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汉青，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军，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研究》（项目号17XNQJ0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新闻院系在校生就业对口率大幅下滑。2010年广州日报记者针对中山大学等广州六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已不足一半（李琼等，2010）。从客观上看，该现象反映出新闻职业对新闻专业学生的吸引力相对下降；从主观上看，则反映出新闻职业后备军对新闻职业的认同度下降。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职业认同的形成并非天然拥有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与他人互动的结果（卡斯特，2003：2）。新闻院系在校生虽非正式的新闻从业者，但其在高校学习期间常通过实习、参照群体的描述、教师的介绍等途径初步构建起对新闻职业的认同，此认同最终将影响到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选择。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对北京某著名高校新闻学院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作为传媒从业者的后备军，新闻院系在校生对新闻职业的认同现状如何？影响该群体职业认同状况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职业认同（vocational identity或occupational identi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埃里克森（Erikson，1968：198-199）提出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演化而来。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在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逐渐会认识到自我的基本特征和在社会中的角色位置，其中也包括青少年对自我在职业社会中的角色定位。Holland & Johnston（1993）则进一步将“职业认同”界定为，社会个体将自己定义为某种社会群体的成员并且将这种社会群体的典型特征赋予自身的心理表现和过程，是主体对客体（职业工作）的“认可”“承认”“接受”的过程及状态。就新闻从业者而言，职业认同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即个体对新闻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整体看法；而且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即个体与周围的职业环境通过不断的相互作用，进而深化对新闻职业的认识（樊亚平，2009）。因而，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职业认同，不仅可以增强他们在新闻群体中的归属感，而且可以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影响他们的新闻实践行为。
纵观目前学者对职业认同的研究，多集中于教师、警察、医生等群体。Holland（1980）认为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关于职业目标、兴趣、理念和价值观等清晰稳定的认识，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职业行为决策，进而编制了职业认同量表（VIS，Vocational Identity Scale）。Melgosa（1987）则认为职业认同是一个过程，并基于Marcia的“自我认同进程”理论将职业认同分为获得、暂停、排斥、扩散四个阶段，进而编制了28道题目（OIS，Occupational Identity Scale）。魏淑华等人（2013）则将上述理论应用于国内教师群体中，通过因子分析法将职业认同分为“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向”四个层面。其中职业价值观指教师个体对教师职业的意义、作用等的积极认识和评价，角色价值观指教师个体对“教师角色”对自我的重要程度等的积极认识和评价，职业归属感指教师个体对自己与其职业的关系的积极感受和体验，职业行为倾向指教师表现出完成工作任务、履行职业责任的行为倾向。
聚焦到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认同，即新闻从业者是如何看待新闻职业或新闻职业工作，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均相对匮乏。学者陶建杰和张涛（2016）率先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聚焦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问题，将职业认同分为了“职业价值”“职业自信”“职业兴趣”和“职业预期”四个维度，并认为校内教育和校外实习而非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是造成新闻专业学生职业认同差异的主要原因。韩晓宁和王军（2018）参照魏淑华等人（2013）的量表，将职业认同分为“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向”，并认为从业体验层面的实习经历和职业志向层面的理想媒体选择和媒体功能认知对新闻实习生的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性影响。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有：第一，职业身份认同研究，包括从历史视角梳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发展历程和采用定量、定性等研究方法考察当前新闻从业者的身份模糊与多重性特征（比如信息守望者、政治宣传者）等。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内学者，譬如樊亚平（2009）、田中初（2010）、甘丽华（2014）、赵云泽等人（2014）等。第二，职业理念的认同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侧重考察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认同状况，尤其是如何权衡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和专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外学者，譬如Slay（2011）、Bock（2012）、Milinkov（2015）等。第三，职业满意度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这方面研究开始于1958年Bush对新闻编辑部的满意度调查，大陆地区则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张志安、沈菲，2012），相关学者有喻国明（1998）、张志安和沈菲（2012）、Chan，Pan & Lee（2004）、丁汉青，王军和刘影（2016）等。
基于此，本研究参照国内外其他群体的职业认同研究，将职业认同看作是一种主体对客体（职业工作）的“认可”和“接受”的心理状态，并从职业认知(cognition)、职业情感(affectivity)和职业行为(behavior)三个维度（Dick，2004；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2013），考察新闻院系在校生的职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职业认知认同是指个体关于新闻职业对社会及自身重要性的认识，职业情感认同指个体对新闻职业所拥有自豪感、归属感等情感的认同，职业行为认同则指个体对自身完成新闻职业工作内基本职责和任务的意愿和实际行为的判断等。
（二）研究假设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新闻院系在校生的职业认同并非天然拥有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与他人（同侪群体、示范群体、前人所形成的书本等）互动所产生的结果。这种认同一旦被建立起来，它就成为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引导或暗示人们以认同作为参照标准从事相关社会活动，并以此建构符合认同所指的“意义”的自我；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以抗拒性为开端的认同有可能在社会制度当中占据支配地位，从而转变为合法性认同”，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重新界定该群体社会位置并藉此寻求社会结构全面改造”的“计划性认同”（卡斯特，2003：2-10）。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既有的研究表明，新闻教育因素和工作/实习环境因素是影响新闻从业者等相关群体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Stamm & Underwood，1993；陶建杰，张涛，2016）。譬如，陶建杰和张涛（2016）通过调查上海地区六所高校新闻类专业的本科生后发现，校内新闻教育和校外实习经历互为补充，对新闻专业大学生的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新闻院系在校生接受新闻教育时间越长，其职业认同越强。
对应到职业认同的三个维度（即职业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研究假设1又包含三个假设：
H1a：接受新闻教育时间越长，职业认知认同越强；
H1b：接受新闻教育时间越长，职业情感认同越强；
H1c：接受新闻教育时间越长，职业行为认同越强。
假设2：新闻院系在校生实习经历对其职业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对应到职业认同的三个维度（即职业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研究假设2又包含三个假设：
H2a：新闻院系在校生实习经历对其职业认知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H2b：新闻院系在校生实习经历对其职业情感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H2c：新闻院系在校生实习经历对其职业行为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同时，本研究还认为，在当前中国大陆新闻体制改革、新旧媒体格局重新塑造的背景下，新闻院系在校生在职业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各种冲突和矛盾，如“理论”与“实践”的偏离、“我”与“他人”理念的差异等（陆晔，潘忠*党**，2002；Chan，Pan & Lee，2004），这种冲突和矛盾主要源自于新闻院系在校生的个人理念与社会现实环境（社会制度、产业组织规则、技术环境等）之间的巨大背离，并对大学生的新闻职业认同理念的形成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职业认同危机”界定为：新闻院系在校生在职业认同方面所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并将其按照职业认同的维度对应划分为“职业认知认同危机”“职业情感认同危机”和“职业行为认同危机”三个维度，其中认知认同危机侧重考察新闻院系在校生是否存在“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以下概括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危机则侧重考察“我”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蔡辰梅，2016：14-19）。同时，有学者提出，职业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即认知认同导致情感认同进而导致行为认同，存在正向积累效应（陈辉，甄孝丽，2016），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当新闻院系在校生在认知认同方面出现危机时，其会负面影响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同样地，在情感认同方面出现危机时，同样会对行为认同产生负面效应。进而提出假设：
H3：新闻院系在校生的职业认知认同危机程度越高，则其情感认同度越低；
H4：新闻院系在校生的职业认知认同危机程度越高，则其行为认同度越低；
H5：新闻院系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危机程度越高，则其行为认同度越低。
二
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测量
1.职业认知认同与职业认知认同危机
职业认知认同是指个体关于新闻职业对社会及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包括个体对新闻职业具有的社会功能、职业工作所必需的行为规范、评判标准和专业技能的认识（陆晔，潘忠*党**，2002），也包括个体关于新闻职业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2013）。
在新闻职业对社会重要性方面，其中在社会功能评价层面，参照Chan、Pan和Lee（2004）设置的题项，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后，我们将得出的四个因子分明命名为“环境监测”（Cronbach's α=0.515）、“舆论监督”（Cronbach's α=0.902）、“提供娱乐”（Cronbach's α=0.758）和“政治宣传”（Cronbach's α=0.779），这四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4.56%；其中“环境监测”包括“迅速准确地报道国内外新闻”“帮助公众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提高公众的文化知识水平”3个题项，“舆论监督”包括“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和“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2个题项，“提供娱乐”包括“为公众提供文化休闲和娱乐”和“为公众提供感兴趣的信息”2个题项，“政治宣传”包括“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等”和“正确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3个题项。同样地，参照罗文辉等人（2002）、罗文辉（2004）、Anderson、Bell和Shirky（2012）对新闻职业行为规范、新闻专业素养和新闻专业技能三个层面设置的题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依次进行因子提取，得出在新闻职业行为规范层面，存在“暗访”（Cronbach's α=0.726）、“有偿新闻”（Cronbach's α=0.848）、“商业炒作”（Cronbach's α=0.801）和“兼职”（Cronbach's α=0.894）四个维度，这四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55%；在专业素养层面，存在“报道可信面向”（Cronbach's α=0.761）和“社会关怀面向”（Cronbach's α=0.756）两个维度，这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3.53%；在专业技能层面，存在“文字专业技能”（Cronbach's α=0.875）、“音视频专业技能” （Cronbach's α=0.925）和“互联网专业技能”（Cronbach's α=0.845）三个维度，这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84%。
在新闻职业对自身重要性方面，主要通过职业地位和职业需求判断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其中在职业地位判断层面，通过比较“媒体采编人员”和与其所需学历相近的“医生”“律师”“教师”等9个白领职业相比，发现“媒体采编人员”的社会地位（M=3.07，SD=0.962）整体偏下，仅高于“企事业单位营销人员”（M=2.60，SD=0.981），远低于“医生”（M=3.96，SD=0.711）、“律师”（M=3.93，SD=0.755）等职业。在职业需求判断层面，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1943）设置了11道题项，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后，我们将得出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生理和安全需要”（Cronbach's α=0.861）、“情感和尊重需要” （Cronbach's α=0.841）和“自我实现需要”（Cronbach's α=0.898），这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8.08%。
本研究将新闻院系在校生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危机定义为职业认知认同层面上“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故相应的每个问题均设置了对应的“理想”与“现实”题项。
2.职业情感认同与职业情感认同危机
职业情感认同是指个体对新闻职业情感上的认同，参照魏淑华等人（2013）设置的题项，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喜爱度”（Cronbach's α=0.955）、“自豪感”（Cronbach's α=0.925）、“归属感”（Cronbach's α=0.932）和“忠诚度”（Cronbach's α=0.893），这四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1.72%。其中“喜爱度”包括“我非常热爱新闻职业”和“我对于新闻职业充满热情”2个题项；“自豪感”包括“我总是很自豪地向别人表示我来自新闻专业”“我非常崇拜从事新闻职业的人”和“我觉得新闻职业是一份神圣而光荣的工作”等3个题项；“归属感”包括“当我看到或听到别人积极评价新闻职业时，总是感到十分欣慰”和“当别人对新闻职业做出消极评价时，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受”2个题项；“忠诚度”包括“我一直很庆幸当年选择了新闻专业而非其他专业”和“我愿意为了新闻职业的发展而付出自己的努力”2个题项。
本研究将职业情感认同危机定义为“我”与周围其他人（即“他们”）之间的情感差异，故对职业情感认同的各个题项也均进行了“我”与“他们”之间的区分。
3.职业行为认同与职业行为认同危机
职业行为认同则指个体完成新闻职业工作内基本职责和任务的意愿和实际行为，参照魏淑华等人（2013）设置的题项，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行为意愿”（Cronbach's α=0.917）、“义务工作”（Cronbach's α=0.857）和“额外工作”（Cronbach's α=0.827），这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25%。其中“行为意愿”包括“目前新闻专业是最适合我的”“毕业后，我首选新闻职业”和“未来我愿意长期从事新闻职业工作”3个题项，“义务工作”包括“我总是准时参加专业课的学习”和“我总是认真完成专业课老师布置的作业”2个题项，“额外工作”包括“我总是积极参加一些与新闻专业相关的组织或活动”和“除上课时间外，我总是会花大量时间学习新闻领域的专业知识”2个题项。
本研究将职业行为认同危机定义为“我”与周围其他人之间的行为表现差异，故对职业行为认同的各个题项也均进行了“我”与“他们”之间的区分。
4.职业认同建构因素变量：新闻教育和实习/工作环境
对新闻教育变量的测量，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接受新闻传播专业训练（包括在校学习和单位培训等）的时长”进行获得。对实习/工作环境因素的监测，则通过实习/工作单位类型、单位级别、岗位类别、实习/工作时长和实习/工作满意度等五个指标进行测量。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中只有2位（0.90%）学生拥有工作经历，故将其工作经历合并到实习经历之中。
5.控制变量
既有文献指出，职业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表现，除了受到新闻教育和实习/工作环境因素的影响外，还可能会受到包括性别、年龄、高考填报志愿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2013；陶建杰，张涛，2016）。故本研究将性别（男性占38.0%）、年龄（M=20.63，SD=1.89）、受教育程度、所学专业、高考填报志愿、家庭所在地等6项人口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针对北京某著名985高校当年新闻学院的在校生开展研究。运用分层抽样法抽取样本的步骤为，第一步，从当年该学院全体在校生名单中剔除留学生与博士生群体。由于留学生群体毕业后进入大陆媒体的可能性较小，而博士生群体毕业后的就业单位主要为高等院校而非新闻媒体，故先将留学生群体和博士生群体剔除，剔除后该学院在校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总人数为924人，构成本研究的总体；第二步，分层定比。依照1/4的样本比例，确定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研一和研二的样本量分别应为39、42、36、45、36和33人；第三步，层内等距抽样。将各年级所有学生按照学号顺序依次排列，然后随机抽选一位同学学号作为基准，按照K=4实行等距抽样，最终获取数量为231的样本。本次研究在制作问卷时，大体经历了“制作—试填—修改—确认”等环节。本研究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31份，回收问卷225份。剔除纸质问卷中缺失大量数据和电子问卷中填答时间小于3分钟的4份无效问卷后 ，共获得有效问卷221份。问卷的信度系数α达到0.949，处于良好状态；职业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等维度的效度系数KMO值均大于0.8且Sig值均小于0.05，符合要求。
三
数据分析
（一）职业认同表现及其危机类型
根据前文所描述，本文的职业认同指的是新闻院系在校生对新闻职业工作的“认可”和“接受”的心理状态，并划分为“职业认知认同”“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三个维度；而职业认同危机则对应的是新闻院系在校生在以上三个维度方面所产生的冲突和矛盾。
由表一可以得出，在社会功能评价方面，新闻院系在校生普遍认为媒体的“环境监测”（M=4.39，SD=0.563）与“舆论监督”（M=3.93，SD=0.902）功能最重要，最不看重“政治宣传”功能（M=3.45，SD=0.959）；但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却呈现相反态势，表现最好的是“政治宣传”功能（M=3.98，SD=0.719），而“舆论监督”（M=2.72，SD=0.979）与“环境监测”（M=3.60，SD=0.739）功能则表现一般。根据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在校生群体除了认为“提供娱乐”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外（Sig.=0.507>0.05），其他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现实生活中对媒体的“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反映不够，而过于看重了“政治宣传”功能。在新闻职业行为规范方面，在校生最不认同的行为是“商业炒作”（M=1.76，SD=0.954）和“有偿新闻”（M=1.88，SD=0.976），其次为“兼职 ”（M=2.24，SD=1.066），而对于“暗访”行为则保持中立态度（M=3.05，SD=0.976），而在现实过程中，“有偿新闻”（M=3.96，SD=0.919）、“暗访”（M=3.59，SD=1.089）和“兼职”（M=3.53，SD=0.620）等行为均较为普遍，并且根据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这四类行为规范均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在新闻专业素养方面，在校生认为新闻从业者应具有“报道可信面向”（M=4.62，SD=0.454）和“社会关怀面向”（M=4.16，SD=0.793）两种专业素养，但在现实过程中均未得到很好体现，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在新闻专业技能方面，在校生认为新闻从业者最应具备的技能为“文字技能”（M=4.55，SD=0.613）和“音视频技能”（M=4.16，SD=0.773），并且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媒体的崛起，“互联网技能”也为部分在校生所认可（M=3.38，SD=0.933），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校生除了认为新闻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文字技能”（M=3.54，SD=0.783）外，其他两项技能则表现较差，并且三项专业技能均呈现出显著的“应然”与“实然”差异。在职业需求判断方面，在校生最看重的职业需求为“自我实现需要”（M=4.27，SD=0.806），其次为“情感和自尊需要”（M=3.99，SD=0.874），最后为“生理和安全需要”（M=3.91，SD=0.893）；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据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这三类需求均未得到很好满足，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尤其是“生理和安全需要”方面（平均值之差达到1.02）。
根据表二显示，在职业情感认同表现方面，在校生对新闻职业具有较高的“归属感”（M=3.69，SD=1.141），其次为“喜爱度”（M=3.29，SD=1.019）和“忠诚度”（M=3.27，SD=1.239），最后为“自豪感”（M=3.09，SD=1.096）；根据配对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校生除了在“忠诚度”方面与他人表现无显著性差异外（Sig.=0.268>0.05），在“喜爱度”“自豪感”和“归属感”方面均认为他人的情感表现要高于自身。在职业行为认同方面，在校生参与“义务工作”的频率较高（M=4.15，SD=0.887），并且参与一定的“额外工作”（M=3.40，SD=1.070），但对于未来可能从事新闻职业的“行为意愿”则表现较弱（M=2.85，SD=1.102）；根据配对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校生除了“额外工作”（Sig.=0.312>0.05）方面与他人表现无显著性差异外，在“行为意愿”和“义务工作”等方面则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即在校生认为自己从事新闻职业的意愿要比他人更弱，但同时认为自己对待新闻专业义务范围内的工作态度要比他人更认真。
（二）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新闻院系在校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职业认知认同、职业情感认同、职业行为认同为因变量，以新闻教育、实习环境因素（实习媒体类别、媒体级别、岗位类别等）、职业认同危机类型（社会功能危机、行为规范危机等）为自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高考志愿等）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模型拟合。其中在因变量的处理方面，对职业认知认同方面的测量采用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对应的数值减去非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对应的数值，进而求得算数平均数；对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的测量，分别将属于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的四个和三个因子对应的数值，以各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出相应的综合值。在自变量的处理方面，对职业认知认同危机的测量，由于考察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存在“现实”状况完全符合甚至更好地符合“理想”状况，故当“理想”数值大于或等于3时，采用“理想”数值减去“现实”数值获取综合值，当“理想”数值小于3时，采用“现实”数值减去“理想”数值获取综合值；在职业情感认同、职业行为认同危机方面，由于比较的是“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故采用两者数值相减的方式获得综合值。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在职业认知认同领域，对于有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新闻教育是其影响的主要因素，对应的调整R方为0.082；而人口属性和实习因素则影响有限，对应的调整R方分别为0.023和0.002，具体表现为：相比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较高；在新闻教育层面，受专业教育年限越长，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越高；在实习因素方面，实习时长对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起到负面的影响。对于无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人口属性的影响有限，对应的调整R方为0.017，而新闻教育因素则能够将调整R方由0.017提升到0.312，具体表现为：相比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较高；受新闻教育年限越长，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越高。从而支持了假设H1a，否定了假设H2a。
在职业情感认同领域，对于有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人口属性、新闻教育和实习环境因素影响有限，对应的调整R方分别为0.012、-0.003和0.002，而职业认知认同危机因素的影响能够将调整R方从0.003提升至0.163，具体表现为：职业需求方面的理想与现实差异越大，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越低。对于无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人口属性和新闻教育因素的影响比较有限，对应的R方分别为0.002和0.004，而职业认同认同危机因素的影响将调整R方从0.006提升至0.100，主要表现为社会功能和职业需要方面的理想与现实差异越大，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越低。从而支持了假设H3，否定了假设H1b和H2b。
在职业行为认同领域，对于有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人口属性和新闻教育因素影响有限，对应的调整R方分别为0.013和-0.010，而实习环境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对应的调整R方为0.232，表现为实习满意度对其职业行为认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职业认知认同危机、职业情感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将调整R方进一步从0.235提升至0.355，具体表现为：职业认知认同危机（专业技能和职业需求的“理想”与“现实”差异）越大，在校生的职业行为认同越低；职业情感危机（即“我”与“他们”的职业情感认同差异）越大，职业行为认同越高。对于无实习经验的在校生来说，同样表现为人口属性和新闻教育因素影响有限，对应的调整R方分别为0.007和0.009，而职业认知认同危机、职业情感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将调整R方从0.016提升至0.140，主要表现为：职业认知认同危机越大，在校生的职业行为认同越低；而当职业情感认同危机越大时，反而会提升其职业行为认同度。从而支持了假设H2c和H4，否定了假设H1c和H5。由此部分支持了假设H1和H2。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北京地区某高校新闻学院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了该群体的职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发现有：
第一，职业认知认同较高，职业情感认同与职业行为认同水平相对一般。新闻院系在校生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M=3.98，SD=0.840）水平普遍较高，但其职业情感认同（M=3.34，SD=1.124）和职业行为认同（M=3.47，SD=1.020）则相对一般。这表明在校生普遍对媒体社会功能、职业行为规范等职业基本准则和价值观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对于职业的喜爱度、归属感等职业情感和行为意愿、额外工作等职业行为则存在较大疑虑。当前伴随着传媒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闻专业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已变得非常现实，“对薪酬福利和其他福利”的追求，超过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使命（陶建杰，2016），使得新闻教育培养出一些认知的“巨人”、行动的“薄情矮子”，较高的职业认知认同始终无法正向促进职业情感认同（r=-0.110，Sig.=0.104）和职业行为认同（r=0.002，Sig.=0.971）的提升。同时，在职业社会地位排序方面，新闻学院在校生普遍认为“媒体采编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律师”“医生”等职业，仅高于“企事业单位营销人员”职业；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在校生，对“媒体采编人员”社会地位的评价越低（Beta=-0.414，Sig.=0.000），显示出该群体较低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该结论的得出，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当今面对传统媒体经济收入下滑、职业上升空间有限等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传媒从业者开始主动选择逃离传媒行业。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8.6%的在校生表示“未来我愿意长期从事新闻职业工作”。新闻学院在校生所存在的这种“高职业认知认同”“低职业情感认同”和“低职业行为认同”的倾向提醒我们，未来的新闻教育除了继续加强新闻知识的教育外，还应多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避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新闻教育只是新闻入职的“前奏”，提升新闻人的职业情感认同与职业行为认同最终还取决于新闻业自身。我们期待新闻业充满经济活力、富有社会影响力，期待新闻业可以为新闻学院在校生安顿自己的新闻理想提供一方空间。
第二，高校成功的知识教育构建起在校生较高的职业认知认同，而实习环境则影响有限。无论在校生是否有实习经验，新闻教育均是影响其职业认知认同的主要因素（△R2分别为0.295和0.082，均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受教育时长越久，职业认知认同水平越高（Beta值分别为0.21和0.14，Sig.值分别为0.000和0.001）；而实习环境因素对于有实习经验的在校生的职业认知认同影响有限（F=1.213，Sig.=0.254）。这说明新闻教育对当前新闻院系在校生职业认知认同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在校生对新闻职业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观等的看法较为一致，当前在校生职业认同的建构主要来源于高校成功的知识教育。
职业认知认同危机一方面主要表现为“新闻专业性”“媒体功能”等职业社会价值层面上“理想”与“现实”的显著差异（除“媒体功能”中的“提供娱乐”对应的Sig值大于0.05，其余Sig值均小于0.05），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职业需求”等职业个体价值层面上“理想”与“现实”的显著差异（Sig值均小于0.05）。从社会价值层面看，伴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出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和编辑权正逐渐丧失，新闻职业正从早期的“无冕之王”下滑为“新闻民工”，“把关人”的权利让渡给了受众，新闻的公共性逐渐让位于商业性，哗众取宠已成为手段甚至是目标（彭增军，2017）。面对新闻行业环境的巨大变革，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当前新闻院系在校生根据前人或书本上所建构起来的原有认知结构已难以适应当前社会，进而引发对原有认知结构的重组和改变，对职业认知认同逐渐产生困惑并缺乏行动的“方位感”（皮亚杰，1981:29-64）；同样地，在职业个体价值层面，新闻职业工作环境的恶化使得该职业已很难满足在校生的职业需求，尤其是“生理和安全”层面的需要（M=2.89，SD=0.815）。
第三，职业认同危机类型直接影响着新闻学院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表现。当前新闻学院在校生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相对较低，新闻职业的吸引力严重不足，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实践过程中感受到的新闻职业社会价值始终难以实现，譬如，社会功能认知的“理想”与“现实”差异对无实习经验的在校生职业情感认同具有负面影响（Beta=-0.18，Sig.=0.023），专业素养认知的“理想”与“现实”差异对有实习经验的在校生职业行为认同具有负面影响（Beta=-0.22，Sig.=0.014）。其次，新闻职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成就感远低期待，譬如，职业需要方面认知认同危机（“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均对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具有负面影响（Beta值均为负数，Sig均小于0.10）。但与此同时，职业情感认同的危机（“自我”职业情感认同与“他人”职业情感认同之差距）反而会提升在校生的职业行为认同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就在校生整体而言，虽其“自我”的职业情感认同表现（M=2.85，SD=1.102）要低于“他人”（M=3.05，SD=0.954），但该群体中“自我”情感认同与“他人”差距大者也往往是那些具有较高职业情感认同的在校生，因而其职业行为表现也往往更为积极。此外，周围在校生所感受到的职业自豪感等的不足和职业动力的匮乏也降低了新闻院校在校生对新闻业的情感认同与从事新闻业的意愿。通过相关性可以发现，周围其他人的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表现能够显著影响该群体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表现（Beta.=0.366，Sig.=0.000；Beta.=0.530，Sig.=0.000），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同侪效应”的存在。
职业情感认同危机和职业行为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我”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新闻学际在校生在“职业喜爱度”“自豪感”“归属感”和“行为意愿”等方面的自我感知均低于“他人”，而在“职业义务工作”方面的自我感知则高于“他人”，验证了“乐观偏见”（biased optimism）效应的存在，即人们倾向于对自己构建更好的形象，认为自己比他人要更优秀且能够逃避负面事物（Gunther & Mundy, 199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逃离新闻职业正日益成为当前在校生的一种荣誉，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0.3%的大学表示“毕业后我首选新闻职业”，而41.7%则明确表示毕业后不会首选新闻职业。这表明在“理想”与“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在校生开始选择逃离新闻职业，而部分在校生选择新闻职业也许在相当程度上并未建立在职业喜受度和情感归属基础之上，而是在个人专业限定下所做出的权宜之举。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导致新闻业流动性高、职业倦怠现象普遍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在当前传统新闻产业逐渐消解、新闻职业正不断重新定义的背景下，新闻教育机构一方面应尽早确立能够符合中国新闻实践的一套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媒体机构应充分重视新闻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促进新闻职业规范化、有序化发展；另一方面，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通过邀请媒体人进课堂授课的方式促进在校生对新闻实践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媒体机构应制定实习生人才管理培训工作，建立健全对实习生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切实提高在校生的实习满意度。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主题的新颖性。目前国内外关于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业状况、工作满意度等领域，而缺乏对职业认同方面的研究，而本研究认为职业认同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工作过程中的重要心理因素，其直接影响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和未来的职业选择等；同样地，在当前传统媒体人才不断流失的困境下，关注中观的、职业/行业层面的“职业认同危机”要比关注微观的、组织层面的“工作满意度”更具实践价值。二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陆晔，潘忠*党**，2002；Chan，Pan & Lee，2004），新闻从业者在“职业认知认同”方面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地挖掘。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了新闻从业者在“职业认同”方面所存在的“理想”与“现实”、“我”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这种冲突和矛盾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与此同时，本研究亦存在下述两个方面的局限：首先，在研究样本的选取方面，本研究只选择了北京地区一所高校新闻学院为抽样对象，样本范围有待扩充；同时，受有效样本数量所限，对应到“有”或“无”实习经历的两类学生的数量分别只有104和117名，这可能致使回归模型拟合存在一定的统计误差，影响研究结论推广至所有高校新闻学院在校生的准确性。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职业认同危机的表现和影响，但对于职业认同危机诞生的内因，则缺乏深入研究。上述不足，亦提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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