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的生命有够多的云翳，
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前言
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冰心生长在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她的文学创作除了受中华传统文学的熏陶，也受到许多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其中泰戈尔无疑是对冰心影响程度最深、 历时最长的外国作家。事实上，泰戈尔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冰心的思想、信仰和文风，冰心对前者的形象描幕也横贯了其近一个世纪的创作生涯。 在冰心笔下，泰戈尔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颇为曲折；对这位印度哲人“变幻莫测”的形象梳理能让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冰心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利用这个外国作家形象“反观其内' 探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原因；以期深化对 冰心思想的了解，同时从侧面揭示出现当代文学的行进轨迹。
一 青年时期之精神偶像
青年冰心对于泰戈尔的痴迷可谓众所周知， 民国时她在很多场合也毫不掩饰对于泰戈尔的喜爱。冰心和泰戈尔都幸运地拥有兼具爱的意愿、 爱的能力和爱的智慧的父母，从小就体验到爱的甜蜜和美好。童年经历不仅会塑造一个人的人格， 也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文格”。从相似的童年经历来看，冰心和泰戈尔的会意神通就很自然了。 二人不仅是体验真爱的孩子，也都是早熟的少年。 冰心这样写泰戈尔：“印度哲人泰戈尔小的时候， 坐在窗下，望着天光云影，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功夫神游物外，不言不动，而冰心在《往事（一)》 中回忆有一次母亲午觉睡醒后到处找不到她，最后找到大门前，小冰心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母亲睡了三个钟头，她也坐 了三个钟头，母亲不禁感叹：“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 相似的经历、相合的天赋形成了冰心和泰戈尔成 年后相通的精神气质，“五四”作家群中惟冰心最得泰戈尔的思想和艺术神髓；虽然泰戈尔三次来华冰心都遗憾地檫肩而过，但这并不妨碍她被视为“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今译泰戈尔—— 引者注）的私淑弟子” 和“中国最善学太戈尔” 的女作家。
冰心20岁出头时读到郑振铎新译的泰戈尔所作的《迷途之鸟》（今译《飞鸟集》），立刻手不释卷，又找来泰戈尔的传记相对照，甚至为这位异国作家小的时候曾被关在花园中不能自由而落下眼泪。泰戈尔的小诗如“心有灵犀一点通” 般地打动并启发着冰心，冰心在晚年时自己也承认“开始写《繁星》和《春水》，那是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冰心在之后创作的洛阳纸贵的《寄小读者》也可以看到泰戈尔散文诗的影子。1920年，冰心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中这样描述自己对泰戈尔的赞赏与接受：“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 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 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飘渺神奇无调无音的音乐泰戈尔的信仰理念通化圆融，以打通物我、 远近、生死、天人的界限，将之“调和”成同一 和谐的状态为妙蒂。冰心用如此诗化、写意化的表达来描述泰戈尔的思想本身就是在用“混沌” 来解释“混沌”，用“调和”来说明“调和'冰心所使用的“调和”概念是从“梵”延伸出来的， 而“梵”又是泰戈尔从印度教《吠陀经》中借用的概念，“调和”是实现最终的“梵”（即达到“结合”或“合一”）的手段，正如冰心在文末所言:“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冰心所作的两首诗作《迎神曲》和《送神曲》常被后来的研究者当作冰心受佛教影响的证据，研 究者多将其归入佛教诗歌的类别。马利安•高利克则慧眼独具地指出：“这诗中的一切并非暗指佛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乃至于后来的佛教学说，而是暗指着梵。” 事实上，这两首外表谈佛的诗歌虽然在字面上多有“宝盖珠幢”、“金身法相”等佛学术语的运用，但如果细细观察其中所流露出的信仰态度和观点，不免让人觉得就冰心所受影响而言，泰戈尔思想对她浸染远胜佛教经文。两 首诗中“来路便是归途，归途也成来路”的“调和”观点若以佛经来关照反而会让人难得善解； 如果对照泰戈尔有关“梵”的论说，就豁然开朗了。 显然在这里冰心顶礼膜拜的不是佛而是“梵”。正 可谓宗教是“皮”而泰戈尔是“肉”；同理，冰心创作的许多基督教意味甚浓的作品也能套用这句论断来解读。可以看到，泰戈尔不仅仅是青年冰心敬重的导师和模仿的对象，前者更进一步塑造 了后者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在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文风文品上给予其最为根本的借鉴和启示，并直接参与到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过程中。泰戈尔对于青年冰心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1951年冰心全家在*共中**地下*党**的安排下, 从日本经由香港秘密回国。为保障仍潜伏在日本的相关同志的安全，直到1953年冰心才正式露面并发表作品。回国后随着官方宣传机器的启动， 中年冰心对于泰戈尔的诠释已经大不同前，泰戈尔的形象由感性的偶像一变而为理智的革命者。 官方学者编撰的《冰心评传》对于冰心回国后对泰戈尔的态度转变有如下论述：“特别是对伟大 的印度作家泰戈尔，她（冰心——引者注）过去受他影响至深，现在也对他无比敬仰。但这敬仰不再是‘梵’中合一，而是赞美‘他的一切散文和韵文的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他对袓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封建制度的痛恨，对被压迫者特别对不幸妇女的深厚同情’。” 对“革命版”泰戈尔的描述看似深入，挖掘出其精神实质；实则曲解拔 高，用片面甚至任意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至少我们知道，泰戈尔并非反传统主义者，他对革命也并不热衷；相反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秉持用温和的方式渐进地改良社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泰戈尔很多时候是明确反对革命，尤其是*力暴**革命的。作为“革命导师”的泰戈尔只能是红色年代特有的主观化、诗化的塑造结果。这种塑造模式往往以国内的政治需要对外国作家进行评价和解读，用革命/*动反**、 积极/消极、唯物/唯心、光明/黑暗、进步 /落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二元角色分工嵌套进作家的形象塑造中，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来极端化、绝对化所要描述的对象。这个时候的泰戈尔，因其对于民族文学和妇女解放的重视暗合了新生政权的民族主义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故仍有“利用价值”，被暂归人“革命作家” 的行列。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学名家的评价往往取决于现实宣传的需要，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1949年后被封为反传统、反封建先锋的汤显袓实则生性放荡、眠花宿柳，据有后人考证死于梅毒；国外的如巴尔扎克，生活毫无节制，是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中学语文课本却将其和鲁迅相提 并论，称其是为了给人民生产精神食粮而拼死写作的楷模。对于历史上一切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为了塑造生活中具体的人的形象，形成严整的群体思维，但是人在生活中应具有何种形象、应如何思维又取决于政治的风向，泰戈尔的形象被不断改写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 中年时期之革命导师
在1954年所作的《印度之行》一文可以说是冰心对泰戈尔的初次改写，文中写道:“在他（泰戈尔——引者注）八十岁生辰的时候，他写了一 篇《文明的危机》，他严厉地斥责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冒牌的文明，和他们对于东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的压迫和榨取。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从太阳升起的东方天边，黎明将要来到。’泰戈尔对中国是极其关怀的，他到过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时候，他曾发出严厉的质问。假如他今天还在，看到东方天边的中国，已被黎明的光辉所普照的时候，不知他要如何地欢喜呢。”当年那个曾带领冰心越过“无限之生”、在“梵” 中显现神秘与“调和”的大哲（见冰心1920年 所作《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34年后摇身一 变成为了抵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导师，原来的宗教和美学象征已彻底沦为了政治符号。不知冰心是否记得，当年泰戈尔来华访问，那些对他冷言恶语、极尽嘲讽之能事，让这位孤独而可怜的老头儿伤透了心的正是现在这批34年后全面掌控文坛的左翼文人。但在历史的重新编排中， 那个宣传“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些剥削阶级的“*啡吗**、椰子酒”（见郭沫若1923 年所作《太戈尔来华的我见》）的软弱无能的*动反**老朽竟又神奇地具有了不容置喙的革命性。对 于“过去”解释权的激烈争夺反映出“现在”和“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性。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作为实体性的“过去” 而存在，而是根据当下需要被再次摘选组合而成的记忆，成为对既有体制的合法性证明和现实（政治）对于未来的社会型态的理想投射。同一段历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演绎出不同的型态，历史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而是臣服于权杖的阴影之下，成为权力维系过程中的一环。
1955年冰心在翻译《吉檀迦利》的译者前记中对泰戈尔的介绍也充满了教化意味，如强调其反殖反帝、提炼民族文化精华、从广太人民群众中汲取养料等，并用人民的拥护和喜爱来作为其作品地位的最终评判标准，以经典套话“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作结。文中对于泰戈尔的形象采用了“三突出”的塑造方式：突出表现其热爱祖国；突出表现其向帝国主义作斗争； 突出表现其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其说冰心在讲述泰戈尔，不如说他在介绍一个印度版本的鲁迅。值得注意的是，冰心在文中这样诠释泰戈尔: “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这套“能爱才能恨” 的逻辑说辞并非出自冰心原创，事实上冰心本人正是这套逻辑的首位受用者。
青年冰心所创立的“爱的哲学”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遭到主流舆论的强力*压打**，被斥为 “假爱”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余孽，到了新时期才逐渐恢复言说的权力，但在对之重新提及的过程 中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爱的哲学”的意义阐释问题。在“无产阶级”的语境中应如何看 待贴近“资产阶级”性质的爱？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不少研究者花了很大的气力，例如将冰心的爱区分为“大我之爱”和“小我之爱”，或用“进化论”来阐述“爱”从民国的低级阶段发展为共 和国的髙级阶段等等，试图将其在符合意识形态的方面予以肯定、在人性的方面保持批判，收效 却不甚理想。关键在于这种爱中包含着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人之本性的合理性，在“以人为本”再度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很难在这一点上来否定爱的价值；加之爱又是一个精神整体，并不属于物理定律或学公式的概念范畴，很难清晰和量化地区分其为“大爱”还是“小爱' “对爱”还是 “错爱”，努力评判其中的是非正误不仅非常困难， 而且很有可能反倒给己方的立论带来麻烦，导致在爱的定义上纠缠不清，在概念的分类标准和区 分方法上牵丝扳藤。这个一直以来讲不清楚的问题直到萧乾的出现才告一段落。1988年萧乾在 “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周年展览”上的致辞中说：“只有真的爱恋，才能痛恨。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党**， 所以对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痛恨。” 他对冰心所作《绿的歌》一文的措辞精当地阐释 了这套逻辑：“能爱才能恨。爱在前，恨在后， 恨是更深层的爱/萧乾将国家、民族和政*党**的概念整合进冰心的爱中，并直接着力于爱与恨之关系，在二者间进行调和，形成了一套看似极具说服力的吊诡逻辑。萧乾无疑极为“完美”地解决了上述难题，爱的能力和程度没有被削弱，甚至得到了加强，爱的完整性也没有被减损，但其扭转走向之处在于爱成为了恨的前提和理由，恨成为了爱的延伸和升华，“爱有多深，恨就有多 重”，爱由此具备了“正确”的指向。这套逻辑 影响深远，十几年之后还有相应的文章出现，例如2004年《北京娱乐信报》就撰文称冰心“由于热切的爱，生出了恨，由爱而恨”，并说“能爱能恨，概括了冰心的一生，道出了一个完整的冰心。爱在前，恨在后，恨是更深层的爱，恨 是爱的延伸。” 其口径和萧乾如出一辙，文字表达甚至直接照抄萧乾的语录。但是精妙的逻辑虽然观之赏心悦目，但如果缺乏了事实的支撑， 也就成为了理论家臆造的空中褛阁，扰乱甚至遮蔽了真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