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如今，每逢七夕，人们常会说起爱情。各个时代的爱情有各自时代的特点，几十年前，知青们在特殊时代的爱情曲折跌宕，令人唏嘘。

考上大学却遭恋人阻拦

讲述 黄贵宁 61岁 来自 广西南宁

知青黄贵宁

1976年8月，我下乡到了广西灵川县大圩公社下村。1978年7月28日，本队知青陈桂仁约我去桂林市郊柘木公社一个知青点，看望他的发小阿英。我俩走了十多里山路，到了阿英那里。阿英在建一个洗澡围栏，我帮她搬砖、砌砖、铺水泥，砌好了围栏。

那天，阿英煮了中、晚餐给我们吃。当晚，我和陈桂仁回到下村。次日，邻队的知青*宾阿**来告诉我：“阿英是我姨，她让我转告你，她看上你了！”后来，我跟阿英真的开始了恋爱。我们回桂林一块看电影，一块游象鼻山，互赠照片。一次，我在她的宿舍聊到深夜，她叫我到隔壁知青宿舍睡。那个年代，即使是热恋中的男女都像电视剧《远方的山楂树》的知青那样，连拉手都不随便。

第二次参加高考后，当年10月，我拿到了广西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当我将这个大喜事告诉阿英时，她竟然说：“你别去读大学，免得以后分配到偏远而艰苦的外地工作，造成我们两地分居，调不回来怎么办？你还不如回到桂林当工人，至少我们还能在桂林一块工作、结婚和生活。”我听了，斩钉截铁地说：“上大学是我人生最大的理想，任何人不能阻拦我。” 她说：“那你就去读你的大学，我不跟你了！”我说：“不跟就不跟！”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上大学了。当年底，阿英回到桂林当工人。我们有缘无分，留下一段难忘的知青恋情。

一场误会中断模糊恋情

讲述 陈抗美 69岁 来自 上海

陈抗美下乡两个多月时留影

1969年1月，我和同学从上海到安徽濉溪县袁店公社吴楼生产队插队。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大队妇女主任是个不到16岁的漂亮女孩——不能说真实姓名，就叫她小春吧。两个多月后，公社开了一个学习班，我和小春都参加了。在学习班三天，我对小春有了一些了解。她性格开朗，单纯而朴实。不过，我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孩子，那时不会将一个农村女孩放在心上。况且，我身边有多位一起下乡的上海女生。7月的一天，我的左脚被划伤，躺了三天才能下地。我想补下身体，托当地青年小方帮忙买鸡蛋。小春知道后，拿了十几个鸡蛋让小方送来，且坚决不要钱。由此，我对小春多了几分好感。

11月的一天，在地里干活时，队长的儿媳小崔问我：“你看小春怎么样？”我随口回答：“人不错。”小崔笑了：“嫂子将她介绍给你好不好？”我连忙说：“我们都还小，不合适。”小崔说：“年龄小怕什么，你们可以先来往来往。”我找个借口说：“待年底我回上海征求一下父母意见再说。”我发觉自己虽然是在推托，但内心确实对小春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就那以后，我与小春再见面时，两人都很不好意思，只点点头不说话。1970年春节回上海过年后，我与一名女知青一起从上海回到生产队。当时，因为房东家的原因，这个女知青搬过来住我隔壁，并跟我一起做饭吃。于是，村里人就说我俩在上海已经结婚了。这些话传到了小春的耳朵里，她来我们的住处看了看，伤心地走了。小方对我讲，小春回家后大哭一场，指责我是负心郎。从此，小春不再见我。当年10月我招工离开农村，我与小春模模糊糊的“爱情”，自然也就没了“后来”。

一对有情人被强行拆散

讲述 彭万贤 75岁 来自 安徽合肥

在安徽华阳河农场工作时，我差点娶了一名知青。

合肥女知青小潘，1963年来到华阳河农场三分场时，我在总场供销科工作。我俩相距四十多里路，从没接触过，不知她怎么“认识”了我。她自作主张，让家里把邮件寄给我，让我当“中转站”。后来，她调来总场文工团。她常往我们宿舍跑，时不时将小食品、香烟等藏在我枕头下面。若碰上我拉二胡、手风琴，她还和唱几句。夏天，她发现我喜欢中午到池塘边上洗衣服，她就也去，还帮我洗被单。同宿舍的人见了我俩，就发出怪笑，估计是发现了我与小潘之间的小秘密。

那时，有个从省广播电台下放来的干部，比小潘大十多岁。在三分场时，他就死追小潘，但小潘烦他。后来，这个干部调来总场放映队，仍对小潘死缠烂打。见没有效果，他就想从政治上入手，逼迫小潘就范。他打听到我与小潘家庭出身都不好，就到组织科长那儿去告状。于是，组织科长分头找我与小潘谈话。科长对我说：“你刚入团不久，应该注意政治影响。”还说了“先来后到”之类的话。至于科长对小潘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从那以后她就对我疏远了。接着总场改制，分为五个独立的农场。我去了五场，小潘去了二场，那个下放干部去了四场。他苦费一番心机，拆散了我和小潘。再后来，他因汽油起火爆炸，被烧死了。

拖成大龄青年娶“小芳”

讲述 郭明视 71岁 来自 福建龙岩

我初中毕业后，1964年12月下乡到了福建永定县，在西溪农场劳动。原先说是在农场干两年就可以回厦门安排工作，但两年后“*革文**”开始，没人管我们这批下乡知青。没办法，我只好继续留在农场。

有一次，当地修公路，附近生产队被要求出人上工地。因为临近农场，生产队的人住到了农场。慢慢的，有个叫李祥玉的姑娘和农场里的姑娘熟络起来。有人跟李祥玉说：“我们这里有不少好青年，给你介绍吧。有个叫郭明视的，人不错。”李祥玉有些犹豫，她是客家人，而那时客家人都不爱嫁给外地人。但我有一个优势：和我结婚，户口就可以迁到农场，由农村户口变为居民户口，还可以进入农场做工。这对村里姑娘来说，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就这样，我和祥玉认识了。那时我已是大龄青年，快30岁了。我一直想要回厦门，不敢在当地谈对象，一拖，就拖到了这么大年纪。而祥玉才20岁出头。我俩谈了一段时间后，都感觉不错。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努力复习准备考试，祥玉也全力支持。其实，祥玉也担心，如果我考上了大学，还能记得留在村里的她吗？这时，母亲常与我们通信。一次，她在信中告诉祥玉：“不论他考不考得上大学，都不会不要你。”祥玉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成分问题，我虽然考了高分，但还是没能上大学。1978年，我和祥玉在农场结婚。1981年，我们夫妻调到了永定县城，在建筑公司干到退休。

“镇花”恋知青被甩，变成精神病人

讲述 刘海涛 65岁 来自 辽宁大连

1970年，辽宁凤城县大堡公社来了一批知青。有个男知青叫张友梁，高个子，篮球打得好。我大哥是公社篮球队主力队员，张友梁被选进篮球队后，他们成了好友。公社革委会主任关成健爱好篮球，十分重视公社男女篮球队建设。他妹妹关彩凤是女篮队长，长得漂亮，社员们都称她“镇花”，追求者络绎不绝。山沟里泥腿子她怎么会看上？她喜欢上了张友梁。

很快，张友梁和关彩凤订婚了。我念初中二年级的一天，张友梁带着关彩凤到我们家告别。原来，张友梁被保送为工农兵学员，要到省城读大学。1974年12月，我参军入伍。1978年，我回家探亲得知一件事：张友梁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写信给关彩凤断绝关系。关彩凤不认输找到学校，但最后没能留住张友梁。关彩凤回来后，因为思想上接受不了，成了精神病人。

/短发言/

1976年，我们6个青年一起下乡接受“再教育”。其中，男知青孟国君在上高中时就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我很是羡慕。受他的影响，我也爱上了写稿。为提高写作水平，我经常向他请教。白天我们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坐在昏暗的灯下整理稿件。慢慢地，我们彼此产生好感，后来喜结连理。（湖北老河口 鲁艳林 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