二是他曾给清朝末代皇帝和孙中山先生等几任民国大总统治过病，因此多有文章记载。我又有一位忘年交的老友，他在民国二十年曾在天津求治于施墨老。他说那是施墨老去天津巡诊，医费很高，只“脉仪”（挂号费）就是十六块大洋。但求医者还是排起长队，可见施墨老确有独到之处。难怪现在中医界把施墨老的著作奉为经典，就连他的“医案”也视为珍宝。如今，施墨老的弟子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对张仁济先生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此后与他取得联系，并常有书信来往。
1991年，我去北京专程拜访了张仁济先生。那时，他已离开北芦草园的家，受聘于海军总后医院。在他诊所的楼道里，挤满了候诊的患者。我们来到他的诊室，他正为一位南洋华侨治病。待他治完以后，陪同我来的清华大学的姚希儒先生向他说：“张老，乐亭县政协来人看你。”张仁济先生热情地说：“乐亭县政协，我认识李荣亭！”我一笑说：“我就是李荣亭！”他握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一阵说：“文如其人！”我想一定是我过于土气的装束，和信中那过于土气的语言所致吧。
寒暄过后，我就几个关心的问题向他请教，首先以他拜师施墨老一事切入话题。他深情地说：“我和施墨老是一种缘分，确切的说是‘病缘’。”接着他讲述了往事。
张仁济先生原名张秀岩，1915年3月生在乐亭县张潘各庄一个累世功名之家。滦师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就在毕业的那一年，他得了一种奇特的痢疾，当时称作“非特异质性肠炎”。每天腹泻不止，他求治于北京各大医院，连权威的协和医院也无能为力。肠炎痛苦折磨了他两年之久，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经亲友介绍，求治于施今墨先生。仅仅服用了三剂汤药，二年的顽疾便霍然而止。中医的神效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认识到，自己要想在医学上有所建树，就必须精通中医中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于是他决定改学中医，考取了施墨老任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深得施墨老的器重。以后在施墨老大弟子董德懋的介绍下，于1941年拜施墨老为师，施墨老说：“秀岩有点像女人的名字，我给你改名为‘仁济’吧！医者，以仁义之心，施仁医济世也。”自此，张仁济随师侍诊，执经问难，深得施墨老医术之精髓。毕业后，为了更好地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他又东渡日本，在厚生省医药塾深造两年。使他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博学多践，成为医学界的一名新秀。
新中国成立后，张仁济先生来到河北省章村煤矿职工医院任院长。章村地处太行山区，是癌症的多发区，他看着一个个辛苦一生的工人、农民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心情特别沉重。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使他痛下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中医治癌的新路。随后，他在这癌症的多发区查阅各种资料，拜访名医，搜集民间验方，分析病理病案，研讨治癌中草药。他前后诊治了200多名癌症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发现了54种具有治癌疗效的中草药。就在他治疗癌症初见成效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这个曾留学日本的“*动反**技术权威”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珍贵医学典籍和多年研治癌症的宝贵资料，都被付之一炬。但他没有灰心，在失去自由，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默记整理了许多治疗癌症及其他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和验方，为日后攻克癌症做着充分的准备。在给他恢复名誉之后，他虽然已经65岁了，但他立即投身到治癌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在这致癌的多发区，树起了中医治癌的大旗，为许多癌症患者夺回了生命，被当地人称为神医。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
1981年，张仁济先生退休回到北京，而求治癌症的患者从章村煤矿，从太行山区，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住所，把他的小院以至胡同都挤得满满的。于是在各界的恳请下，张仁济先生挂起了个体行医的牌子，医治那些怀着求生的渴望远道而来的垂危患者。他积自己治癌30多年的经验，借鉴西医治癌之所长，综合几千人次的治疗实践，终于在治癌的道路上闯出了一条新路，首创了“免疫疗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这种以中西医相结合为基础的“免疫疗法”，既不同于纯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等方法；又有异于纯中医的“以毒攻毒”的传统方法。从人体健康的系统观点出发，对癌症患者的自身免疫系统施行保护疗法。以中草药恢复和增进肌体的自身免疫功能和造血机能，调节机体各部分之机能。在此基础上，控制癌细胞的增长，从而达到最后消灭癌变的目的。
走中西医结合的路，是张仁济先生毕生的追求，他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应把它们融为一体，并发扬光大。西医有科学理论和先进设备。尤其在诊断疾病方面，使用先进仪器，能对病灶作出定位、定性诊断，这是阴阳五行说所不及的，克服了中医在诊病上的缺欠，增强了中医中药在治疗上的针对性。简单地说，就是利用西医的先进仪器对病人进行正确的诊断，再用中医中药进行对症治疗。这种治疗方法，凝聚了张先生多年的临床实践。他认为，所谓癌症，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气血不畅所致，而气血郁滞就容易产生内热。为此，它摒弃了传统的以毒攻毒的方法，旨在改善和恢复病体的免疫功能，调动机体本身的力量，这是治本之所在，因此他不主张长期进行放疗和化疗，那样会降低免疫力，使患者更加衰弱。他也不主张用人参之类的大补药，认为补剂过多便是热，而增加治疗上的难度。因为他在药味选择上，既有清热解毒，又用理气活血、健脾和胃。他在方剂中体现了静中有动，动又不过火，清热解毒、行气活血恰到好处。从而提高或稳定肌体的免疫功能，加强肌体的抗病能力，达到排除、消灭或抑制病邪的目的，这就是中医免疫法的涵义。张先生的方剂全由普通草药组成，只是根据不同部位的癌变和病变的程度，对药味和剂量进行着微妙的增减，这就是用药的妙处。真可谓妙在其精，妙在其微，精妙之处，妙不可言。
几年来，张先生已接待癌症患者万余人次。在治疗食管癌、咽喉癌、白血病方面取得惊人的效果，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仅1988年第一季度，他就接待患者1756人，治愈率达到11%，好转率为17.7%，稳定率为60%。1989年1月份，23例的随访小结为：治愈1例，显效14例，好转7例，无效1例。这在癌魔面前又是多么了不起的数字。他硬是从死神手里为患者夺回了生命。局外人无法体味从死亡线上挽回生命时，那种无法名状的欢乐。当然只有临过垂危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懂得生的可贵。当你走进张先生的诊室，这种从获新生的喜悦和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都凝聚在挂满四壁的旗匾上，感情是那样的真挚动人。
“挽我生命”的锦旗，是北京东皇城根7号李淑珍送的。她当年57岁，1986年患食管癌，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他骨瘦如柴，血色素只有3.5克，并出现恶性液，滴水不进。后来求治于张先生，连服3剂中药，便喝牛奶；5剂后，能吃稀饭、面条；7剂后，便吃米饭、馒头。治愈后，把这感激之情化成了锦旗上的大字，敬赠给张先生。
“胃癌不动刀”，这块匾是北京安定门内粮库工人孟昭玉送的。1986年初，他患了胃癌，医院建议动手术。他因年龄过大不愿开刀，服用张先生14剂中药后到医院复查，癌变不见了，他欣喜若狂地送了这块匾。
除了这些旗、匾之外，张先生还收到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国患者的感谢信。张先生的收信量，就私人来讲是全北京市最多的，有时一天就上百封。由于他的知名度很高，有的信封上只写“北京张仁济”五个字，就照样可以收到。
有的信特别引人注目，如1987年11月1日得信写道：
“我叫王玉良，男，今年52岁，是甘肃省张掖市农业银行的干部。1985年11月吃饭时有噎的感觉……后经兰州军区总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都确诊为食道中、下段鳞状细胞癌。由于时间较长，病灶已发展到8公分以上，已不能手术，只能烤电……后来去北京肿瘤医院检查，该院教授说，食道即将穿孔溃破，既不能手术，也不能放疗，只给我开了一个处方，但不卖给我药……后来听说您治癌的事迹，我于6月28日赶到北京想请您看病，在挂号期间，碰到您诊断病人。经打听，他也是食道癌，年龄、病症和我的病非常相似，由于我的挂号是586号，在北京住了40多天，天气非常热，您又外出疗养，我等不及您，求得那位同志同意，经您给他开的药方抄下到同仁堂抓了药。连吃了五付时就感到好转，能喝稀面糊糊了，10付药服完，我就能吃泡馍，挂面汤。我在北京连续吃药25付，效果非常明显。8月9日我离开北京时，我已能吃面条、馍馍了。回来后，我又买了70付药，现在药已吃完，病基本痊愈。什么东西都能吃，身体也好了……”
当然，送匾的、送信的，只是痊愈者中的一小部分。但广大患者的感激之情是共同的。
张先生治癌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旧金山美籍华人甄圻文，患鼻炎癌在美国久治不愈。1985年曾来国内放疗，不久又复发。1987年，他慕名找到张先生，其时，癌细胞已转移，黄液外流，已不能说话。服完张先生3剂中药，疼痛即止，可以讲话，又服7剂，食量大增，并能自行走路。1个月后，到肿瘤医院检查，无扩散。甄先生久久握着张先生的手，感动的热泪盈眶。
印尼华侨曾国廉，1985年确诊为肠癌，每日腹泻20多次。手术时打开腹腔发现扩散，只好重新缝合。他求医张先生后，治疗一个半月，排便即恢复正常。
1988年3月，苏联人奇瓦埃斯柯瓦患下肢恶性淋巴瘤。在苏联医院决定截肢，全家不肯，他慕名来到中国向张先生求治。治疗三个月，下肢消肿，能步行200米。在服药两个月，就痊愈行走如常。
1989年，日本人*井樱**桂子，患外阴恶性淋巴瘤，手术后转移。后来中国求治于张先生，服药三个月后，消肿如常，半年后能操劳家务，现在仍健壮。
以上仅仅是几例，张先生的诊所里，在那极普通的条椅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都以教徒般的虔诚来领略中医中药的魅力。那些自负的西方人，不得不求救于东方人。他们摒弃先进的医院，而寄生命于张先生的三个手指。
1988年，张先生参加“中国当代名医荟萃活动”，去山西巡诊。患者从凌晨二时排队挂张先生的号。一名中年肝癌患者诊完后，拿着张大夫开好的药方激动地说：“我曾几次去北京找您看病，想吃您的药，可一直看不上。只好托人抄您的方子抓药吃。今天终于盼来了您，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在广大的患者心中，张先生是救命神医。
张先生总结了自己50年的临床经验，积30年治癌之所得，写成《中医治癌新路》一书，约30万字，由中国科委文献出版社出版。解放军报社也为张先生写了20余万字的《传略》。
张先生的治癌新路，受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人民日报》、《中国老年报》、《山西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40余家新闻单位与海外、国外20余家报刊，做了大量的报道。1986年9月，泰国《中华日报》以《扁鹊当今在，何愁顽疾危》为题，连续报道了张先生治癌的事迹。以后，美国《时代报》、香港《华侨日报》也先后载文介绍。就连台湾报纸也不无骄傲的用大字标题刊登报道：“对付癌症中医钻研有成，大陆草药发挥明显疗效”。
美国洛杉矶的医学界特给张先生发来了邀请书，请他去讲学。张先生的成就，使世界医学界对中医中药刮目相看，为中医在世界医学的殿堂之中，争取了一席之地。这是中医学界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乐亭人的骄傲。
这次访问，因坐等的患者太多，不便久谈。几个问题过后，便合影留念，告辞而别。他把我们送到门外，他那高大的身躯、满头的白发、和蔼可亲的面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料这却是我与张先生的最后一面，张仁济先生与1998年9月16日去世，享年83岁。他所开创的中医治癌之路，正由他的传人在发扬光大。
（作者李荣亭，乐亭县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