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作家钟毓材是萧殷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时的学生。2006年，钟毓材撰写了一篇怀念“萧主任”（萧殷当年的学生一直称呼萧殷为“萧主任”）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荔枝又红了——怀念萧殷先生》。看得出来，这个题目是模仿1957年萧殷怀念自己的战友仓夷的散文《桃子又熟了——忆仓夷》。
在萧殷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笔者转载钟毓材先生这篇对“萧主任”的深厚感情的文章，以表纪念。
荔枝又红了——怀念萧殷先生
钟毓材
一
纽约的春天似乎特别短暂。冬雪悄悄溶化之後，春雨便不知不觉淋绿了哈里逊河两岸的草木。刚刚才感受到春临人间还没多久，很快就到了明丽的初夏。··时间过得好快啊！荔枝又红了，熟了。西迁美国多年，近一年来，喜出望外的，侨居大西洋彼岸的纽约，也能品尝到来自故国特有的岭南佳果。自祖国重现春天之後，经营中国食品进出口生意的华商，从香港空运广东荔枝到纽约的中国杂货店出售，各种品种都有，黑叶、桂味、糯米糍。
每逢荔枝又红又熟的时节，我自然而然回忆起在祖国那段大学的日子，火红的岁月，想起我敬爱的导师，中文系系主任萧殷先生来。寒来暑往，雁去来归，在这漫长的廿一个年头里，尽管荔枝红了廿一个春秋，也熟过了廿一个春秋；无情的岁月染白了双鬓，异乡从商生涯令我年华逐渐老去，然而萧殷先生亲切慈蔼的笑容，谆谆善诱的教导依然十分鲜明地烙印在心坎中。
一九五八年秋，我考进广州市暨南大学中文系，非常幸运的，系主任便是萧殷先生。在这之前，我在高中时代就曾拜读过他的《与习作者谈写作》、《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等文学专著，深受他文艺理论的影响，也曾为他的短篇小说、散文集《月夜》而深深感动。尤其是那篇《桃子又熟了》，萧殷对革命战友仓夷的深切怀念和眷恋之情以及那特别的写作技巧，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次见到我所景仰的萧殷先生，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原本以为这是一位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全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我们的系领导，应该是十分严肃，高不可攀的。
在开学最初的日子里，萧殷主任读完我高中时与同学王坚辉合作创作的小说集《赤道线上的孩子》（由北京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跟我作过详谈。他肯定作品有着南洋的生活色彩，故事人物都给人清新的感觉，对于初学写作的高中学生来说已经很难得。同时他也指出作品不足之处，对生活和文字的提炼不够，内容也单薄些。他教导我创作文学作品，除着要有真情实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扎实的生活基础，丰厚的文学修养。他鼓励我多阅读多思考多观察多写作，再三对我说，要写出好作品，是没有捷径可走，非下一番苦功不可的。
萧殷主任还把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多雨的夏天》前几章给我阅读，他写得精彩、动人。他告诉我已经写了十万字，现在来到暨南大学，工作繁忙，只能先搁置下来了……萧殷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毫无架子，爱护学生的文坛前辈，我的系主任。萧殷先生中等身材，瘦弱得有点经不住风吹似的。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却永远闪耀着亲切、智慧和热情的光芒。他吸烟很多，总是烟不离手。由于长期艰苦而奔波的革命生活，他体弱多病；双脚也因长年累月的行军而结满硬茧（生鸡眼），走起路来，颇为艰辛，稍有些微跛的。这样，萧殷先生走起路来，显得飘逸潇洒，另有一种神采。
这一年秋冬，在*跃进大**和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我们第一届中文系师生到广州市近郊江村炼焦。在萧殷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炼焦劳动中学习写民歌，把文学和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他多次到工地上和我们座谈，要我们学习工人阶级优秀品德和思想感情，同时向我们讲述民歌的艺术性，如何通过这一艺术形式表现劳动生活。近半年内，我们中文系学生除了创作民歌外，也收集广东各地涌现的民歌，在萧殷先生的指导下，选出其中优秀部分，由他亲自作序，取名为《荔枝满山一片红》，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年，我很荣幸地被选为整理和抄写这份工作的学生之一，于是我有更多的时间聆听萧殷先生教诲，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理论有着进一步的了解。翌年春节，中文系第一、二届学生又在萧殷先生提倡下组织下乡采写《岭南春色》，分别到粤北、潮汕、兴梅，清远、海南岛各地区采访经济复苏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
萧殷自制暨大中文系学生收集与写作的民歌，书名为萧殷所题
这是我们的福气，一踏进大学的校门，就有这么好的一位导师指导我们中文系学生把文学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结合。萧殷先生给我们开过许多座谈会，深入浅出地讲授文艺理论和他的文艺创作思想；他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极力反对框框条条，主张文艺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文学创作要形象地反映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为配合文艺理论和写作理论的教学，萧殷先生经常邀请省内外著名作家给我们中文系学生作专题讲课；老作家张天翼讲述人物塑造问题；康濯讲如何选择题材，秦牧讲的是散文创作，还有艾芜、吴组湘、韩北屏、欧阳山、周钢鸣、陈残云、杜埃等许多名作家都给我们作过演讲，他们内容丰富生动的讲述，不仅增加我们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知识，同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二
萧殷先生是广东龙川人，出身贫寒。他十七岁到广州念书的时候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也从那时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组织进步文艺社团，办刊物。和楼栖等进步青年同住在一起，过着穷学生的苦日子。不久他先到上海，然后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进修。之后一直在部队做文化宣传工作，随军南征北战。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管文学讲习所，指导过许多青年作家，王蒙、刘绍棠都是他的学生。二十多年来，萧殷先生惜墨如金，写得很少；或许是行政工作占去他太多宝贵的时间。一九五七年，从北京下放到他的广东龙川故乡，深入当地农民的生活。从那时起他酝酿和开始创作反映农民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多雨的夏天》……
一九五八年秋，他就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和学校*党**委委员。暨南大学是新复办综合性华侨大学，百废待兴，学校行政工作十分繁重。我时常看见他开会到深更半夜；本就体弱多病的他，熬得脸色苍白，经常感冒咳嗽。那时他的家人仍留在北京，独自居住在教学大楼的顶楼里，夏里炎热，冬里寒冷，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很乐观，不眠不休的，默默地给我们中文系学生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萧殷先生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日子并不长，大约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高尚的人格，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运用的教学思想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关做人处事以及文学思想、写作理论的教导，更是令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
这之后，萧殷先生就调往广东作家协会，一方面领导文艺批评工作、一方面培养广东青年作家，如陈国凯、程贤章、杨干华等都是当年他悉心栽培出来的青年作家。这期间、在萧殷先生的主持下，以作协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的名义，前后写了《典型——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等三篇论文发表在《羊城晚报》“文艺评论”上，对当年庸俗社会学与艺术教条主义典型观和批评方法，作出深刻的批判，其尖锐性和理论深度，是当年文艺界最高思想水平的文艺论文。《文艺报》即时分期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反响。
不久，萧殷先生便调到中南局宣传部任文艺处长，为中南局尤其是广东省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
三
萧殷先生在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日子里，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华侨和港澳学生，经常对我们学生干部说，他们抛弃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回到祖国内地来，这就是爱国的表现，我们*党**和国家就要欢迎他们，热情帮助他们。萧殷主任尤其对首届的华侨和港澳女学生，像周霭楣、黄裕珠、李玉梅、伍素娴、司徒婵、黄若梅、黄美兰等特别的关心和爱护。每逢暑假寒假，港澳学生回港探亲前夕，萧殷先生总会是和他们开谈心会，像慈爱的父亲，讲述延安时代的革命故事，艰苦的生活，鼓励年青人应有远大的理想，告诉他们，祖国的前途是美好的……
一九六○年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少体弱的港澳学生患肝炎和水肿病。萧殷先生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不让他们参加过重的体力劳动，还特别介绍他们到部队医院去看病。更多的时候，萧殷先生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给他们鼓励。香港女学生伍素娴，三年级时想离开祖国出国去治病，就是因萧殷先生的鼓励、关怀和爱护而深受感动，终于维续留在国内地读完大学课程，当年萧股先生要我多接近素焖、帮助和开导地；我和素润之间的缘份和情愫也因此而萌生，萧殷先生的这份情意我这生都感激和铭记着的。
萧殷先生对培养我们中文系学生，是用尽心血的。他非常仔细地批阅我好些不成熟的作品。发表在《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上的散文《寄万隆》，就是萧殷先生推荐的。和王坚辉合写的小说《在海滨听来的故事》也经过他提意见，再由他请《作品》编辑部专人来和我们详细商讨修改才得于在《作品》上发表……我的同学、像谢金雄的小说《海的新客》，张振金、钟永华的诗作、散文，谭志图的文艺评论文章等也都是在萧殷先生指导下完成而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的。要是说我当年在文艺创作上稍有一点点小成绩的话，那都是和萧殷先生的悉心培养、耐心指导分不开的……
四
最后一次见萧殷先生，是在他广州东山梅花村的寓所。那是我离别祖国前夕，我和素娴前去向他告别的。那也是荔枝开始红熟的初夏时节，五羊城繁花似锦，梅花村绿影婆娑。和往常一样，萧殷先生亲切地和我与素娴说了许多话，还留我俩吃饭。依依临别之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三叮嘱我到海外后不要忘记祖国和人民，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祖国工作……十五年来，北望神州，萧殷先生的话语犹在耳边回响，他的音容笑貌也时时在我脑际中浮现……
*革文**十年，在那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为萧殷先生担忧。以他的地位，他的文艺思想，他写的书，可以想见，他所受到的批斗将是如何残酷。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将给他造成没顶的灾难。萧殷先生瘦弱不堪的身体能够经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吗？我为他捏把冷汗，噩梦常常使我从半夜惊醒过来，忐忑不安。不论在香江畔、还是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我都为萧殷先生祈祷、遥祝他平安。十年来，我千方百计，希望从各方面打听他的真实情况，然而我都失望了。
那真是漫长的十年，对我这个内心忧焚的人来说。
一声春雷，中国人民终于再从深重苦难中站立起来，祖国得到第二次解放。很快地在海外就看到复刊的《作品》，又重读到萧殷先生的文章，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的老同学王坚辉来函说，在广东省文学青年创作会议上见到他，身体虽然瘦弱，但精神还好。他说，萧殷先生又在为培养青年作家而尽心尽力了。三弟来信告诉我，萧殷先生主持广东文艺工作，正着手创作有关写作理论长篇著作《创作论》，还有，他的女儿萌萌也在《作品》工作……啊！多么令人欣喜的消息啊！
春天又回到故乡的大地。随春而来的初夏，繁花枝头，绿柳丛间，蝉又在长鸣了。美丽的岭南，该又是满山荔枝一片红了。 我为萧殷先生祝福，祝他健康，长寿，为培养中国年青一代的文学工作者，为中国文艺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也祝他早日完成他的文艺理论巨著《创作论》和长篇小说《多雨的夏天》——我知道萧殷先生这生都惦念着他这部未完成的作品……
啊，荔枝又红了，我深深地怀念着我的故国和我的系主任萧殷先生……
五
以上怀念萧殷先生的文字是我旅居美国纽约时写的，时为一九七九年初夏，那也是蝉鸣荔红的季节。当时曾寄给萧殷先生的女儿萌萌，可惜寄失了。萧殷先生没有读到这篇文章。不过，到八一年初，我在广州《花城》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再会吧，南洋》，萧殷先生读到后，即刻给我和素娴来了信，我又惊喜又感动。他说看见我重新拿起笔，感到欣慰，鼓励我一定要写下去。他在信中叙述*革文**的遭遇，被折磨得死过几次，虽然活下来，可是已经重病缠身，常住医院。我流着眼泪读完他的信，立即给他写了回信。我又和厚爱我的萧殷主任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和素娴会回来的，万望他保重，等着我们回来。
八三年的八月中旬，我收到他的来信，并附来一张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半身相片。我见到，心沉落了，萧殷先生显得非常瘦弱，满头白发，病容憔悴。他的健康令我担忧……万万想不到，廿多天后，我收到的竟是萧殷先生病逝的讣文——相信是师母陶萍寄给我的。我的心一下子碎裂了，眼泪一涌而出。原来萧殷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牵挂着他遥远的学生我和素娴，他是多么疼爱我俩啊……我祈求萧殷先生健康的希望破灭了，我梦想着和他在珠江畔相聚的心愿永远落空了。萧殷先生走得太快，太早了，还带着他许多未了的心愿。我的伤痛和悲哀是无法可以形容的……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和素娴去国廿六年后回到祖国，重回暨南园，见到分别四分之一世纪的老师和同学，百感交集。漫步明湖畔，湖水荡漾，四周花木扶疏，美丽如昔。校园大道两旁，当年我们手植的树木，如今已成参天大树，一片浓荫。失落、惆怅、悲伤、我痛失了敬爱的萧股主任……要不，他见到我和素娴的归来，将会是何如地欣喜啊！
这么一晃，十五年又过去了。有幸接受萧殷先生的教导至今，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大半辈子，未敢忘记他的教诲，为着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从商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写了三百万字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他都没有读到。流逝的时光并不能医治我内心深处的伤痛。时序更替，冬去春至，五十年来，我对萧殷先生的怀念，逐年递增。如今，我补写这些怀念萧殷先生文字的时候，正是南国的初夏，又是蝉鸣荔熟的季节……
荔枝又红了，萧殷先生，我深深地怀念你。
二零零六夏
写于美国霞飞阁
（本文曾收入暨南大学建校百年纪念文集《暨南古道照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