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律师正在代理的一个工伤案件。遭受工伤的小川（化名）是四川人，农民工，跟随村里的邻居老鲁来南京一建筑工地打工。去年年底的时候小川工地安装太阳能板的时候，不慎从三楼跌落，导致胸椎体爆裂骨折，腰椎体爆裂骨折、肋骨骨折、右臂骨骨折。
小川受伤后被送医救治，术后伤情稳定，住院一个月。老鲁在小川出事当天来了趟医院，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此后再没来过，公司更是没人过问小川的事情。近10万元医疗费一直欠着，医生不断催促小川交费。
小川是个农村孩子，家庭条件不好，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费用。多次电话联系老鲁，老鲁总是敷衍了事，不管不问。无奈之下，小川将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在四川的一个工地打工，得知儿子受伤后没人过问，很气愤，无奈之下，不得不千里迢迢赶过来处理。
小川母亲不识字，只得让小川的姐姐陪同过来。这一点体现了母亲的伟大，孩子遇到困难，排除千难万险也要挺身而出。
母女俩到了南京先是到医院见一下躺在病床上的小川，遇到这样的事情，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唯一认识的人老鲁，又对她们爱搭不理。瘦弱无力的母亲又急又气，跟女儿在病床边一遍一遍地抹眼泪。
“我去工地找他们，小川受伤躺在医院一个月了，命都差点没了，他们连屁都不放一个，真是太欺负人了。”小川母亲擦干眼泪，咬着牙说。
母女俩没顾上吃饭，转了几趟公交车，从医院到了工地。从工地大门到项目办公室，像闯关一样困难。进了办公室，不仅没茶没水没座位，里面所谓的领导更是异常傲慢。小川母亲说“我儿子在你们工地干活受伤了，现在住在医院一个月了，你们都不管的吗？”“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小川。”“我们工地没这个人。”
听到这话，小川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在办公室大吵大闹了一番，结果还是没用。在回医院的路上，小川母亲觉得这事需要找律师。当天下午就找到了付律师。
接受委托时，小川手上几乎没什么证据材料，入职时签没签劳动合同都忘了；不知道项目具体名称；更不知道用人单位的名字。只有上班后几次参加安全教育培训时的照片。
接受委托后，需要及时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意在准确找到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同时尽快找到公司的对接联系人，让他们安排支付医疗费。
联系了几次老鲁，老鲁每次都是一问三不知，不愿意说任何关于公司的信息。通过网上查询项目企业的信息，将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的企业信息发给小川确认后，锁定劳动仲裁的被申请人主体，开始组织申请材料，包括申请书、证据材料。我在委托后的第三天，也是2022年最后一天，向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受理后，大概过了一周，公司收到了消息，一个杭州的分承包商主动提交了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情况说明和参加工伤保险登记表等材料。还安排了项目负责人员到医院交了10万元。
由于双方就撤回劳动仲裁申请没有谈拢，公司这边当时仅仅就小川的工伤事故填了个备案表，未申报工伤。距离事故发生之日已经超过30日，小川可以申请工伤认定，付律师又到小川就诊的医院调取急诊和住院材料，代理小川申请工伤认定。
目前小川已经出院回家休养，伤情恢复的不错。工伤认定书已认定工伤，正在等待劳动能力鉴定。不久后，小川就可以拿到赔偿、补偿了。
建筑工人比较辛苦，也是高危职业，发生工伤事故后不知道如何维权，往往会陷入极度困境。这个社会需要对其多一些关注和帮助。作为企业，不能因为自身规模大，就不顾及他们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责任不在于空洞的口号和宣传，而应当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担当。
作者：付昌华，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1525176900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