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婚姻简史_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作者斯蒂芬妮·库茨
正文
1950年代，“让婚姻美满”的法则是清楚明确的。心理学家克利福德·亚当斯写道：“渴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圆满的新娘，会从一开始就计划创造她丈夫想要的那种家庭，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所得到的来自丈夫的最大帮助，莫过于他心甘情愿地提供的帮助。”亚当斯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开设了一个专栏“让婚姻美满”，他像那年头大多数婚姻咨询专家一样相信，丈夫的工作摆在第一位，“不仅仅因为它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它占用了他大多数工作时间，只给其他的责任和享乐留下了狭窄的空间”。因此，他警告妻子们，“别把你们的丈夫当作帮厨的、跑腿的或打杂的来对待”。如果这小子“提出要帮你刷碗，你一定要谢谢他，而不要认为这是你的权利”。
俘获和守住一位伴侣的法则也同样简单——全都是针对女人的。咨询手册告诉十几岁的女孩子，手头要有一份这样的清单，上面开列男孩子喜欢和不喜欢的食物、电影和娱乐活动。正如1960年代初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只为他留起你的长发，只做他喜欢的事情。”对妻子们的要求是：要尽早起床，有足够的时间在端上早餐之前做好头发、化好妆。亚当斯说：“尽可能满足他心血来潮的古怪念头，哪怕你觉得这些念头很荒唐。”
在他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亚当斯详细叙述了一位妻子如何得以挽救她的婚姻。“她鼓励他尝试一种新的纸牌游戏，然后自己故意用蹩脚的牌技跟他玩牌，好让他的得分看上去很棒。”她还“假装”自己在诸如算帐之类的家庭工作上很笨。“偶尔，她甚至制造点麻烦（换保险丝、剪电灯线之类）让他去应付，好让他觉得这个家需要他。”
如今很多女人并没有时间、精力或意愿去从事这样精心设计的把戏，以操纵她们的男友或丈夫。大多数男人也并不觉得女性的无助有什么迷人之处。随着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变得更加平等，人们对这样的游戏也越来越不耐烦。
但今天的夫妻却不得不努力让他们的婚姻保持健康并互相满足对方。个人如今可以在婚姻之外过上创造性的生活，这个事实意味着夫妻双方必须要比过去更加“故意地”寻找能帮助他们呆在一起的理由和仪式。一桩能在今天注重个人选择的风气中生存并兴旺的婚姻，对夫妻双方和他们的子女来说，很可能比过去更加令人满意，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然而，两口子必须仔细地考虑它拿什么东西来构建、加深、维持如今几乎完全是自愿承诺的义务。现代婚姻不能只是沿着过去的老路向下滑行。
实际上，今天已经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位好配偶并让一桩婚姻得以维持下去，因为，开始于1970年代的家庭生活革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如何让婚姻美满——或者不美满——的几乎每一件事情，而从前，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我在第16章中曾经指出，来自很多不同方向的压力，在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汇聚到了一起，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但这场风暴所造成的浩劫通常是临时性的。就连那些连根拔起的大树，最后也会重新生长。或许，一场地震更能形容我们在新千年里所不得不应对的这场让人眼花缭乱的婚姻变迁。
在二百多年的一段时期里，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生育模式中的微妙变化，逐渐把已婚夫妇与封装他们的硬性角色的制度、法律和习俗分离开来。在婚姻和家庭生活表面上的连续性之下，新的断层线已经裂开。在1960年代晚期，这些变化开始引发一连串的震动，使我们熟悉的家庭生活的界碑摇摇欲坠，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赖以构建我们生活的社会景观。我们今天依然能感觉到它们的余震。
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今天的我们全都是拓荒者，在那片地图上没有标出的、不稳定的领地中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古老的法则，对于打造现代的性别角色、构建婚姻的可靠基础来说，已经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向导。
有许多人声称，他们能够为你提供一张路线图。但事实上，就涉及今日婚姻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而言，大多数个人咨询权威和政策制定者都落在了那些使婚姻得以改变的真正变化的后面。我这里的地方书店里，堆满了一架又一架婚姻咨询手册。从《顺从的妻子》（The Surrendered Wife）到《五五制婚姻》（The Fifty-Fifty Marriage），再到《保持单身，热爱单身》（Remaining Single and Loving It），林林总总，不一而足。1995年，《规则，被时间所检验的秘诀：如何俘获如意郎君的心》（The Rules: Time-Tested Secrets for Capturing Heart of Mr. Right）成了一本全球畅销书。2002年，《婚姻法则：经过时间检验的让你的婚姻美满的秘诀》（The Rules for Marriage: Time-Tested Secrets for Making Your Marriage Work）也跟着畅销全世界——尽管它的两位作者之一在该书的出版前夕提交了离婚申请。
不像学术性的杂志，销量庞大的咨询手册很少得到这方面的专家的评论。你得到的并不是什么经过验证的研究发现，相反，那年头你所得到的，大多是某个作者声称为他（或她）所写的东西，或者某人认为可能是为你所写的东西，或者是某个出版商的销售部门希望你认为可能是为你所写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全都跟所谓的“经过时间检验的法则”混在了一起，这些法则在过去或许发挥过作用，但如今已不再有效。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打算在这本书里扮演心理学家。但最近几年来，我先后担任过现代家庭委员会的研究与公共教育联合主席和总监，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一些深受尊敬的家庭问题学者以及来自各个领域的医生，他们的研究结果和临床经验不相上下。所以我有幸观察我的从事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同事们在当代家庭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
当我通过我的史学研究的透镜来打量他们的研究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研究者们以前就婚姻问题所说的很多话，如今不再适用了。例如，通过“装傻”来俘获男人对于女人来说确曾是个不错的建议。用不着更多的花招。女人总是被那些挣钱比自己多、岁数也比自己大的强有力的男人所吸引。但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在过去，夫妇双方都工作的婚姻总是不如男性养家式婚姻稳定。这一点如今也在改变。很多人依然在计划他们的个人生活，政策制定者依然在这些以及其他过时的假设的基础上拟订社会政策。
不妨考虑一下那个折磨着许多推迟结婚以追求更高教育或事业的女人的问题：“到我准备嫁人的时候，会不会所有好男人都已经被人抢去了呢？” 1986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题为《下手太迟，白马王子何处觅》的封面故事声称，一个女人的婚姻行情在30岁以后骤然暴跌，所以，一个40岁的女人被恐怖分子杀死的机会不多，被找丈夫给折磨死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在2002年的一本书中，经济学家西尔维亚·安·休利特写道：“现如今的经验法则似乎是，一个女人越是成功，她找丈夫、生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我才收到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征求我对那些三十几岁还没找到丈夫、留给她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的受过教育的事业型女性所面临的“危机”的看法。
但是，即使是回到1986年，《新闻周刊》的结论也是错的。到2002年，休利特的“现如今”已经落伍了30年。在30、40、50、甚至60岁结第一次婚的女人比从前都要多。女性主义者的偶像格洛里亚·斯泰纳姆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是66岁。说成就很高的女性晚年有孤独无依的危险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想当然地认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或职业女性比其他女人更难找到一个男人呢？因为事实通常就是这样，而且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多年以来，很多家庭问题研究者都赞同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的观点：结婚的决定，是在专门化和交换优势的基础上做出的。贝克指出，男人有更大的挣钱能力，而女人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上有更多的专门技能。因此，他认为，一桩“男性养家、女性持家”式的婚姻产生了一个“有效”的组合。据贝克说，男人通过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计酬工作上从而使自己的挣钱能力最大化，而女人则通过包揽所有让男人分心的家庭事务，使他能够挣到最大可能的家庭收入，从而使自己的福祉最大化。
这个男人狩猎的婚姻理论的现代版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男人想要娶一个能接管后方的活动、不让它们分散他挣钱的注意力的女人。所以他们要找的是优秀的家庭主妇。女人要找的则是优秀的养家者。但是，如果女人自己就有很好的挣钱潜力的话又会怎样呢？一个相关理论——称为“独立效应”——预言：她嫁人的动力会更小，而男人也会发现她是一个不怎么有吸引力的配偶。此外，如果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了，她离婚的可能性比其他女人更大。
数百年来，独立效应在西欧和北美都有相当的预言性。直到1950年代，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嫁人的可能性依然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小。
但对1960年以后出生的女人来说，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大学毕业生和高收入女性如今比教育程度低和低工资的女性更有可能嫁人，尽管她们结婚的年龄通常也更大一些。对这个一般化的概括来说，法律专业是一个大大的例外。女律师结婚、生子以及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比从事其他行业的女性更小。但男性律师无子女的比例甚至更高，这暗示了律师这个行当对每个人——不仅仅是女人——的家庭生活有某种不甚友好的东西。对其他领域的职业女性来说，独立效应消失不见了。
尽管有这些一般倾向，但还是有很多女人告诉我，她们“极度渴望”找个男人。一旦你离开了学校，不再跟同龄的单身人士度过你的大部分散步时间，要想邂逅一位潜在的配偶也就更难了。而且，如果女人在女性占优势的环境中工作（很多女人至今依然是这样），她们就很少有机会在工作中遇到潜在的配偶。
所以，很多女人对于找一个好丈夫的前景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极度渴望结婚的现代女性寥寥无几。从历史上看，“极度渴望”会让你同意嫁给一个你在身体上非常讨厌的、岁数比你大很多的男人。“极度渴望”会让你对丈夫找*女妓**和*妇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并祈祷自己可别染上性病。“极度渴望”会让你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因为你丈夫不会让你使用节育措施），会让你掩盖你头天晚上为了他的晚餐而匆忙去市场购物时擦碰的伤痕。今天的女人或许渴望找一个伴侣，但大多数女人甚至都不可想象是那种“极度渴望”。
有些观察者担心，当女人受到更好教育的时候，男人将是更难找到配偶的一方。传统上，女人总是找比自己岁数更大、事业更成功的男人。于是有人认为，男人可能很快就要面对一场婚姻危机，因为受过教育的女性会对那些在事业上不如自己成功（哪怕是同样成功）的求婚者嗤之以鼻。
在过去，女人往往更喜欢拥有更多财富或更能挣钱的岁数较大的男人。但这种偏爱是建立在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遗传规划的基础上。而且，这一婚姻构成的“规则”也在改变。最近有两位研究者在很多社会中把女人对理想配偶的观点跟不同水平的男女平等进行了比较。那些女性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跟男性接*平近**等的社会中的女人，跟那些为女性独立提供的机会更少的社会中的女人比较起来，前者找年龄更大、收入更高的男人做丈夫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美国，男女第一次结婚时的年龄上的差距，过去80年来一直在缩小，如今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事实上，到1990年代晚期，在35至40岁之间的女性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与比自己更年轻的男*生活性**在一起。男人的高收入对女人来说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2001年美国进行的一次*意民**调查显示，80%的二十几岁的女人相信，找一个能谈论他的感受的丈夫，比找一个能创造舒适生活的丈夫更重要。
如果说今天的女人更少可能在“成功诉求”的基础上选择丈夫的话，那么男人也在摆脱倾向于“性诉求”的古老观念。跟女人找丈夫的标准比起来，男人依然把年轻和美貌看得更重，但这些标准已经不再在份量上压倒其他标准。现代的男人往往想找一个在教育程度或潜在收入上跟自己水平大致相当的配偶。我有一位男性朋友，当一位共同的朋友提出要把他跟一位比他小15岁的女人撮合到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可不想找一个要我帮她做家庭作业的人。”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做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女人，过去总被认为是婚姻市场上的负债，但如今却是一笔大资产。今天的年轻男人，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会以诸多不同的角色来看待女人。“她是你的医生、你的老师、你的教授。这些模特儿可以是相当色情的。”
但成就很高的女人生孩子的机会怎样呢？传统的智慧被幽默地概括在一张海报上，这份海报描述了一个老练的职业女性拍着自己的脑门，叫道：“噢，没有，我忘记生小孩了！”一些关于等待时间太长、然后才发现自己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是媒体的主要原材料。有人甚至把美国过高的婚外生育率归咎于那些突然认识到自己定价过高而在婚姻市场上无人问津但又决定无论如何要生个孩子的职业女性。
在这里，传统智慧再一次落后于现实的变化。成功女性婚外生子的可能性实际上比任何其他女性群体更小。而且，一旦结婚，她们生孩子的可能性跟所有其他已婚工作女性都不相上下，尽管她们倾向于在年龄更大的时候要孩子。
就这一点而言——这一趋势在美国比在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更加显著——低收入女性婚外生子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女性群体都要大，而且结婚的可能性也更小。这导致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高贫困水平——尤其是在非裔美国人当中——要归因于不断下降的结婚率，因此鼓励低收入个人结婚应该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反贫困计划。
1996年，联邦政府正式大力支持结婚促进运动，采用了一项福利改革法案，鼓励穷人结婚就是该法案的中心目标之一。有些州还执行了他们自己的计划来提高结婚率。俄克拉荷马州掏钱请已婚夫妇去参加州里组织的“婚姻*会集**”。西弗吉尼亚州福利署提供每月100美元的额外津贴给那些结婚的单身母亲。到2003年，几乎每个州都在资助促进结婚计划，乔治·W.布什总统承诺拨出15亿美元的专款，用于建立促进结婚的联邦基金。
在这里，对婚姻中的实际趋势的无知再一次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解。婚姻促进者们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的：低收入人群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他们不看重婚姻。但是，人们对婚姻的态度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在这方面——就像在家庭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在理论上相信什么，以及他们在实际上做什么，这二者之间充其量也只有非常微弱的联系。
例如，在美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倾向于认为：保持单身或者在婚姻之外生个孩子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然而他们跟受教育较少的同代人比起来，结婚的可能性却更大，婚外生子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相比之下，收入较低、受教育较少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的种族背景如何——更有可能把结婚看作是首选项，但他们结婚的可能性却更小。非裔美国人比白种美国人更不赞成未婚同居，尽管如此，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未婚同居。再生基督徒离婚的可能性与非再生基督徒不相上下，两者的离婚率都只比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低2个百分点。类似地，在美国的“圣经地带”，也就是南方的低收入地区，婚外生育率和离婚率都高于这个国家任何别的地方，尽管*意民**调查显示，这一地区最不赞成“非传统的”家庭行为。
那么，收入较低、受教育较少的美国人结婚的可能性为什么更小呢？有些研究者认为，是两性间的不信任导致了低结婚率。这样的不信任实际上在低收入社群中非常普遍，而且，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这种现象在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社群中尤其明显。但是在过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两性间的不信任实际上却鼓励了结婚。在1950年代，女人对男人的不信任阻止了她们与男友发生性关系或者婚前同居，因为人人都知道：“要是能得到免费牛奶的话，没人会掏钱买奶牛。”的确，“守住”自己的女孩最有可能让男友求婚。
但过去与现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妨把这个*辱侮**性的类比稍稍向前推进一点，奶牛需要有人天天喂它们，话说回来，即使是一个收入较低的丈夫，他所能提供给他妻子的食物也比她靠自己挣到的要多。对一个女人来说，一桩糟糕的婚姻，比起根本没有婚姻来，通常是更好的选项——尤其是如果她生了一个孩子的话。
事情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女性来说。灰姑娘或许是一个被王子营救的打杂女仆，但在现实生活中，低收入女性却很可能在左邻右舍的男人当中找到她的伴侣，在那里，安全的蓝领工作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资低到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一个女人，如果嫁给一个工作前景十分黯淡的男人，到头来她恐怕不得不养活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即使婚姻能够改善她的经济状况，其稳定性也可能因为长期的经济压力和邻里关系的紧张而被削弱。结婚后又离婚的低收入女性，其贫困率比从未结婚的女人更高，她们的孩子或许还要经受更大的情感痛苦。在这些环境下，结婚可能是冒险之举。
穷困潦倒的女人，比很多试图让她们相信结婚有好处的婚姻促进者们更懂得这些风险。社会学家凯西·伊丁对将近300个低收入女性进行过深入采访，她们总是告诉她，她们承担不起嫁给一个工作不怎么稳定或者没什么技术的男人。有些女人说，她们确实很爱她们的配偶，但是，如果这个男人看上去好像不能在经济上尽自己的一份力的话，她们就不得不强迫自己中断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和琳达·伯顿研究过美国三个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报告，他们访问过的大多数女人都很看重婚姻。但这些女人都把婚姻看作是你必须奋力争取的某种东西。有一个女人，一直等到生孩子之后才嫁给她的同居伴侣，她解释道，她对成长过程中最生动鲜活的记忆就是煤气和电老是被关掉。“当我怀孕的时候，我们都同意，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结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并渴望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只有等到买得起一套房子并能按时支付水电煤气账单的时候才能结婚。”另一个女人解释道，只有当她认识到了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操心家里的账单， “而不是去买衣服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时，她才会嫁给她的同居配偶。
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女人多半会嫁给她的孩子的父亲，并希望她和当时的社会压力会帮助他成长。直到1960年代，很多妻子依然同意，婚姻是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丈夫先要喝点啤酒、赌赌赛马，然后才把剩下的工资交给妻子，用于家里的吃穿日用。
但今天的很多女人看不出结婚有多么重要，除非她们未来的丈夫在经济上有很好的前景，并有情感上的可靠性，能够共享他们有价值的资源。一位福利接受者告诉我：“我不需要一个丈夫来帮助我维持生计，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谋生。找我的男人如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能*款贷**的抵押物，他的过去也没有蹲监狱的记录，我会毫不犹豫地立马嫁给他。”另一个人插嘴道：“我已经有了两个小孩，我所需要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他将榨干我的钱包和我的心。”
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评论道：“婚姻仿佛成了一种奢侈的消费项目，只有那些有钱买得起它的人方能享用。同居或单亲成了开始组建一个家庭的预算方式。”至少，婚姻如今是一个任选项目，其份量必须等同于旨在获得自我保护或经济流动性的其他选项。
这对处在更高收入水平的女人和男人来说同样是正确的。现如今，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跟一个配偶挂钩之前常常会投资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技能和资源。大多数年轻的成年人都告诉*意民**调查人，他们渴望在结婚之前“能够经济稳定”。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年轻的男男女女都认为结婚是人们安居乐业、确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把结婚看作是一件只有当你已经确知你的配偶事业已稳定、关系已理顺的时候才去做的事情。他们说，只有当你控制了过去的风险并开始获取生活的奖赏之后才可以结婚。
有些鼓吹婚姻的人也认识到了这些事实，并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促进婚姻转移到了为婚姻做准备上来，为那些想要结婚的低收入个人提供培训课程，使得他们可以从一个更坚实的立足点上开始。这一措施避免了被迫结婚，并可以潜在地给低收入夫妇提供有用的咨询服务。但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婚姻与家庭发展计划负责人、社会学家托马斯·布拉德伯里指出，任何婚姻教育和培养人际关系技能的计划，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让两口子免于长期的经济压力和邻里关系紧张的影响。在高中以下学历的女人当中，大约有60%的婚姻最后以离婚告终，相比之下，大学毕业女性的婚姻则只有三分之一离婚。贫困，失业，以及先前关系所带来的孩子（差不多40%的低收入配偶存在这种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婚姻失败的风险。
一个富裕国家里的失业和贫困所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低收入未婚父母都说他们很想结婚，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实际结婚之前便分道扬镳了。社会学家克里斯汀·西斐德和帕梅拉·斯莫克发现，在这个收入水平上的、一起有了孩子的未婚两口子当中，只有9%的人在孩子出生一年之内结婚。如果夫妻生活的四个方面——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支持，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他们的信任感，以及男人的工资总额——有任何一个方面得到改进的话，他们结婚的机率就会增加3个百分点。如果四个方面全都有所改善，他们结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0到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最理想的环境下，这样的伴侣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在一年之内结婚。
结婚率的这种跃升对于低收入的父母来说可能很值得去争取。但历史趋势告诉我们，自从婚姻不再是所有个体组织*生活性**和子女抚养的主要方式以来，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促进结婚这个篮子里。我们应该提供资源来促进健康的配偶关系——不管是结了婚还是没结婚，并改善人们养育子女的环境——不管他们的婚姻状态如何。在一次关于婚姻教育的会议上，我遇到的一位非裔美国女人告诉我：“我不认为这些课程会挽救我们的婚姻。但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我们的离婚，以及孩子的共同抚养。”
离婚则是另一个问题，政策制定者和个人咨询权威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落后于婚姻的动态变化。很多人都写到过如何保护女性不被她们的丈夫遗弃。但是，求爱歌曲与婚姻舞蹈不合拍的方式之一就是：尽管女人们依旧往往比男人更渴望结婚，但一旦结婚她们也更有可能不满。1990年代中期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离婚的妻子都说她们是想要摆脱婚姻的一方。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说她们的丈夫单方面想要摆脱婚姻。这些女人并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离婚的男人也报告同样的格局。最近对40岁以后离婚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其中三分之二是由妻子发起的。
女人对婚姻更加不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就实际上寻求离婚的女人的特征而言，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比较高的女人，也就是更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人，其离婚的可能性比其他女人大得多。但在今天，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女人跟过去比起来能够更好地养活自己，因此也就更乐意离婚，尤其是当她们嫁给了一个赞同“传统”性别角色的男人的时候，则更是如此。与此同时，高收入女性在婚姻中比过去有更多的优势，更有可能找一个至少在原则上支持性别平等的丈夫。她们常常劝说她们的丈夫改掉那些让她们不愉快的行为，而不是干脆要求分手。
那么，这是又一个正在改变的“法则”。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人的婚姻，比起1970年代来，变得更稳定了，而那些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女性，她们的婚姻则变得更不稳定。到1990年代中期，在45岁以下的美国人当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男人和女人，跟受过任何其他种类教育的人比起来，离婚率相对较低。
还有一个领域，很多婚姻问题专家也没能与时俱进，这就是女人的工作与离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研究表明，当妻子的工作时间更长、挣的钱更多的时候，婚姻质量就会下降，离婚率就会上升。但社会学家斯泰西·罗杰斯说，这些研究常常混淆了因果。很多女人增加她们的工作时间恰恰是因为夫妻间的关系很紧张，她们渴望摆脱家庭，或者是想在以离婚告终的婚姻中保护自己。如果这样的女人最终离婚的话，破裂通常是对她们所遭遇到的婚姻问题的回答，当初也正是这些问题，促使她们去参加工作，并在婚姻之外构建起情感上的和经济上的安全网络。
然而，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更大满足的女人，有时候也可能使自己的婚姻得到改善。一开始，她可能是为了逃避夫妻不和而到家庭之外去工作更长的时间，然后她发现，她的工作给她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满足，这些足以重新唤起她对婚姻的兴趣，而不仅仅是让她能够离开家庭。去年，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丈夫认为，如今在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婚姻中存在更大的紧张。但她的看法是，她在经济上的更加独立使得她更愿意处理一直以来存在的紧张。她说：“他不喜欢那样，他如今不得不更频繁地做出让步。但如果我没有出去工作的话，我恐怕已经离开他了。”
现如今，出去工作的妻子比呆在家里的妻子所感受到的痛苦更少，她们更有可能相信，她们的婚姻是平等主义的。不像过去，如今的夫妻平等既给男人也给女人带来更大的婚姻满足。
当然，并非每一桩婚姻都是这样。古老的法则和一般原则在改变，但它们改变的方式并非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一个女人如果想去工作，并且她丈夫也同意，她的婚姻就能够比过去更加幸福。可是，一个女人如果不想去工作但又不得不去工作，她或许就不会更幸福。如果她想去工作，但她的丈夫却不想让她去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应对彼此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男人完全可以禁止妻子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些种种不同，使得那些为婚姻而制订的“一刀切”的社会政策或指导手册完全无济于事。例如，教育对婚姻的稳定来说到底是加还是减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通常能挣到更多的钱，对性别角色的态度也不那么传统。这两种属性一般会增加婚姻的满足感。但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有可能拥有劳神费力的工作，这会增加婚姻的压力。受的教育越多，也就越发不可能同意终身婚姻是一项道德命令，这就增加了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在不满意的时候诉诸离婚的可能性。
同样，妻子有工作的婚姻，跟男性养家式婚姻比起来，其离婚的机率依然更高，只要是妻子养得活自己，她就能离开不能让她们满足的婚姻。但是，当妻子工作的时候，两口子往往倾向于更平等地抚养孩子，这使得妻子更加幸福，因此离婚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所有这些变化，创造了公平的交易和艰难的选择。比方说吧，一个女人如果是个全职家庭主妇的话，那么她尝试建立稳定婚姻的机会稍稍要大一些，但她依然要面对比50年前高得多的离婚机率。当一桩男性养家式婚姻破裂的时候，跟离婚前一直在工作的女人比起来，一个家庭主妇因为离婚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远远大得多，而且也更难重新获得经济上的立足之处。
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根据他们的个人价值和个人选择，从正反两方面来权衡这些利弊。与许多促进结婚的积极分子所相信的那些东西正好相反，不可能通过让离婚变得更难来回避这些两难困境。
无过错离婚法律的制定，减少了不想终结婚姻的一方讨价还价的力量。这常常不利于女人，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当一个妻子可以不顾丈夫的反对提出离婚的时候，那就会增加一个女人在一桩丈夫想要维持的婚姻中的议价力量。
单方面离婚的有效性为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婚姻提供了一种逃离机制。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汀·沃尔弗斯发现，在那些采纳了单方面离婚的州，已婚女性自杀的人数平均减少了20%，家庭*力暴**（无论是针对女性还是针对男性）也有相当数量的下降。犯罪学家威廉·贝利和鲁思·彼得森报告，高分居率导致了低杀妻率。但话说回来，女人的离婚权对男人来说也是个救命者。疾病控制中心报告，丈夫被妻子杀死的比率在1981至1998年之间大约下降了三分之二，部分原因是因为女人能够更容易地离开她们的配偶。
谢天谢地，大多数不幸的婚姻并没有导致谋杀或自杀，即使是在离婚很困难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并不是个救命者，而是一个让人伤痕累累的痛苦过程，有时候甚至给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留下长期持续的创伤。尽管75%至80%的孩子在父母离婚之后恢复得很好，行为正常，但是，来自离婚家庭的孩子，其发生行为问题和情感问题的风险，两倍于来自婚姻持续家庭的孩子。
但是，冲突比较激烈的家庭里的孩子，如果父母离婚了，常常比父母呆在一起生活得更好。婚姻中的长期持续的低度摩擦，比如夫妻之间不说话，彼此挑剔或喜怒无常，表现出嫉妒，或者专横跋扈，也会让孩子感到痛苦。
一个运转良好、持续稳定、婚姻幸福的家庭，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环境。但你所得到的，并不总是一桩运转良好、琴瑟和谐的婚姻。当婚姻并不如意的时候，离婚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成人来说都是一个安全出口。社会学家保罗·阿马托估计，离婚使55%到60%的孩子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但它实际上使40%到45%的孩子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基于从这样一些不确定的结果所得出的平均数，而给予人们以必须遵守的个人忠告——远非通过笼统的法律——就不是非常有用了。
正如离婚所带来的影响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家庭的内部子女与子女之间也有所不同一样，在男性养家式婚姻、双职工婚姻、同居配偶、离异夫妇和未婚父母当中，其各自内部的差异，如今也常常比这些种类之间的差别更大。
不妨考虑一下当今一个男性养家式家庭中的生活经验。大多数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双方都是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但男性养家式家庭并不会消失。有些夫妇就以那种模式组织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另一些夫妇则在孩子还小的那几年里采用男性养家的模式。2002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15岁以下的孩子生活在母亲并不从事计酬工作的家庭里。
然而，这种动态也在改变。政策制定者和家庭问题专家们没有跟上这种变化。在1950年代，双职工夫妇集中在低收入家庭里，他们拼命要挣到足够维持生活的钱。在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里，妻子并没有计酬工作，至少是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前没有。而现如今，相比之下，留在家里的专职母亲集中在全体人口中最穷的和最富的这两个阶层。全体人口中只有两个部分男性养家式家庭在其中占优势：25%的收入最低家庭，以及5%的收入最高的家庭。
这两个群体中都有大量这样的家庭：妻子并不到家庭之外去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这个事实无论如何也并不意味着最富有的家庭和最贫穷的家庭在家庭生活的动态变化上是类似的。在高收入男性养家式婚姻中，夫妇俩可以从性别分工中收获很大的好处。那些妻子留在家里的经理和高管们，他们所挣的钱，通常比妻子参加工作的同行们要多。妻子的活动使得丈夫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她还可以培养能提高丈夫地位的社会关系网。在这样的婚姻中，妻子通常有资源和时间去发展让她们赢得社会和丈夫尊重的技能，即使她们没有收入。
有一次，在从欧洲回国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主管，他妻子从未在家庭之外工作过。此人对意大利的建筑和艺术津津乐道，知道的东西不少。我问他：“你是怎么学到这么多关于艺术的知识？”他答道：“我哪知道这些。我只是在重复我妻子告诉我的东西。她一直在学习艺术方面的所有知识，而我则一直在为挣钱而操心。当我们旅行的时候，我就享受她的知识所带来的好处。”这个人的妻子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赞助人，她大概从不觉得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什么掉价的事情。
跟很多别的家庭主妇不同，如果这个女人的婚姻解体的话，她大概不会面对多大的经济压力。当一个富裕的男性养家式家庭破裂的时候，法院通常会承认没有工作的妻子在这样一种结合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一个富有的妻子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工作所赋予的经济价值，往往也高于一个嫁给低收入丈夫的女人。
对于低收入男性养家式婚姻来说，这个故事就大为不同了。在很多这样的家庭里面，女人仅仅是因为供不起她出外工作而留在家里。在对美国的一个乡村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玛格丽特·纳尔逊和琼·史密斯发现，当丈夫所挣的工资刚刚够一家子勉强度日的时候，家里通常就没有足够的钱去请人照看孩子，或者购买第二辆车或适合工作场所的得体的衣服，好让妻子能够出外工作，并对增加家庭收入做出贡献。而且，妻子能够得到的那些工作，其报酬往往并不足以补偿家庭在这些方面的开支。
今天的低收入家庭，如果只有丈夫挣工资的话，其劣势要比20世纪初期那些采用这一安排的家庭大很多。那时候，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妻子们依然有很多方式可以挣钱补贴家用。现如今，一个留在家里的妻子或许可以避免花钱，但却很少能够通过出售自制的产品、缝纫或容留搭伙者来挣钱。她顶多只能进点数量有限的化妆品或烹饪用具之类的东西卖给她的朋友和邻居们。但这也很少能提供长期收入。
对于今天的专职主妇来说，想通过自助式供应来存下一笔可观的钱更加困难了，因为，如今在折扣店里买衣服和罐装食品常常比自己动手更便宜。古老的等式如今改变了。大多数家庭不再通过把妻子留在家里来存钱。他们因为没有让妻子工作而遭受损失，在职场上，女人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挣到一份还算过得去的工资。
妻子留在家里的低收入家庭，其内在的动态如今也已经改变。今天的家庭主妇，如果丈夫偶尔提出要帮着洗点衣服什么的，她们很少会感动。在这样的婚姻中，男性养家者得不到《老爸最棒》（Father Knows Best）中所表现的那些收入更高、工作更安全的男人从妻子儿女那里所得到的尊重。这些婚姻中存在着新的紧张，因为男性养家者在男性占优势的文化中曾经拥有的那些特权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了。
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婚姻中，丈夫工作、妻子留在家里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为了孩子的出生而做出的一个短时间的调整。但是，不断变化的期望甚至给这样一些短期的男性养家式婚姻带来了新的扭曲。当代的大多数夫妇都期望比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更平等地分担养家和育儿的职责。当他们在孩子出生之后采用更“传统”的劳动分工的时候，这常常会动摇他们的关系，增加（而不是放松）他们的压力。先前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妻子都觉得自己离群索居，孤独寂寞，被人看不起。他的丈夫不理解，对于他把额外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以养活家里新添的人口，妻子为什么不更加感激。如果这样一对夫妇在孩子出生后采用了传统的劳动分工，到头来双方通常会不满。角色越传统，不满就越多。
很多女人喜欢在孩子成长的时候留在家里，甚至把开始干事业的时间推迟到孩子离家之后。但这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近期后果。一位参加工作较晚的妻子，常常会在丈夫退休之后继续工作。但丈夫已经退休的职业女性，往往比其他类型的女性对丈夫更不满。
未婚同居所带来的冲击也在改变，其变化速度比很多人所认识到的更快。50年前，如果两口子决定未婚同居，他们就会选择一种非传统的做法，这会使他们成为令人生疑的少数另类。他们的生活很可能比那些遵循公认规则的人更不稳定。
然而在今天，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同居。还在上大学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能就会同居，以收获已婚生活的某些好处，比如收入共享、伴侣关系和忠诚预期，即使他们把这种伴侣关系看作是临时的。此外，一对上了年纪的伴侣，每个人都有长大成人的孩子，他们或许不想让各自的遗产继承安排变得复杂。
有些同居配偶很明智地反对让国家卷入他们的关系中。有些人则仅仅是看不出结婚的必要。同居配偶的少数派在不断壮大，很难把他们的关系跟婚姻区别开来。他们可以一起生活几十年，并一起抚养孩子。另外很多人搬到一起住，是作为走向婚姻的第一步。事实上，今天的多数婚姻，两口子早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在一起生活了。
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合到一起，然后对同居所带来的后果做一个涵盖性的概括，是错误的做法。例如，平均起来，同居配偶比已婚夫妇更有可能经历不忠诚或家庭*力暴**。但再一次，我们不得不厘清因和果。如果一方想结婚，而另一方却不想结婚，那么同居有时候就是想双方所达成的一种并不轻松的妥协。或者，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方有过不贞的历史、酗酒或吸毒的问题，或者脾气不好，从而对婚姻退避三舍。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两口子没有结婚而导致的。它们是导致两口子不结婚的原因。没有证据表明，一个有*力暴**倾向的男人会因为他的伴侣答应嫁给自己而金盆洗手，痛改前非。
在美国和英国，婚前同居往往伴随着以后离婚的更大风险。在法国和德国则不是这样。因为跟法国人和德国人比起来，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加不赞成未婚*行为性**。完全可以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当中，对非传统安排（包括离婚）的态度，决定了那些婚前同居的人比一般人更加开放。在德国，不赞成婚前*行为性**的人更少，其婚前同居结合了稍低一些的日后离婚的风险。
在西欧和北美各地，同居配偶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但一般而言，未婚同居配偶分配家务活的时候比已婚夫妇更平均。婚前与配偶同居的男人比直接结婚的男人做的家务活更多。或许，更有平等主义思想、更愿意做家务的男人，多半也更有可能未婚同居。但有些研究者认为，因为同居没有像婚姻那样带来一大包性别角色的演出脚本，所以女人更容易让她的配偶干更多的家务活。
婚姻、同居和抚养子女中的所有这些新模式，也创造了新种类的继亲家庭。有些继亲家庭根本就没有牵扯到婚姻。有时候，即使双方都是头婚，也会创造出一个继亲家庭，因为一方或双方带来了自己的非婚生子女。传统的继亲家庭当中也有很大的差异。上一次婚姻所生的妻子或丈夫的子女是不是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新的婚姻所生子女是否跟前一次婚姻的子女一起生活？每一个这样的继亲家庭都要面对特殊的问题，任何“经过时间检验的法则”都掩盖不了这些问题。
当人们试图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打造稳定、幸福的婚姻——或者是一种惬意的单身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试着去对比导致婚姻幸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同，结果可能大失所望。比方说，平均起来，一个抱持关于性别角色和婚姻的传统观念的女人，跟一个不那么传统的女人相比，其离婚的可能性更小。但是，一个持有传统观点的人，其结婚的机率也稍微要低一些。一个妻子，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其态度变得更平等，常常会报告，她的婚姻幸福在不断减少，冲突在不断增加。
对男人来说，这个模式正好颠倒了过来。抱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男人，比起更具平等主义观点的男人，结婚的可能性更大，但以离婚而告终的可能性也更大。在婚姻存续期间态度变得更平等的丈夫常常会报告，他们的幸福增加了，而他们的婚姻问题则减少了。
有些评论者相信，就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而言，男人和女人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副标题是《男女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The Growing Gulf Between Women and Men）。哈克认为，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更不愿意为了让婚姻美满而做出让步，而承担义务。
但是，究竟是跟什么时候比起来他们更不愿意做出让步、承担义务呢？千百年来，每一个妻子都被迫承认丈夫是自己的老爷和主人，如果她不服从他或者跟他顶嘴的话，丈夫有权打她。直到1970年代，丈夫依然能强迫妻子跟他发生性关系，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丈夫对家庭经济有绝对的权力，甚至两口子住哪儿都无需跟妻子商量。直到20世纪中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家庭都有两套单独的伙食标准，一套是丈夫的，包括肉类和啤酒，标准更低的一套则是给妻子和孩子们的。
相反，千百年来，女人们一直根据男人拥有土地的规模或遗产继承的前景，而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来选择求婚者，并常常在他们的背后冷酷无情地嘲笑他们。在大事情上除了接受丈夫的统治之外别无选择的妻子们，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小花招来实施报复，让她们的丈夫不痛快。
就男人和女人互相需要的东西而言，我看不出有越来越深的疏离或越来越宽的性别鸿沟。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在价值观上越来越趋同。有一点倒是真的，女人的态度、行为和期望都在改变，其变化的速度比男人更快，这有可能导致婚姻冲突，或者让某些人对结婚慎之又慎。但大多数男人，比起他们的父辈，甚至跟他们自己从前的习惯做法比起来，都更加愿意承认女人的平等权利。
当然，有些人依然在坚持更古老的婚姻规范，尤其是在理论上。南方浸信会的1,200万会众通过了一套规范婚姻行为的准则，其内容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准则说，丈夫应该“供养、保护和领导他的家庭”。妻子应该“通情达理地服从”丈夫的领导，“在管理家庭上担当他的助手”。
但很多美国女人，即使认为自己接受这一婚姻的定义，也未必会每天都躬行践履。于是，有些男人便求助于邮购新娘目录，到那些女性对平等的期望依然较低的国家去找老婆。每年有5,000多名妇女以这一身份从菲律宾来到美国。更多的女人来自前苏联、东欧及其他贫困地区。一个在线婚介组织向它的客户保证：这些女人“并不是四海为家的人，以至于让你每时每刻都面临离婚的威胁，她们并不为所欲为。”另一家网站则允诺：“她是一个柔弱女子，而且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大多数美国男人都不再想要一个弱不禁风、逆来顺受的配偶。对于平等的定义，男人的观点可能跟女人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或许依然为践行自己的理想而烦恼，但男人和女人都支持互相尊重、忠诚、诚实和分担劳动，在这一点上，男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趋同。
就拿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情谁做了多少这个问题来说吧。妻子做的家务活依然比丈夫要多。男人们则通常过高估计他们做的家务所占的比例。对女人来说，把这种夸张解释为男人的伪善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做法。但我认为，它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改变。直到50年前，男人们典型的做法依然是瞒报他们所干的家务活或者看孩子之类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在干“女人的工作”。男人认为他们应该夸大自己所干的家务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外，即使男人所干的家务活并没有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多，但至少总比他们过去通常干的要多得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妻子们减少了用在做饭、洗衣上的时间，而丈夫们则增加了他们在这些家庭杂务上所投入的时间。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增加了他们跟孩子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今天的男人们比过去更愿意告诉调查者，他们喜欢洗衣做饭，那些30岁以下的男人则尤其如此。
所以我并不认为，就他们各自想要的东西而言，男人和女人已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社会学家凯瑟琳·格尔森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进入成年的年轻女性做过一些访问，她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女性想要“传统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中，男人是主要的养家者，而女人则做大多数家务活。首选男性养家式婚姻的年轻男人，比女人更多，不过差距正在接近。大多数年轻人（无论男女）都想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以便实现双方共同抚养孩子、共同养家的家庭生活和恩爱婚姻。
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男人和女人在想要从生活和爱情中得到什么东西上存在差异。整个社会的就业政策、学校课程和社会计划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男性养家式家庭一直是典型规范，因此大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实现平等关系有多么难。今天，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紧张，更多地来自他们把自己的理想转变为实际时所遇到的困难，而不是来自于双方渴望的不同。
格尔森发现，当日常生活和组织劳动的需要使得很难践履平等主义理想的时候，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退路。渴望平等婚姻的年轻男人当中，60%的人说，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实现的话，他们就会选择某种改进了的男性养家式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中，他们挣家庭收入的大头，他们的妻子则承担大部分家庭义务。然而，年轻女人的反应则有着引人注目的不同。她们当中80%的人告诉格尔森，她们宁愿独身，也不要传统的婚姻，哪怕是经过改良的传统婚姻。
实际上，大多数女人会继续折衷她们的平等主义理想。从1996年至2000年，佩吉·奥伦斯坦就个人的希望和梦想采访了全国各地的女人。她发现，很多女人，哪怕是在她们梦想着平等婚姻的时候，也会“追求比男人收入更低、更有弹性的工作”，设想她们做大多数抚养孩子的工作。然而她还发现，很多女人说，如果到35岁或40岁的时候还没找到一个她们认为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她们会考虑“绕开中间人”，靠自己的力量要一个孩子。
一个重要的历史性逆转，发生在男人和女人对婚姻的态度上。在20世纪的前面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也更渴望婚姻。男人比女人更加不愿意结婚，更喜欢抱怨婚姻的负担。然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男人的结婚率开始高于前面的几个十年，到世纪末的时候，说婚姻是理想的生活方式的男人比女人更多。
在对生孩子的态度上，也有一种微妙却重要的性别转化。大多数女人一直爱她们的孩子。但女人也比她们的丈夫更清楚抚养孩子所付出的牺牲，更关心限制生孩子的数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女人不仅在生孩子的时候要冒生命的危险，而且也承担了抚养孩子的大部分负担，如果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手头又很紧的话，她自己（而不是她丈夫）甚至不得不节衣缩食。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开始改变，到世纪末的时候，很多男人发现了为人之父的乐趣。然而，由于他们在抚养孩子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便开始感觉到孩子给一个人的自由所带来的限制。当男人在抚养孩子上的投入使女人的责任有所减轻的时候，她们也就变得更不愿意说孩子限制了父母的自由，而男人则更有可能这样说。
从前，几乎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同意，他们的生活应该是一揽子交易：你先结婚，然后你就有了孩子。如今，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定制他们的生活进程。他们可以选择是否想要结婚，当他们想结婚的时候，又可以选择是否要孩子，而当他们想要孩子的时候，还可以选择要几个孩子。如今，有些人对做父母和配偶变得更投入，而另一些人则说，他们对为人父母或为人夫妻压根就不感兴趣。
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决定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考量。如今的这些考量不同于过去。男人们必须设法解决这样一些新的问题：“如果我要做抚养孩子的一半工作，我真的想要孩子吗？”“如果我再也不能在妻子身边缱绻流连并得到有妻子的好处，那么我是否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女人则要设法解决这些难题：“婚姻真正能提供什么？”“跟它带来的好处比起来，它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在我选择要孩子的时候，婚姻对我抚养孩子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男人和女人得出的答案，人与人之间大不相同，正如他们所作选择的结果一样。婚姻的民主化总是杂乱无章。有更多选择的人，既有更多的机会作出好的决定，也有更多的机会作出坏的决定。当两口子因为丈夫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也就有了谈判破裂的机会。当夫妻双方都有同样重要却互相冲突的事业道路或生活目标的时候，即便是最恩爱的夫妻也可能分道扬镳。坏消息是：婚姻制度再也不可能像婚姻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的时候那样普遍、那样稳定了。但这也是好消息。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婚姻变得比此前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越来越公平，越来越令人满意，在促进成人和孩子的福祉上越来越有效率。它也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脆弱。历史记录告诉我们，这两种变化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它们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满足与脆弱，甚至比爱情与婚姻更加“如影随形，难解难分”。
资料来源：
《婚姻简史_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斯蒂芬妮·库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