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篇为本头条号发布的东灌工程系列文章之十七，请点一下“关注”，关注成功本头条号后，系统将自动推送后续更新，也可在本号“文章”栏查看《东灌记忆》合集的其他文章，既方便您收文、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平泉营工地医务室
周清银 口述 *学谦吴** 整理
1969年初我从部队退伍，回到五星公社太阳大队，可能是我在营部卫生所干了5年多的原因，回乡后就安排我筹建大队合作医疗站。1969年9月，平泉区妇联主任袁志润找我谈话，说东灌工程正在做前期筹备工作，那儿急需要我这样的医务人员，区委决定派我前往东灌工地。我二话不说，背上铺盖卷，立马上了东灌。
因陋就简建诊所
当时平泉区为七营，刚开始上东灌的人还不多，最初医务室只有我和秦富贤。他当时40多岁，是施家公社卫生所在职医生；我26岁，既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营领导就口头任命我为医务室负责人。
我们诊所最初设在五指乡东风二队，是临时找的东风二队副队长家的堂屋做诊所，10个平米不到，连张桌子都没有。我们找营部领导，请工地木工找张木板，钉上四根木棍，当我们的行医桌。凳子是随便找几块木头拼凑的，坐上去摇摇晃晃。秦富贤跟我说，他在施家医院有一张木头办公桌，可以请运送物资的拖拉机带过来。我觉得是个好主意，便联系施家公社的领导，把老秦在卫生院的桌子捎带到了工地，我们才有了张像样的桌子。诊所的家当，就是我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木头医药箱和老秦的一个急诊箱。平泉营诊所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中开张了，我们当时就主要处理点外伤，治疗点头疼脑热这些常见病。
我们住的是副队长家搭的一个偏偏，四周都是敞的，就是蚊子多，咬得我和老秦只能蒙着头睡觉，从家里带来了蚊帐，才免受侵扰。吃的是我们营部伙食团，粮食紧缺，每顿粗细搭配，基本能吃饱，天天都是素菜，油珠珠都难得有几颗。
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三四个月后，营部领导决定搭建两间医务室，大约三四十个平方米，四角用碗口大的桤木树打桩，周边用农村晒粮食的晒垫围一圈当墙，房顶用牛毛毡一盖，医务室就算建成了。一间为诊所，一间为药房，我和老秦就住在里面。没有风扇，夏天衣服裤子都湿透，冬天四壁透风，冻得瑟瑟发抖。
营部医务室的药品，要去简阳医药公司开，一般一个月进一次药。到简阳60里，运气好可以搭乘拉材料的货车，如果运气不好就只有操硬腿，一早出门，半下午才走得到简阳。我是负责人，进药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因为缺医少药，最常用的阿司匹林、四环素、土霉素等，每次都只允许开1000片。
第二年，东灌建设进入高潮，平泉区有10个公社，我们七营就有10个连队，高峰期在工地上的民工有一千多人，我们小小的医务室人满为患，营部决定重建医务室。
这次选的地点是库区农户搬迁后遗留下的老屋，上部已经全部拆光，只留下约一米高的土墙。仍旧用桤木树支撑四角，晒垫围一圈当墙，牛毛毡盖屋顶。这次建的医务室，虽然还是简陋，但功能比较齐全，有中药房、西药房、门诊室、住院部和一间男医生的住房。住院部有三张床，说是床，实际是我带着几个男医生，在工地上找几根木棒绑扎好，上面垫些稻草，铺上草席，就成了床，可以为病重的同志输液。
医务室也增加了医务人员，每个公社都抽调一名同志到卫生所，高峰时卫生所有六名男同志，三名女同志，我仍是负责人。男医生的住房就更简陋了，地上垫些稻草，一个大通铺，六个人就挤在十来平米的房间，转身都需要相互避让。
我把这些同志分为三组，每组二到三人，一组在诊所值班，一组到营部所属各连工地巡诊，现场包扎处理伤口或开药，一组上山挖草药。
工地医生巡诊情形图（梁晓供图）
自力更生挖草药
当时缺医少药，看到那么多民工无药可治，我便召集大家开会商议办法。那时工地所在的五指山，以及再远一点的龙泉山，山高林密，树木蓊郁，中草药资源很丰富。我们决定不等不靠，每天派出三个人到山里挖草药。
我们当中有多位赤脚医生，都是跟着老师傅言传身教学出来的，认识很多草药，知晓药性。诸如野芝麻可以散寒、黄钩藤可以祛风、癞疙宝草可以治感冒等。尤其是江南公社万古大队的赤脚医生陈玉昌，从小就跟父亲学习中医，平时用的药，很多都是他自己挖的，认识的草药就达100种以上。我们不懂就问，还请陈玉昌做挖草药的培训师傅。他选出标本，给大家讲解每一种草药如何识别，如何寻找，如何采挖。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三位同志就背着背篼，拿着铁锹、锄头、镰刀等工具出门。为了采到更多更好的草药，我们经常翻山越岭，爬坡上坎，走一二十里山路，经常采药采到石经寺，甚至更远的长松寺等地方。有时中午带干粮，喝点开水，简单凑合一顿。后来跟山里的村民熟了，我们就给三两粮票、一角钱，在老百姓家搭餐，到了傍晚，才背着满满的一背篼草药回到医务室。
吃了晚饭后，所有同志一起清洗、晾晒草药。后续的活路，就交给在家坐诊的医生，比如趁太阳大抓紧晾晒，晒干后切段、收拣装柜等。
我们营自挖草药，补充了药品不足的短板，保障了工地民工健康所需。这在当时的10个营医务室中，我们是独一份，多次受到指挥部和营领导的赞扬。
197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到工地来拍纪录片，我们医务室就上了两个镜头。一个镜头是拍我们上山挖草药。摄影师跟着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五指山的关刀岩。为了拍摄效果，特意选医务室的周花容和周继芳两位女同志来拍。当时的镜头是：在陡峭的悬崖上，为了采挖到珍贵的草药，周花容蹲着身子，一只手拉着柏树，一只手拉着悬崖上正小心翼翼地躬身拔草药的周继芳。另一个镜头是我和陈玉昌背着医药箱，在烈日下为受伤的民工处理伤口。我蹲下托着民工的脚，用碘酒清洗伤口，陈玉昌为伤口上药。当时工地上万人，能够轮到我们医务室的人上镜头，那是何等的荣耀！
我们既然挖了那么多中草药，在当时西药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医务室为病人开药就以中药为主。
但问题接踵而至，生病的民工都吃伙食团，没有熬药的砂罐，即使允许他们自己熬药，也可能带来火灾安全隐患，还影响他们出工。
我召集医务室全体人员开会，决定自己辛苦一点，为病人熬制中药。我把这一想法向营部领导作了汇报，领导非常赞同，认为这是全心全意为民工服务。于是买来十多个蜂窝煤炉和一批砂罐为病人熬药。这一创举，又上了营部和指挥部的大喇叭，表扬得我们医务室的几个人即使再辛苦，心里都美滋滋的。
这下我们医务室门口可壮观了，十多个蜂窝煤炉一字排开，上面的砂罐咕嘟咕嘟冒着蒸汽。在诊所值班的，偶尔挨个砂罐搅拌一下，或者关一下火，或者添一下水，或者把熬好的药水篦出来，再添水熬制……
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药不会搞错，我们削了很多篾片，在篾片的顶端写上名字。大家找到自己的名字，就不会服错药了。下工时，一群民工在医务室外集体喝药的景象很是热闹，大家对我们贴心的服务赞不绝口。有少数病人的药很苦，医务室的周花容和周继芳，还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在那时很是珍贵的白糖拿出来，小心翼翼地舀一调羹到药碗中，看着病人将药一饮而尽，她们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正因为我们的真情付出，民工们对医务人员很敬重，都喜欢下班时到医务室来吹牛聊天，我们感觉越干越有劲！
采草药（图片来源于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
群策群力战脑炎
1970年夏，到东灌工地的民工越来越多，不大的地方，汇聚了一两万人。当时很久都没下雨，井里的水快枯竭了，吃水成了问题。凭当时的条件，根本无法从其他地方运水过来解燃眉之急。民工大汗淋漓劳动一天，不要说洗澡，就连洗手洗脸的水都金贵无比，人人浑身都散发着酸臭味儿。大家下了工地，没有水洗手，也顾不得那么多，用沾满泥尘的双手端着饭碗一阵狼吞虎咽。各个食堂由于用水奇缺，各类东西不可能清洗干净。我们甚至猜测，可能很多蔬菜，只要不是明显粘带泥尘污渍，就直接下锅了。我们也理解炊事员的艰辛，他们能保证每顿供应，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人员多，气温又高，垃圾遍地，光是一两万人的拉撒问题，就整得工地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我们医务室的几位同志预感到可能要暴发流行病了。
果然，几天之后，工地上脑膜炎大爆发。听说禾丰营死了三个人，民工们谈虎色变，我们严阵以待。一天上午，爱国公社李志全，当时才18岁，来我们卫生室时，已病得很严重了。我看了症状，跟脑膜炎的完全一样。我急忙开了药，并打了一针，搀扶他到住院部躺下，随时观察病情。他仍然是头痛，抽筋，脖颈僵硬，说不了话，体温也降不下来。我和黄天如急忙找来箩筐，将李志全抬到指挥部医务室，找县里来的医生抢救，但回天无力，半小时后，李志全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上主要领导和县防疫站的站长姚建章、卫生局局长张克齐等紧急进驻工地，一场脑炎阻击战打响了。
我们医务室中草药备量充足，根据上级指导的药方，全力熬制中草药在全营预防。我们到营部食堂借来几口大锅，年轻力壮的挑水，女同志烧火熬药。由我带队，把预防药水用桶装好，挑到工地，组织民工有序喝药。这样服务上门，既不影响工地施工，也能保证预防效果，我们的工作受到营部和各连的交口称赞。
我们还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人员清理、焚烧、填埋垃圾。还买来农药，连续多日用喷雾器在工区喷洒。卫生清洁了，蚊蝇也少了。
指挥部还建立发烧病人隔离站，将各营疑似脑炎的人员集中隔离。指挥部医务室人员不够，我们营医务人员积极请缨，有三名同志抽调到隔离站工作。脑炎传染性强，那时不像现在有防护服，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风险很大，但是大家责任心强，都争着上隔离站，我更应该冲在前面。但上级考虑到我要负责营部医务室的全面工作，没有批准我去。
当时指挥部看到疫情来势汹汹，决定暂时将健康的同志有序安排返乡，我们医务室的人员一个都没有离开，全部坚守岗位。
经过大家的努力，大约半个月疫情解除，我们营医务室再次受到指挥部的通报表扬。
工地医生治疗情形图（梁晓供图）
想方设法治伤员
当时的工地，危险性很大，有很多同志负伤，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遇到同志负伤，我们都积极想办法救治。
记得在1971年2月，我们营修泄洪洞（大坝蓄水后，如遇暴雨，可以开闸放水的通道），从山里开凿隧道。铁二局李师傅，当时四五十岁，三台县人，待人和善，很有本事，据说参加过很多条铁路的建设，是上面派到我们营的技术员。有天深夜，一个年轻工人飞奔到我们医务室砸门大喊，说是李工程师出事了！我、老秦、黄天如慌忙带着急救箱，一路狂奔来到出事的泄洪洞。原来隧洞中前面在施工，李师傅在后面排险，他看洞顶有块松动的石头，便用两三米长的铁撬棍，想把石头撬下来；没想到反而是头顶上另一块跟草帽差不多大的石头落了下来，正砸在李师傅的头上。我摸了摸李师傅的脉搏，很是微弱，急忙打了一支强心针，而且是用长针头直接打到心脏。然后我们用钳子撬开李师傅的嘴，发现他口里有血，再看耳朵也出血了，眼角有一白色的浓浆冒了出来，应该是脑浆都迸裂了，哪还有救！人家那么远来帮助我们，就长眠在了异乡的土地，在场的人无不悲痛万分。
就连我们医务人员，有时也有生命的危险。临近国庆节，根据上级指示，要向国庆献礼，“创高产、放卫星”，后勤必须支援前线，我们医务人员要上工地为民工服务。1970年9月30日那天凌晨，轮到我去泄洪洞工地。不需要出诊的时候，我就在隧洞里随着大家一起劳动。当时平泉公社一个民工的脚砸伤了，我蹲着为他清洗伤口，刚缠好纱布，提着药箱站起来，身后隧洞的边墙突然垮塌，溅起的石块恰巧砸中我身边的药箱，“啪”的一声，药箱的皮带砸断了！边墙垮塌两米多，塌下的土石起码有一吨多重，药箱里面不少药都震碎了。好在我和民工都安然无恙。
虽然我们营医务人员增多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加上没有检查设备，真正遇到重症，我们还是只得把伤员往上送。轻点的就送往指挥部医务室，重些的就往简阳县医院送。真正的危重病人，当时东灌指挥部与成都华西医院和成都体育学院有协议，就直接送往这两家医院。因为我是我们营的医疗负责人，每次往上级医院送病人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1971年的一天，为了修建北干渠上的张家岩渡槽，我营的电工蒋禄（乐）清，在安电时爬电桩，电桩是用树棒立起来的，爬到顶上时，树棒突然断裂，他摔得腰椎骨折，不省人事。我们急忙把他朝成都华西医院送。医院人满为患，腾不出床位，入不了院。蒋禄清苏醒过来，疼得*吟呻**连天。我急得万箭穿心，难道要把他痛死呀！同来的就只有我和两个民工，他们更束手无策。不行，我只有找领导！当时的院*党**委在妇产科后面，要找院领导，必须经过妇产科，可妇产科根本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我灵机一动，用被盖把蒋禄清的头一盖，叮嘱蒋禄清一定尖着嗓子像女人一样呻唤。我们推着他急匆匆直奔妇产科，医生要阻止我们，我故作万分紧急地说：“快快，医生，难产了！”看到我们情况紧急，医生就放行了。我们把蒋禄清推到院*党**委，向一位领导说明我们送来的是东灌工地的重伤员，请一定安排接收住院。那位领导看了蒋禄清的伤势，给骨科打了电话，叫我们快送过去。谢天谢地，终于住上了院。后来，蒋禄清恢复得很好，行动自如。
1970年10月，一天半夜，工地来人说隧洞垮塌*倒打**人了！我和黄天如急忙赶到现场，伤员已经用工地的厚木板抬出了隧洞。原来受伤的是五星公社太阳大队50多岁的石工周良成，我仔细一看，皮肤完整，用手一摸，腰椎都凸出来了！他痛得哎哟连天，我急忙给他打了止痛针，马上联系工地上的大货车，往华西医院送。由于走得急，我穿得单薄，营长杨代方把他身上的小棉衣脱下来给我穿。
到成都，全是石子路，货车一路颠簸，周良成本就腰椎断了，哪儿经得起这个折腾。他一路大声呻唤，叫得我和三个民工心都紧了，我们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走到山泉铺，我又给他打了一支止痛针。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赶到华西医院。
跟前次一样，医院早就没床位了！半夜时分，也找不到院领导。我焦急万分，也顾不得那么多，就和值班医生大吵，说东灌是省上都十分重视的大工程，病人是在工地上受的伤，如果你们不收治，出了人命，我就到省里去告你们！医生也看确实伤重，叫我们赶紧推着周良成去照片，结果是马尾神经断裂，腰椎骶椎粉碎性骨折。后来周良成在华西医院医了大半年，最后下肢瘫痪，按政策，有生活补助，还请人护理，周良成活到90岁去世。
1973年初，张家岩水库建设完成，营医务室寿终正寝，我回乡做了赤脚医生。
本文口述者：周清银，平泉街道太阳村乡村医生，曾任东灌工程平泉营医务室负责人。
本文整理者：*学谦吴**，简阳市禾丰普安学校教师，曾任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