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见Talk

编辑|乐见Talk

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给社会工作的职业道德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如何保持距离。

一方面，社会工作人员在为需求者提供服务时，必然会遇到情感联系、回馈等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完全拒绝用“礼”来表达感情，就等于拒绝了建立相应的利益关系，从而影响到服务关系的建立。

因此社工在日常的服务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处理与之相关的问题。

随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本土文化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在西方社会工作中没有出现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工作伦理检验，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当事人对社会工作人员的“移情”常常带有中国的“礼”文化特征。

社会工作者在长期为某一社区服务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服务对象通过传统的熟人社交方式，向其赠送物质或金钱相关礼品的情形。

碰到这种情况社工到底该怎么做呢？

社会工作中因“礼”而产生的道德问题

个案：社工小张最近在给独居的老人家李阿姨做辅导。李大娘孤身一人住在回迁安置区，靠退休工资过活，附近没有直系亲属。

李阿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和小区里的人接触，自从她出去买菜的时候摔了一跤后，她就觉得自己很没用，心情也很低落。社区居委会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当地社工组织反映，社工组织安排了小张做介入指导。

小张凭借着自己的专业，以及对李阿姨的热情，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从心理上帮助李阿姨缓解了许多负面情绪，从生活上帮助李阿姨争取社会福利，从社区志愿者那里得到了帮助，为李阿姨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经过三个月的服务，李阿姨已经对小张产生了依赖性，而小张也从李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亲切感，不知不觉中，他就将李阿姨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李阿姨也把小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经常邀请他一起吃晚饭，还给他带了好几次水果和礼物，给他带了不少礼物。

面对这些礼品，小张觉察到两人发生了“移情”关系，坚决拒绝接受，并向李阿姨讲述许多社工的职业准则，而李阿姨却以为这是她对小张的个人谢意。

在多次被小张拒绝之后，李阿姨觉得小张是在疏远自己，而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准则，也证明了小张和自己之间只是一份工作，这让李阿姨很受伤，拒绝了小张的帮助，再次陷入了孤独和抑郁之中。

本案中，受害人李阿姨因“移情”于社工，而将自己对子女、亲人的情感与期待投射于社工。

她想通过送水果和红包的方式，跟社工们确认一下，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朋友”和“亲人”的关系，不只是暂时的工作关系，也是为了感谢社工们的帮助。

中国本地化的人情社会习惯性地以“礼”来确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这种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人际交往心理与社工服务“移情”相结合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导致了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老年社会工作在“礼”文化背景下的道德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所遭遇的伦理学两难困境，将影响其服务成效。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主要有：

1.对受话者相互移情的诱发诱导

社工专业服务有别于一般社会服务，其关键点在于社工必须与被访者建立情感纽带，而这种纽带关系是社工专业服务成功的先决条件。

作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需要有一种同理心，用一种“移情”的方式来与受害者建立感情联系。

只有在双方真正的感情上相互信任的时候，服务的效果才能达到。在具体的接触过程中，受害人的情绪会对社会工作者的情绪产生影响。

例如，案例中李阿姨的情绪比较低落，也会对社会工作者的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社会工作者对生活的认知。由于社会工作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本身并不能完全理性化。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有可能对客户产生移情，在个案中，社会工作者对客户的情感投射，不仅表明了他们与客户较深的服务关系，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工作者由于在生活经验中缺少某种情感而导致了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关系边界的模糊。

社会工作者身为双方关系的专业性主导者，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拥有对自己不恰当移情的理性认知，并能及时地对其进行克制和改正，以确保与案主的关系符合社会工作伦理，保障服务的专业性。

因此，关键是社会工作人员如何合理地掌握两者之间的亲密性。

双方的共情反应符合人性，但并不一定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相一致。但是，缺少共情又会对开展专业服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2.心理环境交互作用所致

在本地化社会工作中，委托人和社工在互动过程中都会受到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心理影响。

案例中，受害者对社工的移情表现，就是通过“礼”的物质形式，确认了与社工之间的某种关系，这是一种感情的外在表现，也是由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环境所决定的。

老年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在中国本土并不完全适合老年社会工作。

从中国文化背景来看，老年人往往具有“父权”心理偏好，普通社工难以走入其情感世界，而当老年人愿意向社工敞开自己的情感世界，接受社工的帮助时，往往会形成一种完全依赖的心理投射。

一旦社会工作者可以走进老人的情感世界，老人就会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也会偏向于完全依赖社会工作者来全面、长久地解决问题，无法接受社会工作者阶段性工作性质。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礼”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标志。

因此，年长的被访者往往试图通过“礼”来证实自己和社工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社工不管是拒绝也好，接受也罢，都是对社工道德的挑战。

在“礼”文化背景下，老年社工的道德挑战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社工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往往会遭遇到“移情”这一具有中国“礼”文化特征的现象，由此引发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是关系到社工服务的质量与专业水平的关键。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关键是社会工作者怎样把握好双方的情感交流度，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工作服务效果。

在“礼”的文化背景中，老年社工的伦理学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面效应

案主对社工的移情和社工对案主的移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工和案主之间情感的深度链接，如果社工能够及时、合理地调节案主的不理性情绪，并正确引导双方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情感，将有助于构建专业服务关系。

当被访者表达自己的不合理情绪时，社工若能给予正面的情感回应，则可奠定社会服务工作的良好基础。

案例中，由于李阿姨一个人生活，导致了她的情绪孤独、生活方便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小张通过与李阿姨的积极沟通，建立了良好的情感联系，使李阿姨把小张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从而打开了心扉，释放了自己的情绪，这对小张的服务有很大的帮助。

2.负面效应

根据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社工不应与当事人有工作以外的感情关系，更不应接受当事人的物质利益。但在中国的“礼”文化背景中，礼物与感情是相辅相成的，送与受都是一种对感情关系的肯定。

社会工作者一旦无法处理好双方移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如果社工与被访者同时沉浸在过于亲密的感情世界中，会造成被访者对情感的依赖，从而影响到服务的最终效果；另一方面，社工与被访者之间也会因“情”即是受“礼””而形成利益关系。

无论是情感上的依赖，还是利益上的联系，都会对这项服务，对社工组织，对被访者，乃至整个社会工作造成消极的影响。

如果社会工作缺乏专业精神，那么就会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工作者不能对双方过多的情绪进行合理的处理，而急切地以职业准则为借口，冷淡地拉开与当事人的关系距离，那么就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心理不舒服，进而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情感基础，甚至会对当事人造成情绪上的伤害，加剧当事人的不良情绪。

在“礼”文化语境中解决老年社会工作者的道德困境

1.为服务对象创建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社会工作人员在服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不断的整合各种资源。要解决受害者移情问题，首先要建立受害者的社会支持体系。

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人际交流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

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还能间接地对个体的健康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以社会支持来源为依据，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支持系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支持系统，一类是由国家政府、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构建的支持系统，另一类是由家庭、邻里、朋友等构建的支持系统。

（1）正式支持体系

①政府应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律保护和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对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的政策扶持，使他们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②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为老人创造安全的活动空间，引导老人走出家门，增加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在老人休闲娱乐场所开展活动，促进老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

③以社会组织为基础，为老人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建立帮助力量，帮助老人排解心理障碍，提高老人的社会参与度，丰富其社会角色。帮助老人在团体活动中拓宽他们的交际圈，实现他们的自我实现。

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三方合力，链接老年人的诉求，在大环境下解决老年人的“移情”问题。

（1）非正式的支持体系

倡导全社会关爱老人，重视老人家庭和睦、邻里和睦。家庭是老年人关爱的主体，对老年人提供必要的陪伴、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老年人的孤独、移情等问题。

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远程交流变得更加方便，视频电话等通信设备的普及，能够帮助家庭成员跨越空间距离，抽出时间来与老人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除了家属外，邻里社区也是老人支持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家属因突发事件无法陪伴时，可协助照顾老人。

邻里间和朋友间的日常交往能丰富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态，促进其身心健康。

2.社工在处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时应始终保持谨慎

社工在处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充分识别受害人的情绪表达，不容易受受害人情绪低落、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造成工作目标不明确，服务能力下降，移情等。

②将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严格区分开来，这样不仅可以帮助社工跳出被调查者的换位思考，还可以帮助社工与被调查者保持一个合理的、冷静的情绪距离。

区分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可使社工与受害人了解，目前双方仍处于工作状态，服务只是一个阶段，不应过度投入感情。

③对两人关系的发展过程进行及时评估，识别哪些情绪属于正常情绪，哪些需要及时引导和引导，不要把工作关系弄得模棱两可，否则一旦越过界限，就很难挽回当事人的负面情绪了。

3.社工对“礼”的掌握与人相处的适度文化

在中国的“礼”文化背景中，当服务对象通过留餐、送礼、发红包等方式与社工建立起一种熟悉的、甚至是亲密的关系时，社工应合理地把握人际交往的尺度。

社工应先以适当的方式，向受害人说明其工作性质及要求，尽量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不要直接、粗暴地拒绝。

社会工作者应该将公私分明的工作原则牢记在心，在接受案件的过程中，如果有适当的人情往来，比如送水果、祝福红包等，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选择接受，但要及时向上级和机构汇报。

如果仍在控制范围之内，社工应尽其所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向同工提供适当的回报。但是，如果人情往来牵涉到的利益过大，当事人的感情投入过深，社工应该及时拒绝，并向机构和督导进行反馈。

4.社工如有需要，可向专业机构申请转介服务

社会工作者应尽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控制与受害人的情感交流，避免“移情”过大，避免出现违背社会工作道德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自身缺乏专业素养和社会工作经验，缺乏本土性社会工作理论的指导，社会工作机构的监督功能不健全。

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时，无法应对。

此时，社会工作者就必须向社会工作机构申请服务转介，以免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同时陷入困境。对此，社工应将服务工作相对完整地转交给接任社工。

在本土化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会因为社会文化情境而面临不同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者应该关注并把握伦理困境中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对其进行积极引导，链接资源，完善案主的社会支持系统。

为案主实现助人自助，帮助案主摆脱困境，达到助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