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他还是作者的领导和老师，无数次为作者及同学们授业及解惑。为撰写《吴孟超传》，作者也曾多次采访他，听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吴孟超诞辰100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96年，吴孟超领导的这座长海医院“院中院”被批准独立出来，正式列编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此时，这座医院先前的两幢7层大楼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新楼尚在筹建。
直到2000年，一座崭新的肝胆外科医院16层大楼才告建成。
这是一座三级甲等医院，并有“院所合一”的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拥有生物信号转导、肿瘤免疫与基因治疗、分子肿瘤、基因与病毒治疗等专业实验室，在肿瘤信号转导、肝癌生物治疗、肝胆肿瘤发病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病房大楼奠基仪式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独立存在的肝胆外科医院，它坐落在东方的中国上海。上海地处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最中心地带，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以及亚太城市群的地理中心。上海春秋为吴国地，战国时为楚国春申君封邑，此时始筑城。“申城”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城池，“申城”之名亦由此而来。迄今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这座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许是注定会在这里诞生？
虽然，世上没有吴孟超，地球照样转，但如果没有吴孟超，在21世纪的黎明，世上肯定没有这座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从“三人小组”到“三甲医院”，一程程都凝聚着吴孟超的理想和追求。所谓世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还一定是必有一批非常之人。
除了吴孟超团队中已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外，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尹衍梁先生也是其中一个非常的代表。1996年尹衍梁先生来上海，得知吴孟超的大志，表示愿为此捐款4000万元。在新建成的医疗大楼一楼大厅，墙上镶着一块刻有诸多捐赠者姓名的铜牌大如碑，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捐款4000万元人民币，捐赠者即：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这块如碑的铜牌上的名单，反映吴孟超为一片事业四处化缘的辛劳，也折射出捐献者的爱心。本院还向银行*款贷**5000万元。这座16层的新楼才得以拔地而起，病房的床位增加到712张，手术室增加到10个。按吴孟超的设计要求，病房一律建在阳面，还专门建了个阳光屋，供住院病人休闲观景。病房的墙壁色彩淡雅而温馨，挂着字画，病房里安装了音响，*放播**轻柔的音乐。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肝胆外科医院，也是世上规模最大的肝癌诊断治疗机构，收治的患者包括来自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多国、东南亚多国的病人。
作为世上规模最大的肝癌诊疗机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拥有目前世界上诊治肝癌最多的方法，不仅有多种手术治疗的方法，包括肝移植和目前很多医院仍然没有能力做的中肝叶切除术，还可以做介入治疗、微创治疗、生物治疗、药物化疗、放射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以及肿瘤免疫—病毒治疗，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等等。
在这里值得留意的信息，一是目前世界上治疗肝癌的方法已经有很多种，二是目前很多医院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其中的几种治疗方法。这第二种情况给患者的印象是：现在某医院也可以做肝癌手术了。比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徐宝彝在1957年为一位患者施行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肿瘤切除手术，吴孟超的三人小组在1960年成功地做了长海医院第一例肝肿瘤切除手术，其他医院能把肝脏手术做成功的寥寥无几，如今中国很多大医院都能做肝脏手术了，这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更应当重视的是——
当某个做过肝癌切除手术的医院说，这个患者的肝癌太大，长在中肝叶，做不了，只能做肝移植。并不意味着其他医院也做不了，不意味着一定要做肝移植。
当某个医院说，这个肿瘤已到晚期，不能切了，只能做肝移植。并不意味着其他医院不能做，也不意味着只能做肝移植，因为还有其他方法。
因而，比以上所述都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目前治疗肝癌的方法有很多种，具体的患者一定有一种最适合的方式。如果医生能考虑为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方式，那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
造成“并非如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医院技术受限，医生视野受限，以及对病人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受到不良风气的侵蚀，是重要原因。譬如不是视病人如亲人，而是视患者如顾客。
为什么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医院不是商店，即使你用笑容满面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患者，“来的都是客”，来了就别让“客人”走了，没办法用这种方法治就用那种方法治……这看起来似乎不错，可是，你可能在贻误病人！
吴孟超曾指出：“现在很多医院使用肝移植过多过滥，适应症放得太宽。”他说的“适应症放得太宽”，是指一些医院为了拓展肝移植对象，将从前列入不应做肝移植的一些限制取消了。此种“放宽”的可怕，在于从前不能这么做的，现在因“放宽”而变得“合法化”。
为什么特别说到肝移植？因为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声称做不了，不能做的手术，都可以通过“换肝”，一换了之。
吴孟超提出“肝癌规范化治疗”的理念。这非常重要！
“通俗地讲，”他这样说，“就是在现有条件下，给病人提供更合理的治疗。这对病人来说是太重要了。只有合理的治疗才能给病人最大的益处。否则，第一可能导致治疗不够，第二可能导致治疗过度，最可怕的是首选的治疗方法不正确。”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行吴孟超提倡的“规范化治疗”。最基本的方法是，全院医生要有为每个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法的意识和相关常识，从门诊接诊开始，医生就要做上述考虑。可以做腹腔镜下微创手术的，那就不必开腹。肝癌晚期癌体太大的，可用非手术方式将其缩小再行手术，即吴孟超提出的“二期切除”。一旦确定以哪种方式为主，责任医生就要为患者制订一个综合治疗方案。这里也做肝移植手术，但必须是无法采用其他治疗方式而适宜做肝移植的，做了肝移植也必须有一套后续的综合治疗措施。这所医院的医生有没有违背规范治疗的？有。吴孟超发现了，是不留情面的。
但是，莫忘了，吴孟超领导的肝胆外科医院，连门诊部在内共有31个科室，其中标有肝外一科、肝外二科，直至肝外六科的，均各有分支和侧重，还有肝脏内科。有这样一所专门的肝胆外科医院，才有条件对患者进行综合考虑，以选择最佳治疗方法，制定综合治疗方案。
现在很多医院在门诊大厅布置有介绍医生特长的橱窗，方便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医生，这无疑是便民之举。只是，患者对自身的疾病，以及该选择怎样的治疗方式，都是认识有限的。患者去医院的外科找擅长治疗肝脏肿瘤的医生就诊时，遇到这个接诊的医生擅长哪种方法，通常就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即使是这位医生擅长的，但可能对这个患者不是最合理的，那么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方法，在第一时间就被决定了。
前已说过，世界上的肝癌患者一半以上在中国，每年新增肝癌患者几十万，还有数以亿计统计在内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征服乙肝、征服肝癌，是我们巨大的民族任务。我们需要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样在诊断、治疗和科研方面成体系成规模的治疗肝脏肿瘤的医院。可是，举国只有一座。
这一座是吴孟超经过几十年努力，一步步去艰难求成，才终于得以集各方支持而建成；比建大楼更重要的是大楼里要有杰出人才，如今这楼里群贤毕至，也是吴孟超求贤、育贤、集贤才初有规模。假如没有吴孟超，则连这一座也没有。
就这“一座”，我们也可以看到吴孟超异乎寻常的贡献。
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赞扬吴孟超。西方人称“乙肝”和“肝癌”为中国之“国病”，从前我们不回避“东亚病夫”的说法，而是努力去摘掉这顶“帽子”，今天也不应回避“乙肝”和“肝癌”对中国人健康的威胁，而举国只有如此“一座”，则多么不够。
2011年8月，国家卫生部号召向吴孟超学习，是非常英明的。卫生部似乎也应在吴孟超发奋建肝胆外科医院这件事上，考虑针对中国的特殊需要，如何向吴孟超学习。
我们不能因为世界上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肝胆外科医院而认为我国也不必有。白人极少患肝癌。当我们这么介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时，也不是说肝癌患者都应该到这家医院去求治，如果那样，吴孟超再变出三头六臂，把这座医院再扩大十倍也容不下。北京这座东方大都之大，可与上海比肩。北京不应该有一座专门的肝胆外科医院吗？如果没有，怎么能集当代世界研究、诊断、治疗肝脏肿瘤之大成。东北、西北、西南等广袤地域，或则人口五千万以上的大省，或则广东、福建、安徽、江苏这样肝癌多发的省，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座这样的医院？
（摘选自作者与王宏甲老师合作撰写的《吴孟超传》华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