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其实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一头犍牛，六、七岁正当年，算是一个壮劳力。身上总是油亮亮的，黄灿灿的皮毛像披着黄缎子一样，所以大家都称呼它“大黄”。大黄不但强壮有力气，而且脾气还特别好，又温顺又听话。无论套车还是拉犁，社员们都喜欢用大黄。尤其是那些小半拉子，捞地，压辊子、起粪积肥，凡是用牛的地方，他们都抢着用大黄。
那年秋末初冬，庄稼刚刚上了场。这正是秋收和打场两类农活交替的季节，就像大战前的寂静一样，有一小段暂时安静的时光，社员们趁着这暂短的闲暇，忙活起各家的自留地，该收的收，能卖的卖，也好换点零花钱。
社员们的自留地里除了种一些接济口粮不足的土豆之类以外，就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黄烟等经济作物，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多少还能卖点，补贴家用。我也不例外，偷偷在镐头地（私自开垦的生荒地，既不属于生产队，也不属于自留地）里种了五六百棵黄烟，大约收获有七、八十斤。供销社收购上等的晒烟八角二分一斤，很少有人卖给供销社，一方面价格较低，另一方面等级压得也太狠。如果拉到街里集市上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当然要躲避那些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群专队”的围追堵截）。
这天我找到队长，提出向队里借一头牛，套上一辆破播种机改装的车去街里卖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队长非常高兴，很给面子非常痛快就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让我套大黄去，还说大黄好使。
天还没有亮，我就套上大黄，拉上我那七八十斤的黄烟，上路了。
我们公社，处于两江汇合的犄角处，东面是嫩江，西面是诺敏江，过嫩江向东东是黑龙江省的讷河县，过诺敏江向西是黑龙江省的甘南县。去江东要在船口渡江，去江西有一座桥可以通过，江东讷河县的拉哈镇有火车站，相对繁华些；去江西甘南县的平阳镇，不通火车，相对闭塞些。想来想去还是去江东的拉哈镇去卖烟比较划算，虽然要渡江。何况听说东边的嫩江已经封冻了。
赶着大黄，拉着一年的额外收获，哼着小曲，优哉游哉地向嫩江船口走去。大约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嫩江边的拉哈渡口，江果然封住了，然而却没有往日的繁忙。不见兵团的汽车拖拉机，也没有生产队的马车牛车在江面上驶过，只有几个行人小心翼翼地蹭着在江面上行走。江面虽然封冻了，但是还没有堰道。（不知这两个字应该怎样写，姑且用这两个字代替吧。堰道就是在江面上铺撒一些沙子等，以增加光滑冰面上的摩擦力，使人畜车辆在冰面上顺利行走）这时一般来说是不允许车辆尤其是畜力车通过的。
看着光滑光滑的冰道，小心翼翼地上去试了试：没问题，冰冻得很厚，就是拖拉机上去也不会漏下去的，何况区区一辆小小的牛车。看着看着突然滑了一个大跟头，摔得屁股生疼。那天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只考虑到冰面是否结石，忽略了冰面上的光滑度，仍执意要赶着牛车过江。
牵着大黄就往江面上走。到了江边，看着光滑如镜的冰面，大黄死活也不往前走了。于是我一边吆喝着，一边挥舞着小鞭子赶着大黄向冰面上走去。
大黄在我的吆喝下，同样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冰面上，然而还没有迈出几步，就滑倒在冰面上了。我并没有过多地想什么，只觉得滑倒了，再爬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扬起了皮鞭，狠狠地向大黄抽去。大黄似乎也明白我的意思，努力地挣扎着，企图重新站起来，然而只是两只前蹄在冰面上蹬来蹬去，怎么也站不起来。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一些准备过江的人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为我出主意。一位上了点年纪的社员，围绕牛车转了一圈，告诉我说，这头牛站不起来了，牛的后腿劈胯了，就是说后大腿根脱臼了。听后我更加不知所措了。
还是在大家的帮助下，卸了车，将大黄从冰面上拖到了岸上。然而大黄再也站不起来了。
后来，生产队派来一挂大车，将大黄拉回了生产队，兽医也无法将大黄的大胯断端上。眼看着养病的大黄一天天消瘦下去，我好难受。队长请示了公社才决定把大黄列为菜牛杀掉分给社员。之后我想了很多：假如我不赶大黄走上冰面，也许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假如我等到江面堰好道再去上街，也许大黄还可以活下来；假如我不种那些黄烟，也就不会匆忙上街卖烟去了；假如......然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没有假如！
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像祥林嫂那样，脑海里不停地闪过这样那样的念头，嘴里还不停地嘟囔过：我怎么那么傻，怎么就不知人会在冰面上滑倒，牛也会在冰面上滑倒摔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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