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年间，监察御史谢振定因火烧权臣和珅之车，而被誉为“烧车御史”，名垂青史。当时的给事中王钟健，却因“希和珅意”参劾谢振定，而与和珅钉在一起，贻羞万年。
谢振定被夺职当日，监察御史管世铭便做了很有远见的评判： 今日二公各有所失。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
谢振定历官编修、监察御史、礼部主事、员外郎、通州坐粮厅厅丞等职，一生中最耀眼的壮举就是烧了和珅的车。
因为当时的和珅，地位实在太高，敢于与之作对的人实在太少。他是乾隆亲家、一等忠襄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权势仅在乾隆皇帝一人之下，真正的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就连同为三大中堂的纪晓岚、刘墉，也是委蛇其间，甚或滑稽悦容而已，刚刚登基的嘉庆帝也是对他敢怒不敢言。谢振定一个小小的从五品文官，敢于公开与之作对，能不被载入史册吗？
谢振定本就豪爽旷达，夺职后更是声名鹊起。 后来成为道光帝的爱新觉罗·旻宁，时年14岁，听闻谢振定烧车事，“心壮之”。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的礼亲王爱新觉罗·永恩，立即聘他担任儿子昭梿的老师，使之既有地位，又有实惠。
谢振定到江浙一带游玩，所到之处，人们争相送上竹杖和木屐迎接。他与江南政要和文人名士谢启昆、阮元、曾燠、袁枚、王文治、段玉裁等饮酒赋诗，“酒痕墨汁中，获其寸纸，珍为拱璧”。几十年后的曾国藩，更是写诗称颂“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
反观王钟健，其一生最大的败笔无疑就是参劾谢振定。 《清史稿》载“王钟健希和珅意，假他事劾振定”。张士元在《嘉树山房集》中虽未点名，却说“有用媚道入奏者”，更难入耳。
和珅跌倒后，王钟健虽未受追究，但影响应该还是有的。嘉庆五年(1800)五月，王钟健就科考厘正文体上了一折，确有违矩，也不合时宜，但朝廷不采纳甚至于批评一顿也就罢了，嘉庆帝却认为“王钟健所奏，全不成话，又违例条奏，着交部议处”。部议情况已不得而知，结论可能是不予处分，因为王钟健还是当他的礼科掌印给事中。
嘉庆七年(1802)八月、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王钟健有机会简补光禄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等从四品职位，吏部开列拟任名单，王钟健虽排第一位，嘉庆帝却未同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王钟健因“心地明白、办事勤勉”，由刑科给事中擢为礼科掌印给事中。从吏部的几次提请来看，王钟健的工作应该还是勤勉的，绩效也是不错的。 同时，从《山西书法通鉴》提供的王钟健的半封书信来看，其为官也是比较廉洁的。
嘉庆十年(1805)，王钟健因嘉庆五六年间巡视中西二仓失察（花户盗米没有发现），部议降级调用，并需分赔3000两银子。他感到很是为难，向朋友写信，“四十年京宦清苦，从何处凑办？”当了40年京官，其中五品官将近20年，竟然赔不起3000两银子，其清廉可想而知。
也许王钟健人品不坏，至少不是很坏，参劾谢振定只是一时糊涂，也许还有其他难以言说的原因，总之，谢振定最终原谅了王钟健，两人还有一定的交往，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
在谢振定的《知耻斋诗集》中，存有一首写给王钟健的诗。
王钟健对他的祖业、发蒙之所——山西文水枣香书塾充满感情。 嘉庆九年(1804)冬，他请同年余集画了《枣香书塾授读图》，自己作记，再请谢振定题诗。如果谢振定没有原谅王钟健，两人仍然心存芥蒂的话，王钟健是不会请谢振定题诗的；而凭谢振定的性格，就算王钟健向他求诗，他也断然不会答应的。
“看取千秋业，谁高月旦评。”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便圣贤，也不例外。但有些错误可以犯，犯了，可以改正，可以修补；有些错误绝对不能犯，犯了，永远无法改正，无法修补。王钟健参劾谢振定，即属后者。谢振定可以原谅王钟健，但时光老人不会原谅。和珅擅权，不可一世，已是*怒天**人怨，迟早会遭报应，遗臭万年，王钟健却还要前去迎合，如此大错，怎能修补？
“希和珅意”，一个“希”字，便把王钟健与和珅牢牢地钉在一起。勤勉也罢，清廉也罢，乃至其他种种努力，统统无济于事。个中道理，本就简明，但王钟健当时没有看清，我们后人应该看得一清二楚。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
稿件来源 | 《文史博览》
本文作者 | 莫美 梅婷
责任编辑 | 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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