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被华夏民族视为文明象征的汉唐，其实有两大共同特征：

一是包容的心态、开放的文化交流，比如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而唐代胡人定居长安者不少，周边国家如日本等更是屡次派遣唐使来学习交流（主要是单方面取经），有的遣唐使甚至舒服到不想回国。

二是持续的和亲政策，汉代自高祖白登被围之后，便一直向匈奴输送“公主”，不管是真公主还是假公主，至少坚持搞“夫人外交”，并且效果还不错，晋末之时，南匈奴首领便宣称是汉帝外甥，冒称刘姓，五胡乱华时没少用这个头衔搞事。

至于说唐代，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就不说了，其他零零总总的和亲公主，少说也有数十位，的确为维系唐代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跟汉唐的和亲政策相对，那就是宋代绝不和亲的的惯例，而宋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孱弱政权”，除了因为自家打得太嗨、被外族钻空子长驱直入的晋代之外，宋代似乎就是最抗不住外族侵犯的，不仅出现了“靖康之乱”这样的大耻辱，在与辽、西夏、金等国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展现出不太强硬的军事实力。

既不能打，又不拉关系、搞联姻，宋帝们是心疼闺女心疼傻了？抑或是还有其他原因？

咱们不妨花几分钟时间掰扯掰扯，问题的答案可能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还与性格基因有关。

01 真不和亲，谁讲都不行

宋代是真不和亲，从真宗、仁宗时期开始，辽国、西夏便曾多次提出和亲的要求，均被当时的皇帝一一拒绝。

《宋史•李沆传》中记载：“后契丹和亲，（王）旦问何如，（李）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

李沆是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也是当时的重臣，二人商量契丹和亲的事情，李沆是坚决反对的，宋史中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宋真宗的态度，但和亲之事终究不了了之，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也被寇准等人严格压价，支付的岁币也不算多，远远低于两国交兵的军费支出。

一晃若干年过去，到了仁宗时期，契丹再次提出和亲要求，仍然被拒绝了。

根据元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的记载，这次和亲的起因是宋与西夏之间发生摩擦，大战一触即发，辽兴宗耶律宗真趁机“聚兵幽涿、声言入寇”，也就是在幽州、涿州等北方一带聚集兵力，扬言要帮助西夏攻打宋。

为何辽国要帮助西夏？明面上的理由，李元昊娶了辽国兴平公主，与辽主有甥舅之亲，所以宋国对西夏出兵，辽国基于道义，是要帮忙的。

其实，耶律宗真只是吃准了宋国厌兵的心理活动，故意吓唬人，一边造势，一边派人来谈判，企图从宋和西夏之争中，谋取渔翁之利。

宋仁宗派出富弼等人接待北使，双方陷入一场场口水战，富弼向耶律宗真痛陈利害关系，极力周旋。

当时辽国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割地，二是和亲，三是增银绢。

对于前两个要求，宋国都断然拒绝，只接受了增加岁币的要求，达成“每岁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的协议，但即使如此，富弼也视其为人生污点，感到非常羞愧，“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

《文献通考》记载：“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对：‘婚姻易以生隙，不若岁币之久也。本朝长公主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宗真曰：‘而且归矣，再来当择一事为报，宜以誓书来。’”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清平乐》中，便再现了这段历史，宋仁宗将女儿赵徽柔视为掌上明珠，拒绝了和亲。

除了契丹求娶，西夏也不甘落后，几年后，西夏国主李谅祚派人向宋国求亲，请尚公主，再次被拒绝。

《西夏书事》中记载：“嘉祐六年七月，西夏毅宗李谅祚闻契丹约唃厮啰兵共取河西，思结中朝为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贡，请尚公主。仁宗答以‘昔尝赐姓’，不许。”

西夏的求娶公主，又是什么背景呢？

原来，这次仍旧是因为兵事，西夏国主李谅祚听说契丹约唃厮啰（也就是吐蕃）一起攻打河西，李谅祚也想插手，可又担心实力不够，便想到了结盟宋国的捷径，结盟的最佳方式，当然是和亲。

然而，仁宗再次拒绝了，理由是“昔尝赐姓”，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李元昊的伯祖父李继捧，曾接受宋太宗赐姓赵，改名叫作赵保忠。

《宋史》记载：“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赐姓赵氏，名保忠。”

不过，李继捧的弟弟李继迁，却一直在忠诚与反叛之间横跳，多次归降，又再度叛逃，脱离了宋国的控制。

既然赐姓已经是老黄历，其实并不足以成为拒婚的理由，仁宗拒婚其实有着更复杂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辽国也好、西夏也罢，他们的求婚都是缺乏诚意的，无非是战事在即，以和亲为手段，增加己方砝码而已。

如果说仁宗的拒婚，是因为看清现实，兼且他性格仁爱，疼惜公主，南宋高宗时期的拒婚，则有了几分不肯妥协的底线。

《宋史•沈与求传》记载：“金人将入寇，上谕辅臣曰：「朕当亲总六军。」与求赞之曰：「今日亲征，皆由圣断。」上意决亲征，书《车攻诗》以赐。上曰：「朕以二圣在远，屈己通和。今豫逆乱如此，安可复忍？」与求曰：「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不足信也。」”

宋高宗绍兴四年，金人入侵，宋高宗召集大臣商议国事，便谈到金人请求和亲事项，沈与求却认为，金人只是以和亲试探，不足为信，不能答应。

高宗采纳了这一说法，最终和亲之事作罢。

从两宋几位皇帝对和亲的态度来看，他们基本是发自内心地拒绝和亲，国势鼎盛时固然不屑以儿女婚事换取政治便利，国势衰弱时，即使偏安一隅，仍然不肯踏出这条底线，拒绝和亲的态度绝非虚假作势，而是真情实感。

02 拒婚原因

前面我们也谈到宋帝拒婚的理由，比如仁宗拒绝契丹时说“婚姻易生嫌隙”，拒婚西夏时又说“昔尝赐姓”，高宗则是“不足信”。

其实，这些理由也都对，但仍然不算根本原因，反倒是李纲的一番话，勘破和亲本质：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

• 弱国无和亲

我们要谈的拒绝和亲的第一个原因，也是历朝历代，和亲或不和亲策略运用的细微差别——和亲只是手段，和亲的背后，要么是睦邻友好、一荣俱荣；要么是十年生聚、一朝报复；要么是各怀鬼胎，互增筹码。

再没有第四种可能。

弱国无外交，那么同理，弱国也无和亲。

如果和亲的两国没有势均力敌的实力，送公主出嫁的国家没有反制对方的底气，那么这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和亲，而只能是一场单方面的“纳贡”，公主与货物并无两样，同样可以是稀罕的贡品。

这一点，在明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代也是不和亲的，但虽然不和亲，明代宫廷却有许多朝鲜等国的贡女，她们大多受到皇帝宠爱、生下皇子，成为加强两国联系的工具，然而朝鲜国弱，因此这些贡女在宫廷地位不高，往往成为殉葬对象，难以影响明代政局。

但如果反过来，嫁女的国家国力够强，则和亲公主便拥有较大话语权，也是上国对下国施加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当然，这种话语权依然是相对的，即使是盛唐、强汉，那些和亲公主也未必生活幸福，与夫君的情感更是一团难以算清的烂账。

北宋初期，辽国和西夏就曾以联姻的方式结盟。

辽国宗室女兴平公主，下嫁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李元昊被封为驸马都尉、赐爵夏国公。

然而，李元昊是位野心勃勃的君主，并不甘心当什么驸马都尉，兴平公主也仅是他的妻子之一，他另有所爱，先后有过两任皇后。

李元昊与兴平公主感情不睦，公主很快郁郁而终，也有传闻说是公主撞破李元昊杀害自己亲生母亲卫慕氏的阴谋，因此被灭口。

辽国虽然派人前来询问公主之死的原因，但最终不了了之。

有这样的先例在前，难怪宋代的皇帝们均不愿意送女儿和亲，即使公主地位再高，远嫁他国，一旦有变故发生，娘家也是鞭长莫及。

南宋高宗时期，则更是如此，刚经历靖康之乱的南宋君臣，亲眼目睹、亲耳听闻那些沦落宗室的惨况，如何忍心将仅存的公主或宗室女再推入火坑？

更何况，金国势大、南宋势弱，贸然和亲，无疑是将自己的软肋送给对方拿捏，金国势必借姻亲关系提出更多过分的要求，而南宋无力抗衡。

因此，朝臣从上到下都一致反对和亲，说白了，就是看透这一点。

如果彼此之间仇深似海，再谈和亲，除了别有用心，还能有其他理由？

当然，南宋不肯答应和亲，有对公主人身安全以及群臣、百姓激愤的考虑，但对北宋政府而言，则还有安于现状、不想破坏军事防御计划的深层次原因。

• 守内御外，安于现状

北宋仁宗时期，国力鼎盛，与辽国、西夏交战虽然颇费周折，但总体而言，胜率更高，军事综合实力更强。

事实上，在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将近百年都未发生大战，彼此之间更多的是军事震慑力，实际交手不多，均安于现状，军事政策以防御为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仁宗等后继者，只要继续沿袭澶渊之盟的基调，以岁币换取和平，再以榷场贸易赚取银钱回流，总体来说，比打硬仗更加划算。

澶渊之盟使得宋、辽结为兄弟之邦，这种结盟关系实则比姻亲关系更加牢固，而且不容易生出嫌隙，不会对彼此的内政构成渗透和影响。

李无昊为何杀害兴平公主？不正是因为和亲公主既是妻子，也是敌国探子，特殊时刻更会变成外国势力控制本国的一颗致命棋子。

而李元昊的后代李乾顺，同样求娶辽国公主，天祚帝将宗室女耶律南仙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这一对帝后倒是相处融洽，可很快辽国灭亡，皇后耶律南仙和所生太子请求西夏出兵救辽，终究被拒绝，二人郁郁而终。

既然耶律南仙能在辽国灭亡时发声，平常涉及国家大事，自然也是辽国代言人，不断向西夏施加影响力。

说穿了，国与国之间一旦联姻，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内政独立，即使相隔数代，仍有可能被姻亲当作政治资本，不时拿出来赚取利息。

唐代和亲甚多，唐末藩镇割据，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打出大唐姻亲的旗号，在中原腹地肆虐。

比如沙陀族李存勖，就自称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甚至将自己的祖上三代，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打着舆论牌，收割北方土地。

宋太祖一家世代从军，他自己便出生于后唐年间，对这些事情耳濡目染，自然暗中提防，不愿意与异族联姻。

• 联姻武将

从宋太祖开始，皇室联姻的对象便是武将世家，尤其对是那些曾与太祖、太宗一起打天下的武将，一边以公主下嫁以及厚赐爵位、财帛等方式笼络，一边收回兵权、防止再次出现“黄袍加身”事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外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宋代统治者们对内忧、外患的态度如此明确，这也说明他们绝不会将原本简单的外患，通过和亲演变为复杂的内忧，不会给予外族借姻亲干涉内政的机会。

在宋帝们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轻易动用感情。

钱财易得，感情却太过复杂，也是最容易失控的东西。

毕竟，宋代虽然国土面积历代最小，商业经济却非常发达，无论朝野，从皇室到朝臣、百姓，都是极富经济头脑的“买卖人”，他们懂得在与外族打交道的过程中，谈判、交易，用金钱方式解决问题，退而求其次才诉诸军事。

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不算错，但长期的安逸也确实养废了宋军战斗力，这才一触即败，屡遭外族痛揍，最终亡于游牧民族。

不过，在和亲一事上，宋朝历代帝王的坚持也非常令人钦佩，无论鼎盛或是弱势，以断送女性幸福来谋取政治利益，并非英雄豪杰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