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理政上，必然会面临一个社会利益如何支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社会利益如何支配？是独自支配，还是共同支配？
社会利益怎样分配？是独立享有，还是共同分享？
这便是孔子“节用而爱人”思想所要回答的问题：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孔子“节用而爱人”的政治主张，体现着施仁政以爱民的王道价值宗旨。“节用”，旨在“爱人”。“爱人”，要在“节用”。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施行仁政的主要内涵。
从现实生活来看，这一思想和主张对于治国理政和公司、企业经营管理者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治国理政上的“节用”，要以“敬事而信”为前提。“节用”，是在既有可用者的基础上加以节约，故要以“敬事”为先。先“敬事”以劝勉多生产日用生活之物品，方可谈及节俭、节约。
圣王之所以“敬事而信”，就在于藉由躬身亲耕，率领百姓维持农织主业，扩大生产，以政裕民。
民众勤勉生产，丰衣足食，则国库充足。国库充足，便能调剂使用，以备灾年之患。
爱民，当要以节用为先。
衣食等生活必需之用，作为既有之可用者，必是有限的供给者。面对有限的衣食可用者，就有如何分配既有衣食等生活资料的问题。
“节用”的核心内涵，乃在于居上者的节用，这是因为在上者掌握衣食之用的分配控制权支配权。
在上者奢侈无度，挥霍浪费，必然暴敛于民，而民必不聊生。
在上者违义妄取，则用不节，而民不堪其掠夺，无以为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梁惠王上》）
在上者节用，一方面轻徭薄役，不夺民时，使民得以耕织自给自足；一方面减轻赋税，不夺民资，使民可以衣食无忧，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荀子·富国》）
在节用与裕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上者节用而寡欲，则裕民而有余。民富则充实生产，必然出实百倍，财富增益。反之，民贫则生产不足。民贫，虽好取敛财，必将寡获。
“古者，明君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必计岁而收，量民积聚，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于天地，而离于饥寒之患。” （《文子·上仁》）
在德政的“节用”上，早期儒家、道家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
“节用”，必然“自养有度”，而取于民上有所节制：一方面在于“计岁而收”，不多敛；一方面在于“量民积聚”，不多藏。
生活物资的供给，既取决于“所受于天地”的自然资源，又取决于民众勤劳的生产。
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若能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奉，便能合理支配、分配生活物资，使民摆脱饥寒之患。
“人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益十亩，中田之收不过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时有灾害之患，无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 （《文子·上仁》）
在节用上，必然存在统治者与民众的利益分配关系。
统治者若是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积，使之不得耕织之业，必然力勤财尽，民不聊生。
人主不能“节用”，则奢侈无度，而必畜难得之货。
处一主之势，有天下之富，而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和猛兽珍怪，则百姓必饥贫、冻寒，民不聊生。
“为治之本，务在安人；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 （《文子·下德》）
在节用上，既依赖于人的德性，又关乎为政的根本。恬淡寡欲，自然不骄而不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固能节用。
在上者节用，自然不好大喜功，省事而轻徭薄役，不夺民时。民因时耕织，则尽量生产而足用。生活足用，*民则**安而国治。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大学》）
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
国无游民，耕织者多，则生者众。
朝无幸位，取俸禄少，则食者寡。
不夺农时，生产及时，则为之疾。
量入为出，合理支配，则用之舒。
人主的节用之为，彰显了俭之政德。躬行俭之政德，必然收敛耳目口体之淫纵，以范其心于正，分利于人而溥德施，非吝于财而积以为私利。
统治者若是奢侈而不知节用，徒厚其财，虽富有四海，而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
仁政，要在节用而爱民。
施行仁政之要，在于“爱人”；“爱人”之要，在于“节用”。
统治者或管理者“节用”的核心，在于躬行节俭之德，厉行节约之事，把握节度之用。
“节用”的政德观，内涵着人生价值观和价值追求取舍，体现着自我节制而爱民济人的道德价值，揭示出藉由人生有为方可达致“爱民”的仁政。
“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 （《管子·正》）
“节用而爱人”的政德，彰显了推恩于民的无私之爱、利民之生，视民如子必然如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
施行仁政，推恩于天下，则天下各得其所，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人人居有其所，衣食无忧。
“其憯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 （《文子·上仁》）
人主有了“与民同苦乐”的政德，必然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善利天下而无哀民。爱民而与民同甘苦，心连心，自然节用而惠济于民。
“治国之道，爱民而已。” （《说苑·政理》）
爱民之政，是利之而勿害之，成之而勿败之，生之而勿杀之，与之而勿夺之，乐之而勿苦之，喜之而勿恨之。
在古人语境中，施行仁政或德政，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 （《管子·权修》）
政治“节用”观的提出，既是克制人君私欲膨胀的政德要求，又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人际和谐的必要举措。
在历史条件下，物资生产有限，社会分配必然要求公正，政治必得施行仁政。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大国之人主，若是取于民无度，用不止而厚赋敛，轻用众而民力竭，必然导致下怨上而必危。下怨上而令不行，则必不可得求敌勿攻己。
国小者，若是得道多助，则必安。
“人甚忧饥，而税敛重……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 （《管子·霸形》）
仁政者，轻赋薄税，使民足用而无有饥寒之患。
*政暴**者，横征暴敛，使民无以为生，必然沸腾其怨。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
“取之也有制，用之也不穷，盈余以分授于人，何有于夺人之事乎？” （《四书训义·孟子·离娄章句上》）
政德之俭，在于取民有制有度，用之而不穷极其淫欲，一有盈余便惠济于民，必然不夺民产民资。反之，吝利以厚藏，以赋不足而横征暴敛，奢侈不知节制，恣肆已甚，必不为俭。
历史上成由勤俭而败由奢的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无不在证验“节用而爱人”政治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节用而爱人”的政治行为，关乎良政和善治，关乎人心向背。
“节用而爱人”，既是在上者的道德操守使然，又是行仁政而善治的必然要求。
爱民而不节用，则无以惠民；节用而不爱民，乃是聚财的吝啬。
善治，贵在节用而爱民。
从政治经济学的思维上言，“节用而爱人”的政治主张，体现着如何分配既有利益和生活资料的价值问题。这既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又是一个道术智慧问题。
“节用”，非只是就事论事上的节俭或省吃俭用，而更是体现着为政者和管理者的道德操守。
真爱人者，必节用于己，方能施与于人。
真能节用自持者，必体现着爱人的价值情怀和道义操守。
在生产力低下或生存物资有限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国家统治者和治理者的“节用”，就体现了仁爱之道德宗旨，仁政之价值旨归，彰显“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的功成效验。
就发财、用财而言，以财发身者，方能节用于己，而用以为爱人。
以身发财者，必不节用，而吝啬于与人。
在“节用”和“爱人”之间，具有互为根据、相互依托和一体互摄的逻辑关系。
“节用而爱人”的政治观，又体现了崇本举末的政治举措。
在政治上，只有节用爱民，以民为本，方能本固邦宁，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达致长治久安。
“人主之有民，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 （《文子·上义》）
人主节用而爱民，民拥戴之，而可以安固。
“节用而爱人”，作为政德，是善治的根本之道。
任重莫若栋，任国莫若德。
正如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一样，治国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必覆。
政治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经；仁德、仁政，自然可以广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从王道政治智慧上言，贵在知晓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践行“节用而爱人”的仁政观。只有如此，方能为天下。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 （《荀子·君道》）
达致民心归附、拥戴之道，莫若“节用而爱人”，施行仁政。
爱民而利民，*民则**亲爱于己，乐为己用效死，自能有兵之劲、城之固，而敌不敢至，必无危削、灭亡之患。
国家欲彊固安乐，则莫若反之与民。欲使民归附、效忠，则莫若反之仁政、善政；欲修善政、美俗，则莫若成为有道的明君。
君人者，爱民而安，富民则固。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
“节用而爱人”的价值宗旨，在于爱民而以民为本，躬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价值观。
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使民衣食富足。如此，则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
此便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道术智慧所在。
用现在的话来说，为政者当谨记节俭之德，节约用好人民的财政，把其用在刀刃上，防止贪腐和铺张浪费，避免杜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便是良政善治。
政务无小事，小事体现着大政治。
真正的良政善治，是把人民的财政用在老百姓关心的每件好事、实事上，使事事体现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为政者只有这样，方是真正落实“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
《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具有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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