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扯什么免费医疗，实际上纯属自己伪造的免费医疗。说说我经历的医改，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出生于西安郊区的农村，八百里米粮川的农家子弟。再早的只有父辈的回忆，就不在这里说了。对整个七十年代，我有非常清楚的记忆，因为七零年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年轻时患肠结核，导致一直体弱多病。记得七零年时，大队已经有两名“赤脚医生”，一名因在城市医院犯错误被除名的真正医生，一名是土医生。两名医生都是我们同学的父亲，很熟悉。但七五年时，大队医疗站就增加到四人，多了两名护士。社员在大队医疗站看病，开始时收五分钱挂号费，时间不长，因为项目不清，被搅得狗血淋头，也就没有再收费，真正免费了。免费了，可不等于医疗了。因为医疗站的药连现在我家的一半药都没有，我记得很清楚，药架上绝对不超过十个药瓶。我隔三差五就要去医疗站请赤脚医生给母亲看病，每次都给五片安乃近、止疼片或者克感敏，这样治了十多年，母亲至今还有药物依赖，感冒药或者止疼药比吃饭重要，每天必吃。1971年，全区（当时信息闭塞，我只能知道我们区，再远就不知道了）痢疾红白痢（因为记忆深刻，读大学时还专门请教了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如今叫交大一附院的医生，知道那叫病毒性痢疾），那年我们村有七人因痢疾死亡。我们家当时七口人，我们兄妹三人，祖父母和父母，五人卧床不起。祖父最严重，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和父亲用架子车拉着祖父到区医院去看病，因为年龄小，不经手钱物，不知道花费多少。我的任务是看护架子车别被人偷走了。在区医院给祖父看病取了药回家后，父亲请赤脚医生查看那些药片（用纸片分包，一顿一包若干片），赤脚医生照葫芦画瓢给写了药名，父亲再去药店买药给祖母他们几个吃。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医院医生的处方但是代号，不是药名，离开他们医院就没人知道那个代号是什么药，所以只能请赤脚医生看实物。还算好，尽管病痛折磨了长达半个多月，我们家还算都挺过来了。七三年冬季，寒风刺骨，吃不饱也穿不暖，大人们手脚冻得裂开口子，我们儿童脚手都冻得溃疡流脓，深可见骨。大队医疗站却连一管冻疮膏都没有，没钱买药看病，土方上马（想想真是造孽），不知哪位大婶从哪里听来的一个土偏方，说是麻雀的热脑浆能治冻疮，十岁的我，约了三四个小伙伴抬着梯子，晚上上房掏麻雀，因为天黑麻雀不飞，有钱人家有手电筒，借一个照着麻雀就可以抓下来。抓一个麻雀，掰开嘴巴就把脑袋撕开了，白的红的血和脑浆就捂在冻疮上，找片破不包上，晚上痒得睡不着，母亲还安慰说是痒了就快好了。好在第二天我们几个的治冻疮的壮举被老师知道了，报告了校长，校长报告了大队书记，给学校特批了十管冻疮膏，一个班一管，才避免了感染造成严重后果，但冻疮留下的疤却伴随我大半生，至今还清楚可见。七五年，正长身体的我，突然腿疼，疼痛难忍，无钱医治，姨母推荐了一名神汉来家作法。长达半年拄着棍行走。七七年，严重贫血，休克在公路边，村里邻居用架子车把我送回家。这两次我都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只因为没钱住院。记得八零年高考后体检时，医生让自己报个体重，我说一百斤（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多重），医生笑了笑就写了一百斤。考入师大后复查身体时，我才知道我仅仅86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