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无能”的父母
文/汪建明
我出生成长在关中平原的腹地，我们这里人把爸爸叫大，把妈妈叫妈，进了门总会大声的吼一声“大、妈”，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问法，明明爸爸在家，却总要问一句“我妈在阿达？”，明明妈妈在家，却总要问一句“我大干啥去了？”好像只有大和妈都在的地方才是家，大概这样的烙印会伴我们终生。这样的喊法，这样的问法，一喊一问间几十年恍然而过，现如今还是这样叫这样问，好像从来也不会局限于年龄的拘束，我虽然也是这么喊这么叫，可我更喜欢称呼他们：父亲母亲。
就像我的题目那样，我想跟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们讲述一下我那“无能”的父母，按照常理来说，能够且敢于说自己父母“无能”的基本都会冠以：忤逆、瞎怂、坏蛋、大逆不道等名头。数落父母一次两次的“无能”大家都能够想得通，如若数落一辈子的“无能”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而我今天却敢冒着大不为数落数落他们的“无能”。
这“无能”一词也是近几天才从我的脑海里泛出来的，源自于晚上9点多来自于母亲的一个视频通话，妻子女儿都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而我却面对着电视葛优躺，视频那端是岁月爬满眉头头发凌乱的母亲，由于网络不稳定的缘故，能够看到的是掉的仅剩一两颗补了好几年的牙模具随着一张一合间的嘴巴晃动着，亲切熟悉温暖的声音却缓缓而到。
“咋啦？妈，这么晚还不休息？”
其实对于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父母来说，不晚，还早。夜来了，如果不是身体疲惫需要休息，那么他们会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一样永远旋转下去的，不是我的父母是这样的，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你爷给你老姑打电话说想通了，想到老大儿子家，有空了回来帮忙挪个地方？”
“我老姑她自己都80多的人了，还给人家说事哩，还亲自给她80多的哥嫂说事，这还用说嘛？直接命令她大侄子把老人一管不就行了。下来了住哪个窑洞？”
“回来了把我们住的这个窑洞腾出来，让你爷和你婆住，我们住到另外的窑里面”
“好我的妈呀！我婆我爷都是80多将近90的人了，我婆基本上都分不清子女了，我爷也是基本行动不便，你和我大也都60过半的人了，也不知道委婉的拒绝一下，不是说我们不同意你们照管老人，生活在农村为了生活，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我大要放50多条羊，你也要营务十几亩地，没有一天不劳累的，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精力照顾伺候老人？把你们累倒了咋办？”
“既然你婆你爷下定决心来咱家，就让他们下来，有我们吃的热饭就不会让他们吃冷的，这样对他们的病情恢复也有好处。”对于母亲的固执我们是知道的，就连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也是知道的，那就让他们来吧，只要是父亲母亲做的决定，我们作为儿女的都会遵照执行，因为父母有足够的自信使我们认可。
五十多年前，那个大家庭子女多劳力少，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儿子，那时他12岁，最小四爸的还没有出生呢，八口之家竟然欠了农业社200多元，这在1965年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大的怕人，本该有着强烈读书欲望的父亲被迫入了农业社，虽然不是社里年龄最小的，但绝对是为数不多的，他硬是没有说一个“不”字，硬是没有同他的父母对抗，，16岁社里的帐还清了，爷爷让他去读书，这样的年龄还能走进教室安心读书吗？虽然没有再能读书，但是他读书看报的能力却是有的，带着老花镜看书的样子还挺认真，老了老了还有想写东西的冲动，而且一手漂亮飘逸的钢笔字至今都令我刮目，哎，繁重的家庭负担面前他“无能”的向生活妥协了。
1977年，年轻漂亮的母亲从一个贫穷的峁上嫁到这个贫瘠的山沟里，母亲在家排行第二，是外公的掌上明珠，那些年代外公在社里的食堂，不用下地劳动，她更是没有饿过肚子，跟了我的父亲却过起了一穷二白的日子。刚结完婚就被分了出来，仅分的一张我祖奶奶指明留给父亲的厚实木案板，这张案板至今还在我家破旧的厨房里服役，3副碗筷1孔靠边的土窑洞，家当虽然少，可是父母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父亲时长和村里同龄人搭伙去三原富平一带用瓮换粮食，一年到头白面馍馍根本就吃不上，父亲把换来的粮食给那个家装去一布袋，大概孩子多的缘故吧，我婆把蒸的白馍馍锁在柜子里，不知道父亲吃上没有，反正母亲就没有见过白馍馍，但是她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所有的孩子都出生了，在照顾孩子和劳动中母亲只能选择一个，娃娃多张口就要吃饭，她选择了和父亲一同下地劳动、上山采矿石换钱，把几个能爬的孩子锁在窑洞里拴在炕上，一次四爸在我家窑洞窗子下玩地炮，“轰隆”一声地炮把四爸炸伤了，我们几个趴在窗台看的差点被炸飞了，“无能”的母亲从来没有因为饿而开口要一个白馍馍，也没有因为孩子没人看而开口让婆婆看娃，我婆也因为家里人多劳力少，只顾着过他们辛苦繁重且紧巴巴的日子。
总不能一辈子都在土窑洞里过下去吧，别人家条件好一点的都箍起了新窑洞，我的父亲母亲也想箍一孔新窑洞，邻里间相互帮忙眼看着新窑洞成型，可是挂窑面子也需要很大的一笔开支，无奈的母亲不分黑白的下地劳动，父亲白天在瓮窑干活，父母亲夜里一起进矸巷（hang）挖矸担矸，担1万斤矸15元钱，他们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不眠夜，眼看着挂窑面子的钱攒够了，三孔挂着青砖窑面子的大窑赫然浮现在父母亲眼前，谁知我爷得了一种肝病，那时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是相当的严重，如果不看人就会死去，那个家里小姑、三爸、四爸年龄小依然经济拮据，给他看病和给新窑挂面子成了很难抉择的事情，那时在瓮窑干活的父亲一年只挣18元钱，父亲母亲省吃俭用了好几年就想早早挂上窑面子搬进新窑，虽说他被分了家，但他是那个家的老大事实却是不能改变的，父亲母亲“无能”的再一次向生活妥协了，父亲带着他和母亲攒的挂窑面子的钱带着他大去西安看病，经熟人介绍好心的教授让父亲挂个普通号，开个药方让回白水抓药，父亲母亲攒的钱花完了，我爷的灾难也消失了，那年600元在农村可以箍两院庄子，我们家还得在土窑洞里多住几年，父亲母亲还得继续担矸。
生活还得是日复一日的度过，我们家兄妹4个先后上学，不用说吃的喝的，虽然父亲母亲不能给予我们最好的最优质的，但最起码我们都没有饿过，更没有冻过，可上学的费用在八九十年代却是一份不少的开支，父亲说他年轻时最怕我们放假，放假意味着收假要掏学费，昂贵的学费一年一年的压的父母艰难度日，这当然是听父亲说的。最艰难的时候母亲向她的婆婆开口借10元钱，借了两次一分钱都没有借到，哎！我“无能”的母亲连钱都借不到。
我们中学毕业了，哥哥和我同时读中专，仅开学一项委培费用就得近2万元，父母多年的积蓄被一下打空，还欠了许多外债，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中学，还得要花钱，我在县城读中专每周都能回家，返校总要背足3、4天的馍，这样可以少花钱，6月份了回家看见父母饭桌上还是年前冬季的腌菜，以往到过完春节2、3月份家家户户的腌菜缸就腾空了，可他们还要把泛了白沫的腌菜捞出来洗干净就饭吃，父亲母亲努力的挣钱，艰难的养活着4个孩子，举步维艰的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一连好几年没有人帮助他们，更没有会说“这是一分钱，你先用着”，是苦他们忍着，是泪他们咽下去，哎！我的父亲母亲默不作声坚强的撑着，“无能”的挺着。
眼看着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没有负担了，可是他们却老了，65岁的母亲牙齿基本掉光了，在家营务十几亩庄稼地，一年四季给在外的孩子们提供各种原生态蔬菜豆子，67岁的父亲双眼视力由于外因的影响都降至0.4，每天将5、60条羊赶上山坡赶回家，每到寒冬还要精心挑选1、2只羊喂养起来，等到过年宰了送给他们的弟妹和亲戚们，当然先让他们的孩子们挑。
对于我婆我爷的到来，我的父母亲在家里却是各执一词，父亲认为：虽然他们干了一辈子，除过最小的儿子，基本跟其他几个子女没有一点关系，临老了啥也干不了了却选择了老大。前几年父母亲都说过让他们来我们家养老，啥活也不用干就是看门晒太阳转转看看而已，他们夸口死也不从现在的院子走，要和最小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现在却主动要离开。母亲认为：人生不易，既然老人都主动开口要到我们家，那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啥没有选择去别的孩子家，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顾虑，既然选择来就让他们安安稳稳的度过晚年吧！
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爷和坐在轮椅上的我婆来到了我父母亲的家里，虽说这赡养老人是父亲母亲的事情，我们都一致尊重父母亲的选择，无论是养或者不养，对于他们走过的艰辛的一生都能说得过去，因为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了他们用“无能”努力坚强的生活，用“无能”善良大度的包容一切，用“无能”来诠释普通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
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去老家转转，去之前我要征得女儿的同意，我说“周末了，我要回窑窖喝看我大我妈去，你是否愿意一同前往？”她总是很高兴的一起去，来回的路上我也总会多跟女儿唠叨几句：老人一辈子把娃养活大，他们出去工作了，爸妈留在家里很孤独，有空了就要多回家，哪怕只是回家说几句话，哪怕进门转一圈，哪怕叫一声爸妈就走，他们都是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