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药也确实没得喷，价格低疗效好，让患绝症的穷人看到了希望。
被欧美垄断的各类专利药，在印度基本可以找到仿制品，而且价格通常不到专利药的10%。
比如治疗肝癌的多吉美，专利药的价格约为每盒1.2万元，而印度的仿制药仅为630元每盒。
两者的价格相差近20倍，但疗效却没有任何差距，这就是印度仿制药的水平。
而任何一款原研药都有专利保护期，为什么印度可以明目张胆的搞仿制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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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发有一个“双十定律”，即十年的研发时间和十亿的研发费用，实际上还会超过“双十”成本。
药品的研发成本很高，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而药品的配方和成分，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药企就可以检测出来，因此仿制一款新药并不是难事。
但是研发药企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如果没有法律提供专利保护期，所有研发新药的药企都会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辉瑞在1998年推出西地那非，该专利于2014年在中国的保护期到期，结果第二天就有一大堆仿制药上市。比如金戈、万菲乐、艾力绅、爱廷久等等。
其中白云山仿制的金戈，一度超越了辉瑞原研药的销量，仅在2020年就卖了7800多万片，创下8.33亿元的销售额。
假如没有专利期的保护，在辉瑞推出西地那非的第二天，就会有无数的仿制药上市，由于不用承担研发成本，仿制药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价格还更低。
所以专利药根本没法和仿制药竞争。
从短期来看，仿制药是让利于消费者，但花了无数心血研发的新药被竞争对手拿去赚钱，自己不赚钱不说还血亏，谁研发新药谁就是大冤种。
为了保护药企的研发积极性，所以新药有一个10到20年的专利保护期，在此期间其他药企不得仿制新药，也就是不能生产所谓的仿制药。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印度沿用英国的专利法，大量的专利药被国际药商垄断，药价高到普通人无法承受。
1966年，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上台，她开始推进专利法进行改革。
1970年，新的印度专利法规定，专利分为产品专利和过程专利两种形式，食品和药品只适用于过程专利。
也就是说印度的专利法相当鸡贼，它只保护药品的生产过程，不保护药品的生产结果。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印度仿制一款新药，只要稍微调整生产工艺，就不会违反印度的药品专利法。
比如一款新药由A原药和B原药合成，加入少量的C原药不会影响疗效，那么它就是合法的仿制药。
靠着近乎无赖的专利法，印度仿制药产业经过50年的野蛮发育，已经拥有完整的仿制药产业链。
2020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制药企业多达16000多家。全球十大仿制药企业，印度就占了5家，
印度每年供应全球20%的仿制药，60%的药品出口到欧美和日韩，美国超过40%的仿制药从印度进口。
印度的仿制药引起国际药商的强烈不满，比如德国拜耳公司研发的肝癌药物多吉美，其专利保护期截止时间为2021年，印度在2000年就开始公开仿制上市。
2011年，拜耳公司对印度药企提起诉讼，但是印度政府压根儿不予理会，直接以“专利强制许可”驳回拜耳的诉讼请求。
对于印度政府的无赖行径，为什么欧美国家不加以制裁呢？
为了让专利法显得有人情味儿，联合国对于药品专利制定了一个规则。只要满足人口众多和经济不发达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在法律中保留“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印度满足以上两个条件，通过这一制度，只要部分药品的价格超过民众承受的范围，印度就可以无视专利法，强制对该药品进行专利授权。
这种不保护专利的行为，颇有一种劫富济贫的味道，但是资本可不会跟你讲人情，印度市场曾一度成为国际药企的禁区。
为了持续推动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在2005年放开了药物试验限制，这等于是给国际药企开出仿制药的交换筹码。
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最少需要11年，即两年的临床前研究、三年的临床实验研究和五年的临床三期实验，最后再经过一年的审批才能上市。
为了降低临床试药成本，欧美药厂重新进入印度市场，在当地进行活人临床药物试验。从2005年到2013年之间，一共有57万印度人被当做试药对象。
而在475项药物试验里，只有17项经过审查和批准，剩下的458项未经许可和批准，也不具备任何保护措施。
根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印度直接因试药的死亡人数为2644人，此外还有12万多例因试药产生副作用而引发的事故。
很难想象这种没有人道的药物试验，至今仍在印度上演，但我又找不到理由去批判，毕竟印度的仿制药，确实让穷人患者看到生存的希望。
专利法的确是维护资本的利益，但它也保证了医药技术的进步。穷人买仿制药也没有错，他们只是想拥有活下去的权力。
在这场悖伦理没有谁对谁错，或许正如电影里的那句台词：这个世界没有疾病，唯一的病是治不好的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