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到了，我抚摸着衣柜里珍藏的那套绿色军装，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兵时的那些事儿……
一
从小我就喜爱“国防绿”，每逢碰到身着绿军装的人，我都会悄悄地跟在后面看个够，心里羡慕极了。上学那年，我缠着母亲扯来了几尺绿布，做了一身绿衣服。每天都穿在身上，穿破了好几个洞，也舍不得扔掉。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在作文中，我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一定要去当兵，穿着绿色军装多神气！”也许，最初想当兵，只是源于一个小孩子对解放军那朦朦胧胧的热爱和崇拜，源于对那身国防绿的痴迷与向往。没有去念初中便回家务农的我，那份对当兵的渴望，却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1969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望着那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接兵人，我心中泛起一股热浪，一股渴望实现当兵梦想的热浪。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后，三番五次找到大队，找到接兵的解放军*长首**，恳求让我去当兵。带兵的连长问：“老大娘，为啥非要送儿子当兵？”母亲笑着说：“为了保卫国家呗！”连长又问：“如果让您儿子上前线去打仗，您同意不？”母亲坚定地回答说：“同意！”我也一边跑到大队支书车新杰家，要求当兵，一边死乞白赖地缠住接兵人把我接走。母亲和我的举动，还真的感动了接兵的解放军*长首**，他们说，只要大队领导同意，就把我接走。我一看有门，更起劲地找大队支书车新杰求情，可车新杰说：“你还没有达到征兵规定的年龄，等明年再去不迟。”最终，还是让比我大几岁的张光辉走了。我与光辉哥从小关系就特别好，亲兄弟一般，不忍分离。光辉哥和全家人一块，找到接兵人说情，让他们把我们俩一起接走，接兵人说，村里只有一个当兵指标，只能接走一个。那年新兵去的是驻福建省的部队，看着从小在一起长大，从未分开过的光辉哥，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送走光辉哥，我的心情十分郁闷，没有心思在家干活，便加入了去邯郸峰峰煤矿拉煤的车队。
1970年冬季，征兵工作又开始了。听着村里大喇叭广播着征兵的消息，再次唤起了我当兵的梦想。一批一批的适龄青年，都去县城体检站参加体检了，唯独没有人通知我。那天清晨，天还未亮，睡在生产队牛棚的我，被外面的吵嚷声惊醒。隔墙细听，原来是最后一批适龄青年去县城体检，我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从头冷到脚，身体瑟瑟发抖，泪水潸然而下。我感到绝望，心如死灰。可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两天，大队支书车新杰通知我去县城体检，还专门让大队民兵连指导员徐秀亭陪同前往，我心里乐开了花。到体检站一看，院子里早已排成了长长的队伍，都是等着体检的适龄青年。捱到我之后，顺利通过了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关口，心里一阵窃喜。到了内科，首先是测量血压，医生测量了一下告诉我说：“你的血压有点高，出去休息一会儿再过来量。”我无精打采地走到一棵大树下，背靠大树坐了下来。休息了1个多小时，我又去测量，不知为什么血压更高了，我只好退出来，继续休息等待。时针马上就要指向12点，我着急了，对徐秀亭指导员说：“我赶紧去测量一下算了，不行就拉倒，要不然，还得等到下午上了班，多麻烦啊！”徐秀亭劝阻我说：“千万不能着急，测量血压只有3次机会，这次如果再过不了关，可就彻底完了，咱们先去吃饭，下午再测量吧。”执拗的我，没有听从劝阻。医生刚刚把血压计袖带套在我的右臂上，下班铃声响了。医生立即停止工作，任凭我怎样恳求都无济于事。没有办法，只好等到下午了。吃过午饭，我安心地在那棵大树下睡了一觉。醒来一看，只剩下我、徐秀亭指导员和一位不认识的青年。经交谈方知，那位青年名叫刘迎修，下堡寺公社肖大寨村人，也是等着第3次测量血压。我开玩笑说：“国家开展‘反修防修’斗争，你却要迎修，怎么能行？”他笑呵呵地说：“接兵的也这么说，要想当兵必须改名，如果不改名就不能当兵。”说笑间，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第一个去测量血压，许是睡了一觉的缘故，血压80—120，正常，终于过关了。刘迎修的血压却没有这么幸运，被淘汰了，他流着眼泪和我道别，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跳跃着跑到里面，做最后一些项目的检查，全部合格。回到家我才得知，这次征兵是按成分排队的，贫下中农适龄青年排在前面体检，如果贫下中农中的适龄青年体检有合格的，就不再让中农成分的适龄青年体检，且中农成分的体检适龄青年，仅占体检总数的10%。我们村贫下中农中的体检适龄青年，仅有一名是合格的，却是独生子，接兵的不愿意要，大队领导也不想送，便最后选中了我。
回家等待的日子，是最漫长、最难熬的日子，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着入伍通知书的下达。12月15日，入伍通知书终于送来了，上面写着：“王友明同志：你积极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实际行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很光荣的。现批准你入伍。望接此通知后，务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到达下堡寺公社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武装部，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梦想照进现实。那晚，我高兴得一夜未眠。
接到去镇政府换军装的通知，我借了辆自行车，赶快来到镇政府。接兵的刘排长让我们排好队，讲了一番注意事项，便开始发放军服。除了军服，我们每人还领到一个深绿色挎包、深绿色水壶、深绿色茶缸和背包带。我们每人抱着一大堆军服，被安排在几个房间进行换装。因为家穷，从小没有见过这么多服装的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傻了眼，不会穿啊！有的人把背心穿在衬衣外面，有的人把裤衩穿在秋裤外面，也有的人把衬衣套在绒衣外面，五花八门。最后还是在刘排长的亲自指导下，才将背心、裤衩、衬衣、秋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袜子、大衣等10余件军服，一件件地穿戴整齐。出来一列队，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了，身着统一的军装，个个容光焕发，与换装前真是判若两人。刘排长讲了一番话，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我记得最清楚的要求就是，回到家，不能让街坊邻居们随意抚摸新军装，以免弄脏。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四处奔波着串亲戚，每当亲戚们想摸军装的时候，我都赶紧阻挡说：“排长说了，不让摸衣服，怕弄脏了。”惹得亲戚们捧腹大笑。我有一位要出嫁的堂姐，非让我穿着军装陪嫁不可，看着神气十足的我陪在她的左右，堂姐心花怒放。我还特意去了一趟未过门的老伴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岳父，用那双粗壮的大手，边摸着我身上的军装，边高兴地说：“保卫祖国是每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好男儿就得去当兵！”
离家的头天晚上，公社专门为我们新兵举办了一场欢送晚会。
12月25日，是新兵们集中的日子。天还没有亮，母亲便为我做好了吃的，我穿戴整齐，打好背包，洗漱完毕，填饱肚子，早早地来到大队部。大队专门为我一个人，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表演了几个小节目。然后，乡亲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村外。我怕母亲难过，没有让母亲去公社送我，父亲领着14岁的小弟，到公社新兵集中点为我送行。不知小弟从何处弄来一兜炒熟的花生，硬要让我带上吃，我不肯，小弟非要给。你拉我扯中，执拗的小弟，还是把花生一个不剩地塞进我的口袋。还未等小弟笑出声来，接兵的刘排长已站到了我面前。他严肃地说：“按照规定，任何吃的东西都不允带，请把花生掏出来。”军令如山，不敢违抗。小弟捧着我掏出的花生，愣愣地立在那里，眼眶中涌出两行泪水。在登车的一刹那，小弟紧紧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哥，你放心地走吧，家里有我呢！”望着具有男子汉大丈夫气魄的小弟，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车启动的瞬间，父亲流泪了，小弟流泪了，我也流泪了。盈盈的泪光中，我体味到父爱的宽厚与博大，兄弟情谊的纯真与辽阔。
二
带着父老乡亲的殷切嘱托，我加入绿色方块队，成为“八一”军旗下的一名士兵。
那天，部队是用解放牌大卡车来接的，第一次乘坐汽车，心中既激动又兴奋，觉得一辈子能坐一次汽车，就是死了也不冤枉。我们下堡寺和摇鞍镇两个公社的新兵，组成一个新兵连，共计158人，是全县新兵数量最多的。因道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一位古稀老人，颤颤巍巍、慢慢腾腾，90公里路，整整走了半天时间，中午12点多，才到达邯郸火车站，排长让大家下车就地吃自带的午餐。因为报名时，就知道来接兵的是北京部队，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这下到了火车站，更加喜不自禁，心想，等吃了饭，就会坐火车去北京了。
谁知，吃完午餐，排长命令还坐原来的汽车。汽车继续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了3个多小时，临近傍晚，到达了邯郸地区武安县午汲公社的一座院落内。时值寒冬，这里没有温暖的住所，没有舒适的床铺，在每个简陋的房间里，稻草铺就的大通铺上，一字儿排着十几个刚刚走出梦境的新兵蛋子。我又想，或许睡上一夜，第二天就会去北京的，怀揣着向往北京的梦想，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之后排长告知，这里就是新兵连，要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此时，我才如梦初醒，去北京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12月26日，我们重新分了班，打扫了内务。我写下第一篇日记：“祖国啊，可爱、美丽、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今天，你需要我，这是我的崇高理想和无尚光荣。为保卫毛主席参军就是我的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我的前途。为了革命，甘洒热血写春秋。”27日，进行了一天的政治学习，晚上，观看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明知*途征**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的英雄主义气概，赋予我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28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在冰天雪地中，练摸爬滚打，练举枪瞄准，练投弹刺杀，练军人的刚毅；在寒风刺骨的深夜，练紧急集合，练长途越野，练夜间搜索，练军人的敏捷。每日紧张艰苦的军训之余，指导员和排长，经常同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一起聊家乡风情，童年趣事；谈新训感受，人生追求；道从军甘苦，战友情谊，倒也苦中有乐。新兵连的伙食不太好，大多时候吃的是大米掺杂小米的二米饭，米里有沙子，吃起来特别牙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每次吃馒头的时候，我都多拿一个藏起来，等晚上熄了灯，偷偷摸摸地躲在被窝里吃。那时，新鲜蔬菜几乎没有，顿顿不是白菜就是咸菜，最解馋的一次是吃野猪肉。据说，那是部队的老兵，上山打猎打到的一头野猪，没有舍得吃，送过来慰问新兵的。尽管野猪肉没有煮烂，也有点咸，我还是一点儿也没有舍得扔，囫囵半片地吞进肚里。新训生活的确十分艰苦，加上业余时间挖地道，搞备战，终日里精疲力竭。我曾多次想着跑回家，均被班长发现及时劝阻。在战友们的关心爱护和教育帮助下，我变得坚强了，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大集体里，乐趣无穷。渐渐地，想家的煎熬变成了训练的动力，思母的泪水化作了柔韧的汁液，融入全身。
1971年1月10日，是一个星期天，排长说，要带领我们去逛武安县城，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我们十几个新兵排成一队，身背绿色军挎包，走在路上神情威武，不时赢得路人赞羡的目光。进了县城，有的想买生活用品，有的想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却直奔照相馆，想照一张相片寄给父母。排长规定好集合时间，特意陪同我去照相。那时，我们新兵还没有颁发领章和帽徽，我便请求排长把军装和帽子借给我穿戴一下。排长二话没说，立即摘下军帽戴在我的头上，又脱下军装让我穿在身上。于是，便照了一张头戴肥大的军帽，身着宽大的军装，一脸憨态的寸照。几天后，新兵颁发了领章和帽徽。1月1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来到县城照相馆，又照了一张身穿军大衣的全身相。照完相，又神气地站在整容镜前，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我是一名军人了，真正地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1月23日，杨连长宣布了一个命令：全体新兵按分配方案，明早奔赴新的岗位。这，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我顿时惊呆了，战友们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这里的军营刚刚熟悉，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战友们，在寂寞而清苦的生活中，已缔结下深厚的手足之情，咋能说离别就离别呢？
那晚，我们大部分新兵没有吃饭，有的在准备纪念品，有的在写离别赠言，有的相拥一起涕泪双流。哭得最厉害的，是年龄较小的吕全成，他拉着我的手，不吃饭、不睡觉，就是哭，与吕全成同村的吕高友，怎么劝说也不起作用。看着他那悲伤的样子，我们无不流下感伤的泪水。
熄灯号吹过好久好久了，我们均未入眠。或端坐缄默无语，或促膝相谈轻诉心声，或掩被哭泣泪湿枕巾。刚刚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唤醒了沉寂的军营。我知道，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以军人的敏捷，仅用3分钟便打好背包，整装待发了。那一刻，我们相对无言，仿佛任何言语都是苍白无力的，惟有泪水才能表明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