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宋明理学之辩
宋明理学是在中国儒学与玄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综合了道家和佛教的心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俱有儒家思想而不同于儒家的新学家思想，虽然从传承上批判佛学而又大量吸收了佛学思想，尤其对禅宗的“心学”基本全面吸收，成为排佛而又接收佛学的特殊学说体系，主要形成和发展于宋、明时期，由此被称为“宋明理学”。本文仅就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认识和看法，仅供这学期的佛教系列讲座作业而已！
佛学的澎湃发展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有很大影响，在晚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出现了一些名儒举起了批判佛教的旗帜，他们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宋明理学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条件影响下由儒学逐渐形成的新的学说。因此，宋明理学也是坚持排斥佛教的论调，他们为了能从佛教理论上更加深入与佛教对敌，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用来排斥佛教。虽然，宋明理学在形式上排斥佛教思想，但实际上在理论上已经无形中将佛教思想融入了理学，使理学思想更加佛教化，由于佛学的深奥玄妙，并且有很强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价值，对当时的理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顾炎武说：“今之所谓理学者，禅学也。”[①]江藩说：“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于彼法矣！”[②]虽然宋明理学的先驱者皆以排佛倡儒为宗旨，但不知非但没有摧毁佛教反而融入于佛学，而且还大力倡导了佛学。近代儒学家周予同说：“宋明理学之徒或仅因佛而释儒，或直援而入儒，其对于佛学之取舍与多寡虽不同，而其受佛学之剌激与影响则初无二致。”[③]由此可见，宋明理学是佛学的派生，二者有相同之处明显可见。
一、理学排佛的原因所在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新生产物，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思想和理论。同时也继承了排斥佛教的传统家规。如江藩说：“儒者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④]从历代儒家排佛最强烈者，前有韩愈、欧阳修，后有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这些都是理学家所视为泰山北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其受佛教之影响非常之深。如果说开排佛为先导者要数韩愈，著有《原道论》、《谏佛骨表》与《孟尚书》等论文大力贬斥佛教。但内容多肤浅空虚，用儒家的理论观念攻击佛教，只抓到了一些枝末而失去了佛学的根本，实在不足为论。其友柳宗元亦以“退之之所罪者，唯迹也，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⑤]。其学生李翱亦愤慨于佛教有“不以为我是”之言贬低佛法。宋初继韩愈排佛的欧阳修，其人排佛不减韩愈，宋明理学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观念。如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虽受佛教影响颇深，但仍然立志在排佛的立场。综其主要原因不出以下四点： （一）、门户之见，儒家之学者重于门户之见，有入主出奴的思想。以自己为正统自居，排斥他家。（二）、偏于主观，儒家思想主张入世，而佛教主张出世，故以主观思想观念排斥佛教。（三）、不知而作，儒家思想虽受佛教影响，但只知其表，而不知其内、三藏十二部之理。（四）、藐视自大，儒家每视佛教为“异端之学，西方之教”。因此，儒家排佛只是名义，其实他们的思想无不汇入佛教之理论。
二、程朱理学与佛学
宋明理学以程、朱与阳明为代表，但无不受佛教之影响。即所谓：“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⑥]。今先就二程与朱熹而言，二程在修养方法上都主张“敬”的思想。虽然在对关于“敬”的问题上程颢与程颐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要求身形严肃、整齐，在感情思想上要求约束自己。整齐、严肃是指在主张“敬”上不仅要克制内心的种种欲念，同时要注意约束自己的外在举止和形象。衣冠要端正，表情要恭敬。视听举止要一一合乎规范，要时时刻刻谨慎，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程颐说：“非礼勿视、听、言、动，邪斯闲矣！”[⑦]在程颐认为经过这长久的修养成为习惯，内心的邪念就会逐步减少，道德原则自然成为意识、情感的主导。这样就能成为圣人。而朱熹说：“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⑧]又“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⑨]虽然说“静”是佛教修行的主要范畴，但在宋明理学中程颢提出了动亦定、静亦定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主敬自然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无纷扰。因此，虽主“敬”但不同于禅宗的*坐静**，可是程颐认为“敬”可以防邪存诚，也可以去恶来善。若从这个意义上看，宋明理学仍然属于佛教的“*坐静**”。
另外程朱理学的主要思想是“理气论”。伊川哲学思想的中心是“理气二元论”，他把理与气当作宇宙万物的根源，认为万物的形体是从阴阳二气产生，而万物的本性却就是“理”。这样“理”只是一个属性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虽然伊川主张理与气不是同一体性，但理离不开气，气亦离不开理。他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理。”[⑩]说明理气是相即统一的。因此，虽然主张理气二元论，但又认为理气二元不可分离，反而相辅相承。而朱熹则主张“理一分殊”。他说：“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分而言之，一物各一太极也。”[11]朱熹认为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其中一个太极是这整个宇宙的本体。本来太极是一，而就每一事物来看，每一事物都禀受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太极作为自己的太极是相同的。所以事物的理性虽然禀自太极而来，但却不是分有了太极的一部分，而是事物中充满的理性也就是该事物自身具有的太极，这叫“理一”。一物各具一太极就是“分殊”。因此，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个而已，乃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12]如此看来，程朱理学的这种“理与气”的思想虽然由“阴阳之道”而生，但却很明显是受到了佛教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如《注华严法界观门》云：“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13] 禅宗玄觉禅师曰：“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一月摄。”[14]由此可以说明，程朱理学与华严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禅宗的“月印百川”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可见宋明理学受佛学的影响之深。
三、陆九渊的理学与佛学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代表南宋理学的另一派思想，他少年时便不满于程颐的言论，他说：“宇宙是吾心，吾心即宇宙。”陆九渊认为任何人都有先验的道德理性，他称为“本心”。由于此“本心”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所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良心”。陆九渊反对朱熹的“理一分殊”，而提出“心即是理”的主张。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15]他在《与李宰》书中说：“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16]陆九渊认为不同时代每个人具有的本心无例外地是相同的，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说：“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公心，圣贤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17]又“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18]又“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19]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人的心共同构成了一个心，这个心亦即是宇宙实体的体现。陆九渊的这种“心即理”的理论明显是来自于禅宗的“心即是佛”的论点。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万物之“自性”无有差别，此“自性”“佛性”被宋明理学所借用解释为“本心”。此“本心”即是佛教的“自性”，也就是所谓的“理”。
四、王阳明的理学与佛学
明代王阳明的理学是在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思想上提出的“心学”学说思想。王阳明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是理。”[20]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21]即是说一切法皆存之于“心”。心外无法的这种思想完全是佛教的“万法唯心，心外无法”的思想。王阳明说：“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同穷竭，而莫不发于吾之心。”[22]他的这种“一心作”的思想与佛学的“心即是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王阳明之学说皆取之于佛学而倡导儒学，并且王阳明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3]这种说法不同于传统儒学思想，宋儒认为知与行不仅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并且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知是求知，行是躬行。在王阳明看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所以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出自于佛教的“止观”理论。止观“止而不观则怠，观而不止则狂”就是此意。要止观双行才能见自性理。王阳明打破了固有的传统儒家思想而结合佛教思想传播儒学。可见他对佛学的认识和理解之精通。
五、禅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禅宗盛行于晚唐之后宋明时期，正是与宋明理学为同时代。“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经典受到了严重损坏，唯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心心相应”的思想。在宋明时期非常盛行，几乎当时的文学家和理学家纷纷投奔于禅宗门下，禅宗有被文学界和理学家取而代之的可能。可见禅宗对理学与文学上的影响非同一般。从形式上看历来儒家与佛教是对立，尤其宋明理学更是佛教的克星，他们不仅外表上批评佛教，更加从佛教的理论上去深入研究，再去从根本上排斥佛教。如二程出入佛门几十年，而后返求六经而得之，所以说二程的根本学说还是佛教理论。在宋明之前有韩愈、李翱等皆排佛，最终都投归于禅宗门下静心习禅，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虽不自称佛门中人，那只是为了门户之见，名义上贬佛扬儒而已。实际其学说和思想完全融入禅宗思想，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是对“理”、“气”的议论学说，对于“理”、“气”的最早学说应该是禅宗的初祖达磨的《四行二入》里面的“理入和行入”。佛教禅宗主张*坐静**就是调身调息静思之意。由此可见，“理学”之理论是来自于佛教禅宗，程伊川主要主张于“敬”，但他见僧人威仪整齐、内外肃静、一起一坐、并契清规，叹曰：“三代礼乐尽在其中”。说明伊川对佛教的认识非同一般。其后朱熹的“理一分殊”也好，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也好，教取自于禅宗的公案。可以说宋明理学与佛学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从理论本质看理学与佛学是相同的，若从二者之立场看是敌对的，正因为这种矛盾的条件才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学说──“理学”。
结束语
宋明理学是在儒家和玄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虽然从立场和主导地位而言，是儒家伦理思想表现，但从其思想理论而言，却完全是受佛教禅学思想的影响，而地地道道是倡导佛教禅学思想和佛教哲学理论，我们可以这些著名的理学家的思想主张和思想理论可以显而易见。
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理学，也就没有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佛学也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互通互进，尤其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精英这些宋明理学家对禅学的发展可以说至关重要，佛教禅学和华严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宋明理学“理”与“气”理论学说的影响，使得禅学和华严学当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完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文化佛学。同时，这也是印度佛教完全被中国化的完成，也是印度佛教完全中国化的标志之一。
注释：
[①]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
[②]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90页。
[③]周予同：《孔子、孔圣和朱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
[④]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190页。
[⑤] 枊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全集》卷廿五。
[⑥] 朱熹：《朱熹文集》卷六十《答许生》。
[⑦] 程颐
[⑧]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⑨]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⑩] 程颐：《二程遗书》卷六。
[11] 朱熹：《太极图解说》。
[12] 朱熹：《太极图解说》。
[13]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 卷1，《大正藏》45册, p0687b.
[14] 永嘉：《永嘉證道歌》 卷1， 《大正藏》48册, p0396b。
[15] 陆九渊：《象山先生行状》卷一《与侄孙睿》。
[16] 陆九渊：《陆九渊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二》。
[17] 陆九渊：《陆九渊全集》卷二十二《与唐司法》。
[18] 陆九渊：《象山语录》下卷。
[19] 陆九渊：《陆九渊全集》卷五《与曾宅之》
[20]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之《知行录》卷三《传习录》下卷。
[21]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第34页.
[22] 王阳明：《王阳明全书》卷8。
[23]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之《知行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