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海旭，金成平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年第1期

自苏联马特维也夫教授开创性提出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后文简称“分期理论”)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也议论纷纷。继承和发扬分期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加拿大学者图德·邦帕(Tudor O. Bompa),他和他的团队以分期理论为基石成立“图德·邦帕学院 (Tudor Bompa Institute)”来研究、传播分期理论与方法及其实践,至今,已经发行了6版《分期: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专著和其他10本专项训练分期理论与方法著作。邦帕由此被称为桥接和统一东欧与西方世界在分期理论与方法认识上的灵魂人物,也被誉为现代分期理论先驱。

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运动训练科学结构,寻找指导运动训练实践的理论方法依据时,都无不参考分期理论。时至今日,该理论已远远超出马氏创立之初的内涵与外延,这也导致人们在认知学习和实践应用时,往往鱼龙混杂,界限不明,且愈发迷离。基于此,以期厘清训练分期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实践应用要旨,为分期理论的中国传播、创新发展稍作铺垫。

1 理论起源

1.1 苏联“5年计划经济”烙印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正在积极准备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马特维也夫及其团队参与了国家队游泳、举重和田径的径赛等相对便于计量的运动项目训练工作,同时还对其后至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世界大赛的训练准备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从哲学、方法学和生物学等层面,对这些项目数以千计的优秀运动员训练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和理论提炼后,于1962年提出了分期理论。1964年正式出版的《运动训练分期》专著标志着经典分期理论的问世。

马特维也夫曾指出:“在美国没有人重视运动训练的整体性理论,尤其是对长期的训练过程组织的研究。他们仅专注于单一的训练问题。”而正是经典分期理论的“系统组织性”优势使得苏联许多国家队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中展示赛季最好成绩的比例达到55%～70%, 高于西方国家运动员的指标3～4倍。值得一提的是,训练分期理论之所以产生于苏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5年计划经济模式”,而“5年计划经济模式”的理论依据源自1911年泰勒出版的《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和1921年波格丹诺夫“组织科学与经济的计划性”报告。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泰勒提出“将整个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明显集中的顺序单元,随后结合数学来计算顺序,通过排列这些单元来控制和管理未来的结果”的思路,这与分期理论的要旨是将训练过程划分为更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阶段,最终目标是在赛季的主要比赛中实现最佳运动成绩的思路相合。在《在组织科学与经济的计划性》中,波格丹诺夫则提出“组织形态学”的核心思想即“要素”(部分)和“复合体”(整体)的经验一元论,由于“组织形态学”被认为是一般系统论、控制论的前身,训练分期理论同样也传承了一般系统论思想,邦帕出版的《分期: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著作至今依旧将“训练系统”的构成要素、结构、功能列为重要的训练学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分期理论在当时具有较前沿的管理科学和系统科学依据,以及必要的实践经验与数据支持。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经典分期理论的创建开启了“运动训练长期计划与实施的先河,被誉为世界运动训练由盲目到科学、由无序到规律的‘分水岭’”。

然而,随着运动训练相关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长足进展,人们也发现: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对于简单工程问题十分奏效,但面对工业和社会经济这类复杂系统的问题时却效率不高。而一般系统论也由于“我们已知的所有系统或者已知所有的大系统都是很少数的一些系统,导致这个理论只发现了很少内容,一般系统论难免由于缺乏切实的科学成果而夭折”。半个多世纪以来,分期理论中固有的“泰勒科学管理原则”与“一般系统论思想”在运动训练实践应用中所暴露的各类问题,也实属必然。

1.2 “Selye应激理论”重要支撑

现代分期理论先驱图德·邦帕、乌克兰卓越运动科学家普拉托诺夫(W.N. Platonov)(2014)、板块分期模型集大成者伊苏林(Issurin V B)(2010)、姚颂平(2012)、陈小平(2017)等研究“分期理论”的现代重量级人物一致认为“Selye应激理论”是分期理论的重要元理论基石。尽管也如陈小平教授所言,经典分期理论仅是对“Selye应激理论”的初步应用且过于扩展,邦帕则更加科学合理地将该理论用于发展和完善训练分期理论。此外,几乎在马特维也夫提出分期理论的同时,美国也涌现出一位里程碑式的运动训练理论学者——康希尔曼(J. Counsilman),他在1968年出版的被誉为游泳训练“圣经”的《游泳的科学》一书同样将“Selye应激理论”作为其重要的游泳训练科学基础。20世界60年代东、西方运动科学家们都将“Selye应激理论”应用于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与诞生该理论近10年来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力有关。

“应激理论”是Selye基于前人卡侬(Walter Cannon)关于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对情绪性影响有很大敏感性研究基础上,于1956年首次在《生命的应激》(The Stress of Life)一书中提出。起初,Selye仅仅是为了寻找新的性激素而将粗卵巢提取物注射到大鼠中,意外发现了“三联响应”。更加令其失望的是,这个反应并不是他的卵巢提取物所特有的,胎盘、垂体、肾、脾和任何其他器官的提取物试验也产生了同样响应。不解疑惑的Selye急切想弄清楚到底有多少其他的“刺激(stimulus)”可能产生类似的“三联响应”,结果发现肾上腺素、胰岛素、冷、热、X射线、机械创伤、出血、结核杆菌、疼痛、神经刺激和肌肉负重训练等刺激都如此。由此,提出非特异性反应的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GAS过程分3个阶段:1)警戒阶段(Alarm):机体对刺激的一种短暂的生理唤醒和动员期,躯体能够有效行动并做好准备,又分为冲击阶段(Shock)和抵抗冲击阶段(Counter shock);2)抵抗阶段(Resistance):如果应激源仍然保持,机体则会进入抵抗阶段,机体可以忍耐并抵抗长时间的应激源带来的衰弱效应;3)疲惫或衰竭阶段(Exhaustion):若应激源持续时间长或持续强度大,机体则因资源过度消耗而进入疲惫期。受此理论启发和来自运动训练实践的证据,运动科学家们很快便将GAS引入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中,代表性“运动训练应激理论模型”如图1～图3所示。

图1 运动训练的超量恢复周期模型(N. Yakovlev,1967)

图2 Selye一般适应综合征理论的训练适应模型 (Kreider R B , Fry A C , O'Toole M L,1998)

(A是常规训练,B是过度训练;C是超量恢复)

图3 运动训练刺激与反应的超量恢复周期模型 (Tudor O. Bompa,2009)

3个模型分别对应3个时期的学者们基于“Selye应激理论”的GAS对运动训练科学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的认识与归纳。如图1～图3所示,GAS自身就带有明显的周期性分期特征,分期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与其内容形式天然契合,如出一辙。即便不断继承和汲取近代以来最新的生物学等科学成果来发展完善分期理论,都无不将“Selye应激理论”视作重要理论基石,6次修订改版的邦帕分期理论专著就是一个佐证。

Selye所指的应激是由引发剂(evocative agents)或“加在机体上的各种需求”引起的生物体内的生理反应。应激的“生理学非特异性反应(即环境刺激或需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但机体生物学反应却是固定不变的)”不仅是“Selye应激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区分Selye的应激概念和前期观点的关键所在。应激(stress)原来是工程学上的一个术语,表示物体受机械力的拉长而产生的应力,于是早期观点借用Hook弹性定律把应激看作自变量, 重点分析什么样的环境刺激可使人产生紧张(strain)反应,试图寻求刺激和紧张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 甚至数量关系。紧张反应与刺激强度成比例地增长, 甚至必须能够将应激(即刺激) 强度和紧张水平用数量化的形式加以表示,这种刺激模型显然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心理行为复杂性的作用。Selye敏锐地发现了这些不足,他基于生理学和医学把应激看作是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这种反应是由不同的“生理和情绪”需求引起,且是非特异性的。Selye的应激理论在发现刺激与反应的非线性、难预测等问题后,将应激理论关注的端口由前端的“刺激”后移至末端的“反应”。

由此可见,以“Selye应激理论”来指导运动训练时,着重考察的同样也是各种训练相关的应激源引发机体的消极反应(疲劳)和积极反应(适应)等问题,促进训练适应是最终目标。邦帕和哈夫也提出“任何组织严密的训练计划,其目标都是为了促进适应,从而提高运动成绩”的观点用以支持分期理论。更具体而言,机体对训练应激源的积极适应是分期训练的核心或科学问题。对训练应激源的适应包括:适应的类型(内在基因型适应,外在表型适应,即刻适应,长期适应,过度适应,重新适应,无法适应)、训练负荷刺激与适应、训练中适应的多样性,和功能储备与适应的关系等。

2 定义及内核

分期理论自提出之际便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其概念界定也是众说纷纭,马特维也夫于1977年也不得不出面澄清,“分期不只是简单的训练计划,而是调控训练过程的一套客观规律”。时至今日,关于分期理论的定义依然未见统一。

根据特定周期有序安排训练负荷,例如从大运动量过渡到低运动量,同时从低运动强度过渡到高强度的渐进模式。大周期分期与调控竞技状态是早期经典分期理论的要点。然而,“大”周期或“少”周期也被列为经典分期理论主要纰漏,成为反对者的攻击目标。

苏联学者、现居乌克兰的普拉托诺夫是经典分期理论的重量级支持者,他反复强调经典分期理论是基于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历经长期的训练实践总结提炼而来,马特维也夫 (1991, 1998, 1999, 2005)后来结合理论发展与实践需要也进行了重新的研究调整,并指出:“在所有计划中,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的准备阶段,并且它应该足够长,以使运动员能够有效地进行训练,并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处重在强调,经典分期理论着重准备时期,而非竞赛期。这一点与陈小平教授等提出的经典分期理论适用于一般水平运动员训练准备的结论一致。只有训练准备期的时间足够长,才能使得运动员达到一个全新的健康和体能状况来夯实“为训练而训练”的基础,迎接“为比赛而训练”和“为夺冠而训练”的挑战冲击。如果这个时期太短而基础不牢,将会影响后期进行极限训练和竞赛负荷应激的适应性,徒增过度训练综合征风险。

普拉托诺夫于2013年在继承与发展融合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分期理论指导下的训练准备内核包括:1)主要成绩定位;2)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的兼容性;3)训练过程的连续性;4)训练效应累积和最大化负荷趋势之间的平衡性;5)训练负荷的变易性;6)准备过程的循环周期性;7)增加比赛负荷在训练准备中的比率;8)生活方式对训练过程的质量、效率和运动表现的影响;9)竞赛和训练准备结构的兼容性(均匀性)和相互依赖性。

现代尤其以欧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学者关于分期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其要点可归纳如下:1)训练计划是根据赛季的主要运动表现目标设计的;2)循序渐进和周期性地增加训练负荷;3)各训练阶段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4)训练过程由科学监测的结构化计划来提供支持;5)在整个训练计划中密集穿插恢复或再生技术;6)在整个训练计划中重视对技能发展及其细化保持;7)提高和维持一般运动能力是训练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8)训练计划的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阶段基础之上。

西方学者习惯将经典分期理论归类为“线性分期”模型,并先后发展出了非线性分期模型、分形分期模型、板块分期模型、共轭分期模型等。但是,综合上述东、西方学者们关于分期理论的最新研究可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应用与运动训练实践的不断验证反馈,东、西方关于分期理论的分歧已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日趋交融共识。现有分期理论也已经不再只是探讨“训练分期”问题,而是更加注重运动训练特定周期内训练方法(即生物动作能力(biomotor abilities)训练和训练负荷安排)的变易性刺激和合理训练衔接等训练结构的优化问题。进一步发现,它们围绕变革的核心是“变易训练方法的内容和形式”。一批学者们的研究也一致指出,“尽管分期训练计划不是随机变化,但分期化等同于变化,相反,非周期性计划可以不变”。根据“应激理论”的“适应能量”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应激源引起的生理系统反应既能保护机体又可对机体产生破坏作用,持续的应激加载会导致机体的衰竭或病变,进而通过变易训练应激源(邦帕和哈夫所指的变易至少包括:改变训练量、强度、密度和练习方式;引入新的或半新颖的训练内容方法手段;与每天只有一次训练课相比,同一训练日进行多次训练课;系统地进行训练强度交替;训练强度和训练密度交替改变)以收获积极的机体反应,预防过度训练综合征是必须的,以促进训练适应,提高运动成绩。综上述,变易是当前分期理论的特征方法之一,长期系统性组织促成“积极训练适应”才是训练分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标。

3 争鸣与发展

赞成者普拉托诺夫认为,维尔霍山斯基(Werhoszanski j)(1985,2005)、伊苏林(2008, 2010)、邦帕和哈夫(1999,2009)等学者都是经典分期理论的反对者代表。苏联的马特维也夫同事,后来定居意大利的运动科学家维尔霍山斯基,与以色列学者伊苏林先后提出和集成了“板块分期”模型;邦帕则是研究分期理论的概念和术语比其他任何西方学者都要多的现代分期理论先驱。西班牙学者穆继卡(Mujika)在其专著《赛前减量与最佳竞技状态高峰》中指出,当前世界竞技训练主要采用了2种不同于经典分期的模式:多周期训练模式和板块分期训练模式。前文的“非线性分期、分形分期、共轭分期”都属于多周期模式。

邦帕的《分期: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第6版在第2部分详细介绍了“分期训练模型(Periodization of Training)”。他将分期划分为:1)年度训练计划(Annual Training Plan),设计年度训练计划的关键在于确立主要比赛的时间节点,以确保在比赛时达到最佳竞技状态。他认为年度训练计划最多划分为3个实质的峰值周期,即单峰、双峰、三峰,而多周期仅仅列举了职业网球的年度训练计划。具体根据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由低到高来对应选择和划分,否则运动员会失去恢复和增强身体运动能力的准备阶段。当然,不否认其他非实质性比赛的“以赛代(带)练”的安排。2)竞技状态高峰(Peaking for Competition)。着重介绍了赛前8～14天的减量训练来专门用以调控参赛的竞技状态。3)训练周期(Training Cycles),分为1周7天的小周期(Microcycle)和持续2～7个小周期的大周期(Macrocycle)。小周期是年度训练计划中最重要和最实用的部分,大周期用来将年度计划进行分期,并指导小周期集中精力实现年度训练计划中目标。4)最后,介绍了训练课计划(Workout Planning)。此处的大周期与经典分期理论中的转化中周期、板块分期中的转化板块类似。可见,邦帕分期理论与方法兼顾了大周期、多周期、板块分期等不同理论模型。

长期以来,反对者们针砭经典分期理论的要害在于只能调控运动员在年度的一两次比赛中发挥出最佳竞技能力(竞技状态高峰),而现代竞技比赛却强烈要求运动员在年度中出现多个竞技状态高峰。于是,需要新的模式来适应这种现代多赛制参赛需求,促使运动员全年中都保持较高的竞技状态。此外,反对者代表维尔霍山斯基还深入挖掘出经典分期理论的另外4大硬伤:1)对精英运动员的体能准备、技术训练准备,以及教练员应有的专业知识缺乏了解;2)对方*论法**概念的原始评价只是理论上的,纯属推测性,缺乏客观基础,实践建议不明;3)缺少生物学基础;4)训练原则的相关科学依据和实践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都有限。2009年维尔霍山斯基的支持者伊苏林,在批判经典分期理论中所谓“全面刺激指导下的混合训练导致混乱的效果”等深层次要害基础上,以专著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板块分期模型”。伊苏林认为,经典分期理论是基于“累加训练效应”的全面刺激提出“多种能力同步发展”,而板块分期则是基于“训练痕迹效应和累加效应”共同体提出“高度集中专门负荷刺激”,促进“少数能力依次发展”的新方法,更利于积累训练效应和提升运动表现。该理念突破了传统分期训练中多种能力“面面俱到、均匀分布和同步发展”的训练方式,提出对少数量靶目标能力进行集中专门训练,既精准和高效地发展了运动能力,又尽可能避免或降低了由于增大训练负荷而造成的过度训练和运动损伤的风险(

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伊苏林的解读和实验研究表明:在应用于备战精英级别的顶级运动员时,板块分期的训练效果着实优于经典分期。板块分期应用的前提条件是受训的运动员水平已经晋级国际级别。那么,这种以偏概全地回避了早期的长时间持续“不够集中的大负荷量和低负荷强度”训练准备,和假设已经具备当前板块训练,或为夺冠而训练的基本动作能力等关键问题则不太可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跻身国际精英级别的运动员都是运动训练历史长河中的成功者或幸存者,基于他们的经验总结来推而广之,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虽然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什么一定就是对的,但至少能确定哪些是错的。尊重更大运动训练基数中的失败者,汲取失败者的惨痛教训比仅仅关注成功者的幸运经验或更有价值。此外,经典分期理论的拥护者普拉托诺夫在其2013年出版的《运动训练分期:一般理论及其实践应用》著作中指出,西方学者“忽视了过去25年的长期科学调查内容和实践成果”,缺乏足够的实践检验,主要基于纯理论性的逻辑推导而不足为信。Afonso J和Nikolaidis PT等对2017年之前的所有关于分期理论应用的实证研究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分析后指出:“现有分期理论实践应用中73.8%的持续训练时间仅有4周到12周,没有超过9个月的实证研究。此外,95.2%的研究只关注‘体能’的分期训练效果,其中力量训练又占57.1%。”

理论发展往往跟不上实践应用,创新才显得无比珍贵,这一点在运动训练复杂系统工程中更为明显。运动训练计划应“着重于调整对核心要素训练准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需求,并熟练地组合不同训练方法,以适时调控竞技状态高峰。而不应固定于僵化框架”。具体而言,现有分期理论都普遍表现为以下特点:1)事先确定有一个最佳的训练计划方案,其流程是计划在先而后按计划执行;2)计划制定和实施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教练员指令,运动员执行;3)将计划分期成不同训练模块,认为普遍通用的时间分期框架对训练适应是有利的;4)依据这个既定计划模式,通过设计与实施训练应激源(训练内容的选择、训练先后顺序、训练次数、间歇时间、训练强度等)可准确预测和安排下一步的训练计划,进而预测未来的训练适应和运动表现。

基于这些不足,近期有学者批判此前的分期理论模型自概念诞生以来,固定于周期化或分期化框架,由此过多注重时间跨度上的计划安排,即便提出的替代经典分期模型的非线性变易模式,同样都将重点聚焦于如何分期化在时间维度和训练应激的波动变化方法设计上,均忽视了空间维度的核心要素的同等重要性。由此,需要及时认清“大多数被忽略了的其他影响运动员准备和调控竞技状态高峰的因素”问题,提出融合体育科学各个领域(例如,恢复,营养,心理学和技能获取)的最新发展成果,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更好地促进训练适应。于是,2018年穆继卡和2019年邦帕等分别以学术研究的形式正式提出“整合训练分期”模型。其中,穆继卡的整合分期的内容包括运动训练、恢复、营养、心理技能、动作技能获得,以及热反应、高原适应、体成分、物理治疗的分期计划和综合管理;邦帕与布鲁曼斯坦等2019年合著的《运动训练和运动员成长中的整合分期:融合训练方法、运动心理和运动营养优化竞技表现》中主要探讨了训练方法、运动心理和营养3个方面的训练分期必要性及其可行性方法。他们都将原有偏向时间维度的训练分期模型,发展为兼顾空间跨度上共同调控运动训练过程的整合模型,这种时空要素整合的立体分期模型不失为对现有分期理论发展的一次跨越,不容轻视。

同样,针对训练分期模型家族的不断壮大,却仍然无法厘清训练分期理论的本质等问题,近年来较活跃的英国学者约翰·基利(John Kiely)于2009—2018年对分期理论展开系统研究后指出,当前所属的分期理论因固守“假设运动训练适应遵循一般可预测的轨迹和生物训练结果是直接由运动训练变量调节的”等2点缺陷而面临重估。这2点与Selye之前的“刺激应激”模型的原理接近,都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的线性逻辑、笛卡尔的人乃机器的隐喻、泰勒的科学管理学说所倡导的规范模块化方法。约翰·基利进而提出超越现有关于训练分期争鸣的“训练结构的优化还是训练流程的优化”问题范式,针对特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个性化训练思路。在他看来,一个分期计划对不同运动员,乃至同一个运动员的现在和未来所采取的训练方案均应不同(事实却也如此)。设计运动员个性化的实时训练计划应充分考虑到生物性变量(基因遗传)、前期训练应激源所引发的生物学功能转化程度、运动训练生活史等因素,而当前分期理论指导下的运动训练对此重视还不够。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相同的训练变量对不同个体的最大摄氧量影响差异巨大,在所有年龄组、男女性别和不同肤色的人群中均表现出高、中、低的不同响应。控制年龄、性别、身体质量和身体成分等变量,基因因素便解释了40%的变异。虽然平均2 max增加了19%,但5%的人群只有微小或没有变化,5%人群变化了40%～50%。并且,基线2 max和训练后的增量2 max无关。换句话说,一类基因影响基线有氧能力,另一类基因影响有氧能力的训练效应。可见,人类对于训练应激源的响应存在的不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不仅表现在对于既定训练内容的响应或适应不同,也表现在与不同时间段或时期的体能准备状态有关。

综观之,上述争论和发展都主要是基于运动训练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推导甚于实践验证,零星实证研究成果依然不足以全面支持该理论,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数据来共同验证。

4 对我国运动训练实践的启示

马特维也夫经典训练分期理论对世界竞技运动训练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分期理论的一些萌芽,1978年,以译著的形式被正式引入中国,由此对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长足影响。时至今日,该理论所暴露的问题似乎比得到的回报更令人关注,比如杨国庆研究员根据其多年的竞技训练观察与管理经验指出:“当前的训练分期理论更多在宏观运动训练原则上给教练员和运动员一些理念指导。”(杨国庆,2018)板块分期模型因其操作性相对明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或是对这种现状的一次强力回应,但最终还是将其归结为对经典分期理论的体系完善,并非范式革命。面对各种来自理论的争鸣与来自实践的质疑,基于前文论述,就分期理论指导运动训练实践提出如下参考。

4.1 促进机体的“训练恢复和适应”是训练分期的本质目标,需整合多维因素

Selye将原有研究“刺激”的模型改进为强调“反应”的模型是对应激理论的一次变革。在运动训练中,应充分考虑到刺激与反应的复杂性和生物体主观能动性。生物体对外来应激源的良好反应带来机体的适应,否则引起病变。因此,所有基于“Selye应激理论”发展而来的训练分期模型的分期在回答运动训练实践问题时的宗旨都一致:训练应激源的反应性问题,即有效促进运动恢复,收获累积的积极训练适应。

20世纪中叶的社会文化和科学背景中关于运动后机体主动恢复方法手段还相当贫乏,马特维也夫开创性地提出了“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旨在通过训练的时间框架和进展方案的分期安排来提高训练应激源的适应性,可谓难能可贵。这一点从近年来运动员滥用兴奋剂来抵抗疲劳与促进训练恢复适应中可见一斑。训练分期理论通过变易应激源的刺激参数的“自然绿色”方法来提高机体对运动训练应激的适应,无疑是科学训练的巨大进步,也是一直以来运动训练的人道主义追求。运动员只有在超常规训练环境中不断增进其对训练应激源的适应性能力,才能够更好地应对(coping)更快、更高、更强的竞赛应激源,进而提高重大比赛的运动成绩。然而,随着现代恢复方法与手段的多样化发展,加之训练应激源的负荷压力都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依靠训练分期的安排来促进恢复和适应已经显得不那么突出,并且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正是基于现代恢复、营养、心理等高精尖技术方法手段的基础上,人们在超负荷训练上才更加大胆,进而提出“大强度集中负荷安排”的板块训练模型,匹配更短更多的分期安排。出现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多赛制变换导致的,究其根源,则是恢复和主动适应的多种方法技术的进步使然,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

由此,在运动训练实践中,除了相当成熟的训练方法分期安排之外,汲取运动心理和运动营养分期等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是对传统分期理论的重要补充。不仅如此,还应时刻跟踪最新科技动态,敏锐把握其与运动训练的结合点,比如得益于脑科学最新发展,科学家们对大脑皮层与神经肌肉、心理认知等的深层揭示很可能将带来一场新的训练范式认知变革,如经颅磁刺激(TMS)、脑磁图(MEG) 技术、动觉想象与视觉想象融合的运动训练方法等。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现阶段努力打造复合型训练团队开展多模态的运动训练监控的必要性更加迫切。虽然很难精确计算训练效果,但是从训练刺激到机体反应的全过程多维异构混杂因素的整合“算计”的训练模式是必要的。

4.2 基于瞬态生理、心理等多模态参数的个性化预测是选择训练分期模型的前提

在我国的运动训练实践中,无论是曾经备受瞩目和自豪的中国原创“三从一大”训练原则、还是引进吸收的“经典训练分期理论、板块分期模型”等等,其目标都应处理好“训练应激与适应(防止发生‘衰竭’)”的关系。不同的是,三从一大主要强调“训练刺激”,训练分期主要强调“机体反应”,板块分期的“高度集中专门负荷刺激”也在关注机体反应的同时重申了“训练刺激”。然而,具体模型方法的选择必须根据运动员的成长阶段和当前状态来做出判断。就空间维度而言,同样的训练内容,一个运动员与另一个运动员个体适应的响应可能不同,特定训练内容的适应性响应是个性化的,受到“基因遗传、环境、生活方式、心理因素、训练历史,以及应激源的训练应激参数等”的影响。以环境改变与内分泌变化为例,环境的重要改变起初会引起皮质醇、儿茶酚胺、生长激素和催乳素等内分泌的增加,而睾酮素下降。但它们对应激刺激的重复有相当快速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皮质醇反应。内分泌反应的性质和时间随着应激源的进一步经验积累而改变,因此主要反应发生在预期阶段,而不是事件发生后的时期。另外,心率和肾上腺素分泌即使在习惯于特定应激源的个体中,但每次新的应激遭遇都会重新增加。这些都表明,生理反应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元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生物体对潜在应激事件的反应存在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内分泌反应的这些差异与人们如何看待事件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情绪上对事件做出反应的程度有关,邦帕和哈夫在分期理论著作中提出睾酮素/皮质醇(T:C)比值来反映运动员的准备状态,预测运动成绩水平,有其实践参考价值但也需具体分析。据此笔者还认为,营造教练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与运动员的良好心理情绪氛围尤为重要,自上而下的军令式训练实施显然不太可取,应充分调动运动员参与训练的主观能动性,减轻预期心理压力;就时间维度而言,同样的训练内容在运动员个体的不同成长时期,并且相同时期不同时间施加于同一个体的训练应激也会带来不同的训练反应。潜在的“瞬态生理、心理等参数水平”是选择训练分期和其他训练方案的前提,永远不存在“一刀切”的训练理论或模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普及计算所生成的运动学、生理学、心理学、营养学等定性定量的多模态海量数据,为教练、科研等人员密切跟踪运动员在数字化设备中产生的各项指标,加以开展数据驱动的训练模式提供了即刻的在线支持,更为紧随现代数据科学思维而更新训练方式奠定了基础。传统统计是模型驱动的,其核心是基于以样本均值为中心的统计量对假定的总体参数进行推断;而数据科学是数据驱动的,主要关注的是对个体的预测(吴喜之,2019)。基于现代数据科学的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也将带来“从传统模型驱动的集体推断到今后数据驱动的个体预测”的重大转向,进而促使通过掌握瞬态生理、心理等参数来数字化落实个性化训练变得更为可行和尤为迫切。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针对分期理论倾向于一般系统理论与方法而个性化训练不足、主导体能训练而其他训练指导乏力等现实问题的重要补充。

4.3 摈弃僵化理论模型,具体应用依运动员的训练问题需要而定

所有的理论和模型都可以分为限制性和非限制性2种。限制性模型更加清晰、简约、抽象,但不太符合现实(除非模拟的现实也很简约)。非限制性模型更为详尽,更加注重情境,当然也更符合现实,却不够清晰,也难以精确估算。目前所知,无论传统训练分期理论模型,还是板块分期、多周期训练模型都是以洋洋洒洒数万言的专著形式呈现出来。以邦帕的6本分期理论著作为例,他将分期理论划分为“训练学理论基础、训练分期模型、训练方法(力量与功率、耐力、速度与灵敏)”3个部分进行阐述,但其内容所阐明不只是训练分期的方法问题,而是所有关于运动训练恢复和适应的事实,并且是基于一般系统思想,即提炼共性的分期训练理论与方法。进而导致不够清晰,在宏观原则上给人印象深刻,具体操作层面却难以精确估算等问题也是正常现象。鉴于此,暂且将所有的训练分期模型划分到非限制性模型中去。正因如此,为满足具体训练实践需要,更为精确的模型也不断呼之而出,如赛前减量训练模型(tapering)、临界功率模型(critical power,CP)、训练负荷——效应模型(impulse—response,IR)、竞技潜能元模型(performance potential metamodel,PerPot)[ 12,14]

文献来源：

胡海旭,金成平. 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实践启示[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 43(01): 114-125.

周期训练：定量分析概述

周期训练：历史与理论基础

传统“大周期”训练分期的生物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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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体力活动与健康指南：50年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