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界，生育向来是一个族群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数量的叠加，可以抵单体力量的不足。这个规律，放到人类社会，同样适用。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人口数量历来占据世界各国的鳌头，这个情况到现在也是如此。和现在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数量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古代由于历经多次战乱，人口数量显现的是一种过山车式的波形曲线，据说人口最低的时候据说只有不到100万人口（三国赤壁大战后）。加上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人，特别是男人，即是最基本的生产力单元，又是最基本的军事单元。基于种族延续的需要以及族群*力武**强盛的要求，中国古代向来以鼓励生育为主。

先秦时期，官方举办一年一度的仲春大会，以促进婚嫁、生育

据考证，先秦时代，在神州大地上，一直保持着一千三百万左右的人口。但众所周知的是，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神州大陆，战祸连连，士兵死伤无数，而总人口得以维持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原因就是各诸侯国鼓励生育的思想。比如在春秋时期每年必须在仲春时举办“桑林（或春台）大会”进行社祭，“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奔这个字，就是指男女私奔、野合了。当时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行仲春之会的地点。相传，先秦时期的许多圣贤都是其母在“桑林（或春台）大会”野合时怀孕的，如楚国令尹子文就是其母“旋穿闾社，通于丘陵”时“以淫而生”，孔子同样据传是其母祈于桑林神社而怀孕，甚至周朝始祖后稷也据传是其母于社祭时怀孕而生的。这也难怪有些先贤的介绍中只有母亲的介绍，没有其父亲的介绍了。

第一个将生育政策写入国策的是越王勾践

而将生育政策写入“国策”的，则是越王勾践，想当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几近丢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强制早婚、鼓励生育，“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据《国语·越语》所记，越国当时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医生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也就是说，由国家来抚养，“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后来，越国人丁兴旺，兵多将强，最终灭了吴国，一雪前耻，这与鼓励生育的政策不无关系。

而春秋霸主齐桓公则是立志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民间微服暗访，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个年已70岁的老头还是自己做饭，他便问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回答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都没有娶到老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件事和当时的上卿管仲说了，管仲就提出了男20岁、女15岁可以结婚的政策，鼓励国民早婚，并为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提出要消减齐桓公的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齐桓公一一照办。

不在规定时间内婚嫁的，要接受处罚

以上政策皆是鼓励婚嫁、生育的，如果有不愿意成亲的怎么办？没事，咱可以罚。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刘盈于公元前189年曾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的适婚女子如果不出嫁，要罚款，罚款的金额是“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定下的，“一算”为120钱。“五算“就是720钱。以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了，处罚标准不可谓不重。

不光汉代有这种处罚政策，南北朝、魏晋时代均有这种政策，其中尤以北齐的处罚政策最狠，北齐武平七年政府明文规定女子必须在十四岁至二十岁的年龄段内出嫁。未嫁女子得接受政府的思想教育。如果父母将女儿藏起来，嘿嘿，对不起，那是要掉脑袋的。

到了后来，各朝代对于生育政策，多是早婚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增殖人口，比如，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下诏：“男二十岁，女十五岁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意思就是说，男满20岁，女满15岁，由州县出面，下聘礼婚嫁。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下诏又将婚龄降为男十五岁，女十三岁。这些政策的实施，终于使各朝代中国人口呈线型上升趋势，从秦朝的2000万，到汉唐的6000万，宋朝的1亿，明朝1.6亿，清朝的4亿，为我们现在14亿人口奠定了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