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士大夫中,渔色之风颇为盛行,甚至有的人已年过八十,还在渔色渲淫,作少年伎俩。如西阳城人王国光,官至吏部书。据说此人善房中之术,甚至老而不衰。王国光致仕家居时,已经年过七十,但御女仍如少壮之时。万历十八年(1590),他已年过八十,听说阳城白好礼病亡以后,其妻氏乃国色天香,王氏早就垂涎此女之艳,就托诸生田大狩等为媒,希望娶其为妾。起初李氏之公公不允,他就用势威胁,再诱之以利,才不得不应允。但李氏立誓不再嫁人,在王国光的威逼下,李氏就以刀自刎。此事一时传为奇闻。
所谓性病,在中国民间多俗称“花柳病”。在花柳病中,又以杨梅疮为最重,也就是今人所谓的“梅毒”。
性病是一种通称,其实根据病情来说,可以分为轻、重两个等次,轻者为淋病之类,重则为梅毒之类。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在中国显然已经有一些较轻的性病出现。从唐代的一些医术文献记载所显示的病症,诸如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尿道狭窄等等,无不都是一些林病的症状。
尽管这些较轻的性病,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交性**传染,但文献记载巳经说明,唐代的医生确实清醒地意识到,正是淫风盛炽以及由此而来的堕落的生活,才助长了性病的传染与传播。
重症的性病梅毒,在中国的传统典籍或医学文献中,也有不同的称呼,如“恶疾”、“广疮”、“杨梅疮”、“霉疮”、“棉花疮”、“砂仁疮”等称。至于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流行,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的看法,则是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也就是16世纪之后。更确切地说,此病的流行始于明弘治(1488-1505),至正德年间始盛(1506-1511)。
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云。这是最早关于杨梅疮出现及其流行的记载。
继此之后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书初版于万历十八年(1588),其中记道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
医书关于杨梅疮的记载,当以上面两书为详。可见,弘治至正德年间是此类性病的第一次流行时间。杨梅疮的第二次流行,则是在明末崇祯五年(1632)。
据陈司成《每疮*录秘**》一书所言,当时又有人因为到杭州“狎邪*楼青**”而染上此症。这种病大多是在“公子王孙”或“膏梁子弟”中流传。得病之后,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
梅毒出现之后,逐渐流行到江南地区。这与江南的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不无关系。明人李诩的记载揭示,在南直隶的江阴县已经有一种当时民间称之为“广疮”的性病的出现。从传染者是“使女”与“甲首”来看,既有女性,也有男性。当时民间所传治疗之方,号称传之上方道人,有两种方子:一是只用干荷叶一味浓煎汤当茶,每天饮用,尽量而止,不过六七日即可痊愈;一是用麦母子草根捣汁,和好酒同服,即可痊愈。
至明末,在渐江嘉兴府一带,有两位游冶或好色的公子,同样传染上了一种“恶疾”。从史料记载可知,这种性病惠者,到了最后,则是“*体下**糜烂,不能起,人恶妇通”,是“买妓为妾”,其传染的途径,显然是通过性才得以传播。一是“与仆近”,甚至须眉尽落,可见,就是染上了“梅毒”。从他们得病的情况来看综合上面的几家记载,可知杨梅疮这种性病最初确实是弘治末年在广东出现,至正德年间开始流行。
至于出现在广东的原因,大概均与当地诸如卑湿而暖、湿热与瘴气相蒸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乃至“男女淫猥”的民风有关。其传染的路线,大体是自南而北;其传染的途径则是性传播,而在性传播中,又与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颇有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从明代诸如《*瓶金**梅》一类的小说中可知,明朝人存在着一种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男女在性前或性后都会清洗部位,并用琼脂冻类的润滑剂涂在生殖器的小伤口和擦伤处,以避免感染。可见在晚明以前,性病的传播并没有达到令人惊恐的地步。直至晚明,由于性业的发达,涇风甚炽,导致了性病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