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官员仕途畅达、志得意满相伴而生，谪官则成为另一类仕途受挫、失意落魄者的代名词。“谪官”一词由来已久，观其涵义可分为两类，其一作为动宾结构，指的是贬官另任新职，如刘挚《家庙记》：“熙宁辛亥［四年，１０７１］七月，某由御史谪官衡州。”①李纲《荔支后赋・并序》：“宣和己亥岁［元年，１１１９］，余谪官沙阳。”固均是强调官员遭受谪降这一事实；其二解作“被贬降的官吏”，如欧阳修《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况介等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唐代郑谷有诗题为《寄南浦谪官》，均属此类。
我们今天所探讨之“谪官”，主要是取其第二义而言，即研究的对象是宋代遭受谪降的官员。然而，即使如此界定，仍然有笼统之嫌。观两宋三百余年，其间谪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贬谪情形千差万别，自然不能一概纳入本文的探讨范围。因此，若要对本文所论谪官之范围再作进一步界定，首先要对宋代不同类型的谪官都作一大致了解，进而根据贬谪原因的不同作区分辨别。这样做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谪官的整体概貌，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本文的研究范围也必不可少。尽管宋代谪官在表现形态上有着巨大差别，然究其原因，则无外乎来自行政失误、触犯法律以及政治斗争失利三方面。
当然，这只是基于一种宏观概括，具体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就行政失误而言，大凡政绩低下、越职言事、为政乖谬、措置失当、徇私舞弊、泄露机密、贻误战机、谀上媚下、荐举非人、制词失当、殴击下属、执法不公等等，皆是官员的主观错误对社稷黎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都属于执政失误的范畴；官员触犯法律的情形首先包括十恶重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次有贪墨、隐匿课税、容止（纵容犯罪）、自盗、私习谶纬之术等等。纵观上述情形，无论行政失误，还是触犯法律，官员因此受到的贬谪处分，都是朝廷在罪证确凿的情形下，依法采取的惩戒措施，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杜绝不正之风都具有积极作用，对于被惩戒者而言，也是罪有应得。
此外，宋代还有因政治斗争而形成的谪官。这类谪官在宋代占了很大比重，其影响也更为巨大。北宋中期的熙宁变法，拉开了新旧两*党**长达半个世纪的激烈*党**争，作为斗争失利的一方，旧*党**成员大批贬谪岭南。南宋时期，自秦桧以来，韩伲胄、史弥远、贾似道等大小权相相继当国，排斥异己，屡次掀起官员贬谪的高潮。上述政治斗争，都构成了宋代贬谪事件的重要关节，此类因政治斗争失利而产生的谪官可称为政治型谪官。
与因行政失误和犯罪者相比，宋代政治型谪官在贬谪属性、成员构成、规模影响上，都非前者所能比拟，属于另一范畴的谪官。就贬谪属性而言，此类谪官并非是因为犯有明显的过恶而遭受惩处，而是因为政敌的刻意构害、被罗织罪名而受到非公正待遇，甚至沦为囚犯；就成员构成而言，由于政治斗争的战场都是中央权力中心，卷入斗争者自然是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因此政治性谪官构成表现为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
“士大夫”是封建时代具有较高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复合体，尤其到了宋代，统治者奉行以儒立国和重文轻武的国策，士大夫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尊崇和礼遇。他们往往被宠以*官高**显秩，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即便在不得已施之刑法的情况下，朝廷也多是最大限度地予以宽容。相传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言事官。此后历任宋朝君主都对此奉行不渝，南宋高宗也曾申明“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专以仁恕为本，未尝真决一士大夫”。可以说，自宋代“祖宗家法”观之，其对于士大夫之惩处原本是以宽容仁恕为本的。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重文的时代，却又时时上演着一幕幕惨痛的政治悲剧，昔日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顷刻间被成批的贬往遐荒之地，承受着形同囚徒的责罚。比起那些触犯律条的罪臣，他们毕竟是最为无辜者。
同时，由于宋代士大夫多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种身份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独特的身份构成，再加上遭贬处穷的身世经历，又间接的构成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贬谪的经历首先使作家身心遭受艰辛的磨难和强烈冲击，经过长期的积淀和酝酿，贬谪的经历又会改变谪官的思想认识，并使其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进而外化为对文学创作的改造和创新，形成这种“贬谪——作家——文学”之间的互相推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