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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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有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退休的颜文伟教授，是很多精神科医生那个年代的“偶像”！他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更是一位活跃在“艺术圈”的才子，会画画，会雕刻，懂音乐，反正让人羡慕。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颜文伟，男，1932年生。195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称上海医科大学）。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教授，精神科主任医师，《上海精神医学》副主编等，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5年研究精神外科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1976年起研究“儿童多动症（ADHD）”的防治，曾进行了15年随访，总结了《‘多动儿童’三十年回顾》。1990年起研究以‘眼球活动测定’作为精神分裂症的辅助诊断标志。1991年起研究用‘扩瞳试验’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兼上海医科大学精神科教授。从2009年起，兼任好心情互联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至今。

颜文伟教授自画像

今天的这篇文章是颜教授看了7月20日的“既生ICD，何生DSM”一文后，有点感想。

还记得在1986年时候

英国Cooper教授来我国举办过一次全国大会。他在会上*放播**刘协和教授用中文念的一个病例录音。这是一位女性，所诉述的都是情绪抑郁等症状，但她觉得有一天客厅里她所喂养的鸟居然会对她讲了几句人话。Cooper教授要求参会者对之作出自己的诊断，并且署写自己的姓名，职称和城市。

上海有10位参加（包括夏镇夷教授），结果在上海的10位中，有1位诊断精神分裂症，9位诊断SAP（那时正好是夏老在试用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SAP”的时候）。最后，Cooper教授结论说：“这样的病例，以前在美国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我们欧洲的诊断却是抑郁症。当然，谁也不能说自己的诊断绝对正确。但是这位患者没有用抗精神病药治疗，而是用抗抑郁药阿米替林治疗好了；这是事实”。

心理治疗中心

接着他就强调应该把过分扩大了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倾向纠正过来。

后来的几次会议，由提出“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Andreasen教授，和DSM-3的编者Spitzer教授主讲。当时DSM-3是由我翻译成中文的，会议时就让我充当译员。因此有幸与她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了解到多年来美国往往强调只要有“一丝”精神分裂症症状就诊断精神分裂症的倾向，Cooper教授等正在应用“同一具体案例在英美两地讨论对比”的方式与美国精神病学会APA的学者们进行研究如何纠正诊断倾向的方案。

门诊

DSM的“革命性”举动

Spitzer教授强调了制定DSM-3的用意就在于此。他说明了以前的DSM-1和2，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这次制定的DSM-3的主要进展就是制定了可在临床上实际操作应用的“诊断标志”，也就是徐韬园教授所说的“革命性”举动。他们这次制定的DSM，都经过敏感度和特异度衡量，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来，具有“版权”意义，与是否“经济大国”无关。所以，我向APA申请翻译DSM-4时，APA就因为版权已经卖给台湾，要求我必须在10天之内，也就是在交付台湾之前译好。而我国当时之所以想自行制定CCMD，倒却是自以为是“大国”之举，其实毫无实际意义。而且“把CCMD与国内当时的病例作敏感度和特异度评价”，就像把自己的照片与自己的人像作比较，毫无学术价值。

由此看来，这些并不是‘既生ICD，何生DSM’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术意义，有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问题。

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