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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导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同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对*锁封**，进入了最艰难时期。然而，我们顶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努力研制“两弹一星”的同时，还在努力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由此诞生了赤脚医生，而赤脚医生成了中医的巅峰时期。
时间轴：1965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老人家汇报工作，他说了一组数据。
全国现有卫生技术人员140多万，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当时全国人口7.2亿，农村人口5.9亿，农民占比超过80％。
老人家听完报告之后震怒，说了这样一番话。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震怒之余，老人家作出了两条指示：
第一，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第二，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便是“六·二六指示”。
赤脚医生由此诞生，以半农半医的状态服务广大的农民。
赤脚医生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医疗的办法，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我们中医的巅峰时期。
对于那些诋毁中医的佞人和教授专家们来说，赤脚医生在这些人眼里同样被嗤之以鼻，他们嫌弃赤脚医生没有专门的行医资格证，嫌弃赤脚医生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
总之，在佞人们的眼里，赤脚医生一无是处。
那么，赤脚医生真的一无是处吗？
2020年前往湖北抗击疫情的李兰娟院士，率先提出对武汉实行“封城”，而当年她就是一位赤脚医生。
既然赤脚医生被佞人和教授专家们视为落后不专业的医生，那么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家那个时代赤脚医生的这段历史。
1949年，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只有35岁。
为什么这么多人当爹当妈没几年就死了，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地主和资本家有钱看得起病，所以他们能活到七老八十，但这些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否则就不会有革命了。
广大的劳动人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还有看病的钱？最终只能在伤病中结束生命，活到四十岁就算是祖上烧高香了，而很多人生下来就死了，附带着连自己的母亲也一并带走。
活下来的人后面的日子也不轻松，大多数人还要经历瘟疫和战争，被这一波收割之后还活下来的人，还要经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盘剥，长年累月地劳作，最终也活不了多久。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将旧社会的人均寿命大幅拉低，出生成活率低，死亡率高。
我们来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的健康到了何等低劣的地步。
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1400万人，死亡率在2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
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患霍乱死亡的人数达10万以上。
鼠疫在20个省、自治区的549个县（市、旗）发生或流行，1900-1949年的50年间，鼠疫每年发病人数在1到4万人，全国发病人数累计达1155884人，死亡1028808人，死亡率高达89.0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东北设立细菌制造所，用飞机散布疫源。
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销毁罪证将该所炸毁，使带菌生物流窜，再次发生鼠疫流行。
天花在不少地区也猖獗流行，1939-1949年间，全国各地天花患者约有38万人，天花每隔几年就大流行一次，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此病。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仍有患者53万人，其中半数集中在山东、苏北和皖北。1血吸虫病在我国有漫长的流行史，据解放后调查，流行范围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个县市，全国累计查出患者1130多万人，1亿多人口受威胁。
在广大疫区，血吸虫病成为危及人群生命、中断生育、遏止生长发育、阻碍生产的一大“瘟神”，有的疫区人死户绝。
疟疾在我国南部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和山区危害严重，而且由南到北，分布广泛。据估算，解放前每年患者达3000万人以上，病死率约1％。
结核病在解放前也是严重疾病之一，新中国初期，全国结核病患病率高至4％左右，死亡率高达250／10万，居人口十大死因之首，全国每年死于结核病者约100万。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传染病在全国各地流行，如伤寒、白喉、猩红热、性病、麻风病、克山病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性病在旧社会以梅毒的危害最大，流行最广泛，医学界曾将性病、结核病、麻风列为全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性病患者约有1800-2000万人，一些大城市梅毒患病率为4.5％-10.10％，农村为0.85％-3.8％，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患病率竞高达21.7％一48.0％，性病流行成为这些地区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估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患麻风病患者约50万人。
全国还有80％的地区有地方病，涉及人口高达4亿多人。
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64个县(旗、市)，患者在1300万人以上，受威胁的人口达2.7亿之多。
在旧法接生等因素的影响下，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据国民*党**政府公开的材料记载，当时大城市的产妇平均死亡率为15‰，小儿死亡率城市平均为130‰，农村为170‰，全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和100多万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竟然达200‰。
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出生婴儿能够活满1岁的只有84％左右，能够满15岁者男性为56.2％，女性为57％，表明近一半婴儿在15岁前死亡。
我国人均平均寿命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这就是民国留给我们当时的健康状况，面对这样的数据，不知道民国粉如何还要为国民*党**洗地。
1950年春，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出指示开展春季预防霍乱、天花、结核等病的防治工作。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从那时候开始，人们有了喝白开水的习惯，而旧社会的人都喝生水，水中含有多种细菌寄生虫，其健康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为了保卫这个红色政权，我们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用于研制两弹一星，我们手里所剩无几。
即便如此，老人家依然没有忘记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当他听到卫生部长的报告之后，才发现原来农村如此缺医少药。
但是，该如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呢？
培养一个医生的成本其实并不低，不光要有医学知识，还要有临床经验，看看今天的医学院的学生，没有个五年七年，你没资格行医。
除此之外，还要精通医和药，少不了要做试验，在实践中强化医药知识，因此必然会耗费药品和设备，这些都是成本。
但是当时的情形，根本没有这么多条件和资金来培养专业的医务人员，为了贯彻老人家的指示，全国掀起了安排城市医务工作人员下乡和培训农村医务工作人员的运动。
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医学速成班，初中和高中毕业的青年，或是有点药理知识的人，只要学习几个月时间，毕业后就能当医生了。
因为这些医务人员处于半医半农状态，既要干农活又要给村民治病，而当时的农村田间地头泥泞路滑，大家都习惯打赤脚。
平时下地干农活，病人来求诊，就直接从田里拔腿出来给病人看病，所以便有了赤脚医生的称谓。
这些速成班出来的医生，被今天的佞人和专家教授鄙视，认为他们不专业，但当时对于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他们的存在却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平时常见的头痛脑热，发烧感冒，摔打扭伤，拉肚子之类的常见病，90%以上他们都能治，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赤脚医生不但懂西医，还懂中医，他们往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
平常西药不够时，赤脚医生就上山采草药，与制作成本高昂的西药相比，草药的成本很低，只需要洗净之后熬制成药汤服用，或是捣碎之后敷在伤口处即可。
因此给农民看病的成本很低，对当时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他们也能看得起病。
但是，当年赤脚医生的这些做法，被今天的佞人和教授专家们诟病为不科学不卫生。
我们倒是想请教一下佞人和教授专家们，进口的西药倒是科学卫生，请问当时我们能从哪里买到？又有多少农民用得起呢？
在缺乏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他们仅有的医疗设备就是一根银针。
今天的佞人和专家教授们对银针嗤之以鼻，但是赤脚医生有时候就是靠这一根银针和中医知识，救治了很多病人，将我们的中医发挥到了极致。
再请教一下佞人和教授专家们，今天不少医务人员为什么离开了医疗诊断设备，就无法看病了呢？
对于大病来说，当时的赤脚医生确实无能为力，但是这些赤脚医生把治病救人看做是天大的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他们行医的理念。
赤脚医生就在农民身边，就在田间地头，农民不用跑到县城里看病，深夜发病时，赤脚医生还会上门看诊，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什么医患纠纷。
赤脚医生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冒着救人的极大风险，收入却并不高。
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人民公社之上，而人民公社属于村集体性质，因此赤脚医生的收入来自人民公社，而这其中出现了一位优秀的农民，他就是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老人家发出了将医疗重点放在农村的指示之后，覃祥官辞去卫生所医生职务，于1966年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担任赤脚医生。
他工作时受过伤，受伤之后，生产队给他安排了一份不用干重体力的工作，这就是那时候的人民公社，虽然生活艰苦，但依旧充满人性。
因此，他在担任赤脚医生期间，思考如何让农民能够看得起病，也就是将老人家的指示真正落到实处。
最终，他想到了合作医疗的模式，并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
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对于农民来说，每年只需要1元钱，这个费用并不高，当时普通工人每月30元，农民再不济也有2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每年只需要拿出自己收入的1/240，每次看病再花费年收入的万分之二，就能享受一年的健康保障。
1966年8月10日，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正式挂牌，从这一天开始，乐园公社杜家村的村民医疗有了保障。
覃祥官他们以 “三土”和“四自”相结合，“三土”就是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就是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作为药园，种植大量常见中草药，他们用自己的办法制出了治病用的膏、丹、汤、丸等药物。
农民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也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治病，既不耽误治病，又没有医疗负担，真正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的优越性。
第二年乐园公社医疗在各村建立了医疗站点，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看病。
正因为覃祥官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终感动了附近的村民。
1967年6月26日，在老人家“六·二六指示”两周年之际，公社在河滩上举行献药大会，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办合作医疗的一次盛会。
人民群众背着背篓，将自己采摘的珍贵药材献给合作医疗，不仅贡献药材，他们还将自己祖传的医方也无偿贡献出来。
这些药材和医方不仅可以救命，在今天可以赚大钱，然而他们都无偿贡献给合作医疗。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1968年下半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几经辗转送进了北京。
11月30日，有关部门专门给老人家写报告，讲述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模式，老人家看了这份报告之后连声称赞，当即在上面亲笔写下了4个字：“此件照办。”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老人家“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
此后，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
全国各地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杜家村大队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多人。
从乐园下车到杜家村还要走很长一段山路，来的代表中有的人是残疾，腿上装了假肢，为了学些乐园合作医疗的经验，给自己那里的百姓谋求健康，硬是用装着假肢的腿走到那里学习。
对于覃祥官这样的白求恩式的赤脚医生，国家也给了他相应的荣誉。
1974年9月29日至10月6日，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双方互派代表到对方首都参加首航仪式，当时我们以国务院副总理*震王**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覃祥官便以“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
覃祥官将我们的合作医疗经验向日本介绍，被日本报纸整版报道。
覃祥官受到老人家四次接见，老人家亲切地对他说道，“你搞的那个合作医疗，很好嘛！它使贫下中农的健康有了保障，人民群众欢迎啊！”
老人家的话让覃祥官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告诉老人家，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一定在提高医疗水平上加倍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覃祥官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是一个农民，却是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出席。
其他国家卫生部长的发言也就十分钟，而覃祥官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会上外国记者问，农民看病不要钱，那么赤脚医生的收入从哪里来呢？
覃祥官回答说通过记工分，工分到年底换算成现金。
那么什么是工分制呢？
由于我们的财政吃紧，手里没有多少资金，印钞则会形成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人民公社中采用工分制。
我们的经济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对货币的依赖度低，农村以物物交易居多，钱物交易较少，因此原则上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比如我用2斤大米，换你1斤白糖，不需要将大米换成货币，再用货币来购买白糖，而是通过直接调拨实物来完成交易。
公社之间这么交易没问题，那么如何将实物分配给社员呢？如何将社员的劳动和报酬结合起来呢？
这就是通过工分制来实现。
当时的赤脚医生没有薪资，而是按工分计算，社员根据工分多少获得相应的报酬，报酬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实物。比如当年玉米丰收了，那就用玉米来作为报酬的一部分。
外国记者问，赤脚医生愿意接受吗？
覃祥官回答说愿意接受啊，因为有人民公社做保障，同时又有老人家的思想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靠治病赚钱，大家都愿意接受啊！
外国记者又问，那么5分钱是多少外汇呢？
覃祥官随手拿出身上的火柴说道，相当于两盒火柴，这样外国记者立刻就明白了5分钱对农民的开销有多大，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一个农民的智慧。
与会人员没有想到，中国农民这么多人，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简直是人间奇迹，我们成了当时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健康问题的标杆。
今天的佞人们鼓吹，经济不强大就没有话语权。
可是，老人家那个时代贫穷落后，却在国际大会上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半天时间给中国代表团做报告，两个小时回答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而别的国家卫生部长发言时间仅仅只有十分钟。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话语权。
今天我们比过去富了，但是我们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吗？西方真的正眼瞧过我们吗？觉得我们比他们先进吗？不还是觉得你都是抄袭他们的东西吗？今天我们讲中国故事时，老外有几个听得进去的呢？
在当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赤脚医生不仅仅是凭着一股救死扶伤的精神，还有着科学的治疗方法，每个赤脚医生手里都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赤脚医生手册》有多神奇呢？
它不仅告诉你什么病怎么治，而且还告诉你其中的药可以用当地什么药材来替代，完全根据当地的药材来编写，分为全国版、北方版、南方版、藏区版等。
我们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在国内发行超过120万册，在世界上还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编印超1000万册，为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赤脚医生模式，得到联合国认可，被认为给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在老人家的时代，肆虐了千年的疟疾、血吸虫、天花等病，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消灭了。
为什么这些肆虐了千年的疾病，在老人家的时代就绝迹了呢？
因为赤脚医生强有力的执行力，田间、地头、家门口，送药到手，看着农民把药服下再到下一个农户。
正是因为这些赤脚医生的无私奉献，才让我们国民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35岁提高到1976年65岁。
农村新生儿死亡率和夭折率，从原来超过20%，下降到3.7%左右，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广大农村有效控制了疟疾、*脑流**、流感等疾病，并且协助消灭了天花、血吸虫等传染病，他们功不可没。
也正是因为赤脚医生的存在，用有效的治病救人，与巫婆、神汉作斗争，宣传科学，才让广大农村破除封建迷信，不断走向科学。
即便如此，今天的佞人们依然跳出来嘲讽说，既然赤脚医生这么好，为什么消失了呢？好东西不应该消失啊！
关于赤脚医生消失的原因，我们来说明一下。
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制度建立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赤脚医生自然就没有了经济基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实际上就宣判了赤脚医生将成为历史。
因为别人整天在地里劳动，而赤脚医生一边种地，还要一边诊治病人，地里的收成自然比不过别人，而之前因为治病耽误的劳动可以通过工分来获得收益，但是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没有了工分，赤脚医生就比别人的收入少了很多。
那时候的赤脚医生没有用药养医的心理，都是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自然不可能在药上收取巨额费用，客观上就让赤脚医生这个职业难以为继。
八十年代中期实行的医改，更是让赤脚医生无处立足，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同时逐步停发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乡村医生逐渐以科班出身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生为主体，没有执业证书的盈利医疗被视为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将面临刑事处罚。
随着农村的衰败，农村空心化现象发生，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赤脚医生后继乏人，更没有市场了。
今天的市场和法律让赤脚医生彻底消失了，成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事物。
那么当赤脚医生消失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
对于合作医疗的解体，国际社会不理解，国内群众也不满意。
1983年世界银行专家组在考察报告中指出：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合作医疗纷纷瓦解，不少地区甚至彻底垮台，结果使农村大多数人口又失去了从前可以减少病灾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而要自己承担全部医疗费用。”
“这一趋势产生了两大不良后果：第一，没有医疗保险制度，就做不到有难同当，从而不可能增进农民身心健康。尽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很多缺陷，包括无力分担大批人的病灾，但他毕竟能提供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服务。第二，尽管公共预防措施是中国卫生保健获得成功的根本，但看病付钱的办法是不可避免地要忽视这些公共预防措施，而导致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回升。”
由于在赤脚医生的改行，合作医疗停办，预防接种、爱国卫生、计划生育没有人管，农民看病、打针、吃药、新法接生找不到人，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又严重起来，一些疾病又在回升。
肝炎、霍乱、结核、痢疾、出血热、钩体虫和炭疽等一些传染病不断在局部地区流行；全国85％的县都有一种或几种地方病，病区人口有4.2亿，患病人6000多万。
慢性非传染病对农民健康的威胁也日益加重，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在农村人口的死因顺位已经上升到第二、三位。
在一些农村地区，糖尿病、职业病和由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疾病的发病情况也在增加。
尽管赤脚医生消失了，但是我们依然要说，赤脚医生对当时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功不可没，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赤脚医生创造了中医的巅峰时期，他们真正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年我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老人家提出要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并且切实去做了这件事情，这大概就是老人家走后四十多年，依然让人怀念的原因。
今天人们怀念老人家的时代，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苦，而是怀念那个艰苦的时代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运动。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导火索：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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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脚医生．人民网．2014-02-26
2、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研究（1955—1983年）．李德成．浙江大学．2007-06-06
3、覃祥官的传奇人生．三峡晚报．2012-12-28
4、世界银行《中国卫生部门报告》[C]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