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此地唯一可堪使用的机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恶少”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
为了抑制*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行为，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早日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
听到赴香港飞机返回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国党**要员，按捺不住心中兴奋，纷纷赶往机场迎接。
然而，从飞机舷梯走下来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南天王”陈济棠，也不是许崇智、何香凝，更不是陈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的夫人，而是孔祥熙家的恶少连同携带的老妈子与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
见此情景，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
1941年12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借题发挥，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孔氏家族的这一丑闻，同时，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
内中说道：“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
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辨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
社评一经发表，舆论大哗，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纷纷谴责孔氏家族的飞机装洋狗行径。
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以《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为标题，转载了《大公报》社评并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
“ 香港战事爆发，有人把飞机装运沙发和洋狗到重庆，大公报前几天以社论原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将原文介绍如下……”
《大公报》社评的转载，立即引起了西南联大与昆明各校师生的义愤，校园内外立即沸腾起来。
西南联大校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陈寅恪本该在“抢运”之列，而由于“飞狗院长”家中的主子与奴才从中作梗而未返回时，更是悲愤交加。
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在一个名叫《论坛》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以哀惋、悲愤的语调追怀香港沦陷后生死与下落皆不明的陈寅恪教授及其家人：
“ 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文章刊出，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
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 南宋*国亡**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
他力主师生起来反抗。激于义愤，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笔大字起草了“讨孔宣言”，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宣言云：
“ 国家之败，多由官邪。
……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贼国**孔祥熙。
孔贼贪污中饱，骄奢恣睢，已为国人所共愤，为法理所难容，而此次风闻由香港以飞机运狗者，又系孔贼之妇！致使抗战物资、国家硕老，困于港九，沦于敌手而不得救。
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 呼吁我校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通电全国，同声诛讨。
通过*运学**，掀起高潮，期树讨贼之大纛，倡除奸之首义。剪彼凶顽，以维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责。”
宣言贴出，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校本部广场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
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学生们在短暂*会集**后，高呼“*倒打**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威示***行游**。
沿途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校、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行游**队伍。
西南联大当时在校主持日常事务的蒋梦麟、梅贻琦二常委出于对孔氏一家恶行的义愤，不但对学生的义举未予劝阻，还暗中准备了应变措施，并乘车尾随*行游**队伍之后，以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好及时出面加以调解。
西南联大校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行游**过后，联大与昆明市众多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宣布*课罢**，并向全国各地高校拍发“讨孔”通电，以期通过这一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予以警告和惩戒。
西南联大的通电发出，远在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立即响应，相机而动，高举旗帜和标语，涌向大街小巷，高喊“*倒打**孔祥熙”的口号，并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借住的张家祠门前、史语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所在的上坝月亮田等地，背诵诗词，以悼念被“‘飞狗院长’孔祥熙的狗儿女害死的陈寅恪教授”。
在李庄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属机构的同事，听到陈寅恪“死去”的消息，大为震惊，纷纷向傅斯年询问详情。
傅斯年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探询实情。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
于是，整个李庄的科研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愤与忧伤之中。
此时，陈寅恪并没有死去。就在国内群情激愤，四处声讨“飞狗院长”之时，他与家人已顾不得“国法”与“公理”何在的是非之争。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
陈寅恪夫妇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但此时，香港与内地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
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飘舞的废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霎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
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吟呻**。
陈氏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
“ 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
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 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锁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儿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
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竟觉得味美无穷。
转眼到了1942年春节，他独自对着花盆里的花发呆，并作《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
“ 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
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
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
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于中，可见诗人困守的绝望心境。
节前，曾经有人给他送来一袋面粉，来人不言自己的身份，他坚决不接受，可又怎么也推托不了。他们一家此时和香港的普通市民一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挨饿已是屡见不鲜了。
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 刘、孙二人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来人的面粉既然推托不了，他索性把这袋面粉一一分送给同楼的邻居。
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的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
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知如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 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
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
后因这支*队军**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的房东自此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对面楼上忽又传来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
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辱侮**。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
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的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
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
陈氏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港岛。
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协助下，陈寅恪离港一事终于提上日程。
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1942年5月5日，一个闷热潮湿的凌晨，陈寅恪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回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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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港前，他曾对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并致信陈君葆，有所谓“ 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 ”之感叹。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信中道：
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
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
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币伪**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
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
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幸冒险将二年来在港大讲稿携出，将来整理或可作一纪念也。
同一日，陈寅恪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四人的信中补充写道：
“ 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
脱离虎口*亡流**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
“ 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勉强尚能成行。”
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陈寅恪尚活在人间，并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的消息后，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