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叙事有了初步的印象，今天的文章继续来谈叙事，当然，依然是养正心理来谈这个话题，寰宇养正（北京）科技发展公司是由李明教授指导的心理科技、教育和服务机构。寰宇养正公司以“养正心理学理论”体系为核心，养正心理培训机构、心理服务中心，从心理教育、心理陪伴、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四个方面开展心理服务工作，以养正心理培训、个人心理服务，为企业心理援助服务（EAP）三个板块为主要业务线。
文艺复兴通过理性颠覆神话的同时，也架构了科学理性的神话。当科学的神话成了解释人的一切问题的模板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科学时代。
科学时代
科学时代的模版故事是成功的“范例”，这个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科学和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是工具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理世界的变化。在科学时代，人们的世界观里面逐渐接纳了科学的金科玉律。科学的金科玉律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Payne,2000,p.23）：
（1） 因果是普遍的、可知的；
（2） 有一个固定可知的真实的现象世界，独立于人的观察而存在；
（3） 存在物理的真相，但是通常看不到；
（4） 人类通过客观观察可以理解这种真相；
（5） 语言指向现实，反映现实；
（6） 要了解这些现实需要有专家通过罕见的、高深的技术进行研究；
（7） 知识增长的历史是杰出人物发挥他们才智的历史，通过这些人的智慧，人类“揭开”物理真相和生物真相的潜力几乎没有止境；
（8） 这些现代知识通常很“深”，很神秘，普通人通常只能望洋兴叹；
（9） 科学方法也已在诸多领域有了诸多发现，假以时日，必定臻于完美，可以用于改善人类生活；
（10） 如同在物理和生物领域提出的科学方法可以发现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真相，人类潜在的动机世界的真相和社会机制的真理同样也可以被发现；
（11） 在“社会科学”中，学科区分的依据是人类生活的各种领域的差异。同时，可以找到一个普遍的、跨文化的“人性”；
（12） 在艺术上，新的表现形式往往让普通人感到怪异而迷惑，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它们。
这些金科玉律隐含了几个基本的假设：
（1） 有一个客观世界存在（包含心理、社会），它不以人的价值为转移；
（2） 客观世界的真理是一组因果关系，必须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了解；
（3） 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这些真理；
（4） 这些真理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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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正是现代性（modernity）发展进步观的结果。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启蒙信念：相信通过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发展，以及理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作用，能够改造自然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地位上升。人们相信真理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经验被掌握。不仅自然界，人类自身同样可以成为理性可以理解的对象。
行为治疗、认知疗法等理性成分很浓的心理治疗模式，可以说是科学时代心理治疗的代表。“华生把心理学变成没有‘心理’或无‘头脑’的心理学，不仅遭到了行为主义以外的其他派别的批判，在行为主义内部也引起不满。”后来在不断接纳心理学的深度的过程中，出现了新行为主义，乃至新新行为主义，终于走向认知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叶浩生，1998）。
理性主义传统并不排斥深度，只不过需要一个接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库恩扮演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托马斯.库恩是一位科学哲学家，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概念。所谓范式，是一定时期指导科学研究的某种理论架构与概念体系，是各种具体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他提出科学范式理论是为了促进科学哲学的发展，范式能使常规科学解决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即确保常规科学的疑难有一个解。按照库恩本人的说法，“范式提供概念上和实验上的工具”。（Kuhn，p.37）
让-克罗德.高概教授认为范式的说法更清晰地描述了科学研究者在思想上所处的位置。他在为《话语符号学》讲演录回答编译者王东亮的采访时说：
“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盛行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可能提供了标签式的方便，但内涵不确切。这或许更是意识形态的论争而不是科学的提议，也许有更好的提法、更好的描述。库恩（Khun）提出的范式（paradigme）概念，对如何理解学者们彼此所处的位置来说，是个不错的建议，他所依据的不是年龄层，而是某一时期占优势，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经常有学者在二三十岁时接受一些概念并且直到他们智力退休时也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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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在彼时被称作“结构主义”的范式中，一个静态结构主义即建立在分类法、分类学和所有可被理性秩序化之物基础上的结构主义，就包括了并将继续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静态结构主义有某种不受时尚左右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分析是一种科学分析，在这里没有时尚，只有概念的操作，在寻找尽可能精确的关联、关系的时候，同时展示统辖这些关系的体系的存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结构主义。
库恩的批判者认为他力图把科学说成不过是一群“乌合”的规则。库恩则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要准备为此不实而争辩。”但是库恩的范式论毕竟在现实意义上对西方传统文化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了质疑和反叛，这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的转变，同时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库恩范式论从科学哲学内部动摇了科学心理学的哲学根基——实证主义，也引发了对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的反思和诘难；库恩范式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性的参与为多元文化心理学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库恩范式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思，将有助于走向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郑发祥，2003）心理学中的叙事研究本身与文化心理学崛起关系非常紧密。（Bruner,199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恢复与发展非常迅速。60年代以后，在科技与经济的推动之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内部改良、高度的工业化、电脑化、信息化成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一般称之为“后工业社会”、“高度发展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信息社会”。（杨洲松，1998，p.75）这种社会形态相应的意识形态承继了理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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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传统默认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的思想可以通过语言传达和共享。因而在信息社会，人类的思想可以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可以带来无限的福祉。人们将不会因为冲动而造成灾难。战争将会减少，疾病将会减少，自然灾害将会减少，心理困扰将会减少……人们将在理想中获得神一般的幸福安宁。
然而，事实并不想理性所能料想的那样美好。相反，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幸福。人们深深地感到被异化。在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可靠程度。于是有了后现代的兴起。后现代文化思潮大体上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
（1）1934～1964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
（2）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
（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阶段；
（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包容性的阶段。他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其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保罗.利科、福柯、拉康、德里达、利奥塔、马尔库赛、库思、费耶阿本德、罗蒂、劳丹等。
心理学界就后现代性的问题所做的最早的系统研究，当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J.）1988年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心理学会议上作的题为《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时隔13年，格根先生于200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他在200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心理学年会上所作的另一个专题报告，题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心理科学》。
格根先生从三个维度入手，将现代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做了比较分析。概括起来可分别称为： 知识观、实在观和语言观 。
1、知识：权威中心还是交流共建？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个别人的理性（individualratio-nality）或个别人的知识（individual knowledge）值得怀疑。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开文化而独创一种对正义、道德或情操进行思考的形式（sandel，1982）。知识是主体运用他者的话语对自身所做的反观，其中包含了对权力的反叛。
2、实在：世界是客观实在还是社会构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结果。关于人的观念不能单独通过观察予以证真或证伪，因为语言上的业已存在的结构对于指导和解释一个人所做的观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们信以为真的是一种交流构建。
3、语言：真理的载体还是语用实践？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说，语言的意义并非源于思想，而是源于运用语言的过程。叙说真理并非精到地描述发生了什么，而不过是参与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既定的方式考察事物的过程。所谓客观，只是遵循社会既定规范。语言对社会具有构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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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沙宾（TheodoreR.沙宾，1911~）出版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叙事性》，认为人处理自己经验的途径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和建构自己的故事，并明确提出要以叙事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根本比喻（root metaphor，第3页到第21页）。他认为过去心理学界实际上是将人心比做机械、器官或者系统，这种比喻影响了太多的理论。而实际上大家都晓得：这种比喻并不是非常恰当。所以它们误导了心理学。比较而言，将人的心理比作叙事要好一些，所以现在要用这个比喻作为根本比喻，以取代过去那些无视人的能动性的比喻。诚然，机械和器官是没有能动性、没有意向性的，只能做反应性的动作，但是人有。
而叙事本来就是编写者能动性的表现。可以说故事产生和被诠释的整个过程无处没有人的意向性、能动性的影子。过去虽然科学界声称自己是绝对客观的、为人类谋福祉的，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二战期间，那么多德国科学家不是用非常“科学”的手段，证明了其他民族的“低劣”吗？甚而当时尖端科学的产物——原*弹子**——不是曾经在瞬间毁灭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吗？可见所谓的科学语言是靠不住的。
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必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不可能在研究中消除这种影响。他们非常诚实地揭示的“宇宙真相”，也许并非真的那么准确。很难说那些证明其他民族“低劣”的德国科学家都是纳粹分子或者纳粹的支持者。并且，至今尖端的科学也并非主要应用在为人类造福的领域。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惊醒了科学的迷梦，人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局限，从此不再完全信任工具、依靠理性，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也有人同样认识到叙事的重要，但对科学和叙事的关系持有不同意见。
早在1947年，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就曾著文申明“价值观”和“需要”是组织直觉的因素。后来反复探讨叙事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有《真实的心灵和可能的世界》（1986）、《意义的行动》（1990）、《现实的叙事建构》（1991）、《记忆中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叙事的准确性》（1994）等力作问世。其中《意义的行动》非常重要。在这本精致的小书中，布鲁纳收集了几年前他在耶路撒冷的几次演讲，阐述了他对“意义”的心理学和其他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见解；探讨了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论述了心理学研究中开始重视自传研究的倾向。在此，他详细阐述了早在198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思维理论，认为人有“范例型”和“叙事型”两种思维模式。这两种模式同样重要，不可或缺。
在《记忆中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叙事的准确性》一文中，他又总结了前面《意义的行动》一书中的很多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自我的理解，指出叙事是自我的基本属性之一，并论述了叙事对自我的建构功能是如何表现在写自传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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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的模版故事开始受到质疑，后现代似乎在打碎一个世界的同时没有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科学时代的范例依然是人们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的主要依据。
专家的声音依然响亮，很多人对高科技在未来能够揭示心理世界寄予厚望。但是毕竟后现代理论家们也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其中将“叙事”作为基本的隐喻的做法正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尽管科学家很难接受。虽然科学家不愿意接受叙事隐喻，但是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利奥塔曾指出科学家们在轻视叙事思维的同时自己却在运用这种思维并受它的影响。他说：
“科学家质疑叙事表述的效度，认为这种表述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他们把叙事归为思想的另类：野蛮、远视、粗浅、落后、边远、主观、传统、说教、偏见、无知、意识形态……[这种态度]是西方文明肇始以来整个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当科学有了“发现”之后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或者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按照叙事的规则玩讲故事的游戏；叙事不仅对媒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科学家的情感同样如此。这个事实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科学的知识与“大众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或者科学家的知识在大众那里究竟留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