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国务院疫情防控首场英文发布会上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之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重症医学)主任杜斌引用了《鼠疫》里的一句话："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唯一的法宝是正直。"而杜斌，也正是别人口中那个纯粹的医生。

杜斌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国家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这是一个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担任的一种最重要的角色。他自认已经尽了全力，但应对烈性传染病的核心在于防控，不在于治疗。

我不喜欢开会

1月19日，高级别专家组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而这天也正是杜斌抵达武汉的第二天。在随后的几天中，杜斌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开会和了解情况。"我们19号那天花一天的时间，听了省里和市里的疫情汇报，然后去了武汉疾控中心和金银潭医院。20号上午先在国务院汇报，下午我又参加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电视电话会议，参会的人不都是卫生口的，还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两位主政官员也去了，坦率地讲，从他的汇报来看，没觉得这事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杜斌说到。

1月20日，刚刚开完会的杜斌又接到了一个任务，WHO要开一个视频会，日内瓦要和北京连线讨论疫情，这个会议会帮助WHO决定这是不是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21号早上又给我一个通知，说会议改到了22号晚上，再往后一天，我就急了。我说我不想在这儿待着，我想去武汉，我不喜欢开会。后来领导同意了，我就收拾东西回了武汉。"

杜斌在病房内与患者交流

22日，杜斌在金银潭医院开始查房。杜斌表示，进了病房之后，就会逐渐认识这些疾病。"除了呼吸衰竭之外，我们最开始意识到肾脏问题，肯定是在最初10天内发现的，但是我承认，心脏问题其实一直到很晚才发现。比如心肌损害，有人在我没意识到的时候就跟我说，这种疾病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我就说你不对。我当时要是接受这样的想法，有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跟别的人有更多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错误，这很正常，大家都会犯错。"同时，杜斌也认为，到目前为止，对这个疾病仍然处于不断认识的阶段。

第一根管肯定是我插的

杜斌刚到武汉的那几天看了一个病人，病人血气检测二氧化碳一栏写的是XXX，这是到了测不出来的程度，没有数字了。他在床边调了一上午，等中午出来的时候，二氧化碳显示大于115了。终于有数了，但仍大大超过检测上限。"我就觉得非常崩溃，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的是什么，你干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杜斌回忆说，"当然也并非只有这个原因，在当时，金银潭ICU只要空一张床，永远有病人来，而且可能不止一个病人。其实传染病最重要的不是治疗，是防控。你怎么让病人数减少，剩下的再去治。你不知道还有多少病人在外面，就意味着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重症病人。有的病人真是一来了就哐当倒下，一来就心肺复苏，那哪有招？根本救不回来。这些病人在外面就意味着可能会延误治疗。"

杜斌（右二）和同事在病房内研究病情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杜斌等专家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相继出现。"一个是我来之前已经发生了的，医院成为一个新的传播点。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成为了传染地。人们来医院是为了得到治疗，而不是得病；你希望他居家隔离也是希望他不传染给别人，而结果都不是那么回事。我来的时候，医院已经瘫痪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变成了散播病毒的地方。从这个病毒的传播情况看，从华南海鲜市场暴发，到医院，再到社区，我觉得这不对。"杜斌说。

最开始治疗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针对每一个病人，而并非是一个整体的治疗意见。伴随着治疗工作的不断推进，大家逐渐意识到最开始的治疗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会在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查房时，跟医生商量说，这病人别等了，赶紧插管。甚至有些人在插管的时候心跳就停了，肯定是太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后来大家达成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意见，说我们要积极一点，就开始尝试早期气管插管，到后面这些病人早插管之后，相对来说维持得比较容易。"杜斌表示。

但气管插管却是一个高危操作，可喷溅分泌物、血液或产生飞沫或气溶胶，增加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风险。杜斌的第一次插管是北京协和医院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接手了ICU，杜斌被任命为病区主任，开始接收病人的那天，第一个气管插管就是杜斌操作的。"即便这个团队有很多人都能插管，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比我熟练，但是第一根管肯定是我插的。"杜斌说到。

选择一个职业，拥有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责任。战地记者活跃在战争的第一线，这是他的工作；飞机机长在飞机出事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这是他的使命；医生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冲在第一线，这也是医生的责任。"完成你的工作，治病救人，哪能说什么专家来了之后不进病房。这里头不是高尚，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杜斌说。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关注头条号：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办

注：文章部分素材来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