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的北京知青张俊
作者：王连春（吉林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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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28日，我接到去扶余油田工作的通知，10月1日启程。在蔡家沟公社大院里，遇见了一起去油田报到的张学勤（石家崴子大队）和另一名叫做刘立新的北京女知青，还有一位“五七干部”，来自于23号大队的范立群（后来任油田的副局长）。当日乘坐火车来到了三岔河镇，因为下雨，通往扶余县的县道（用土铺成的）无法通车，只好在旅店留住一宿。范立群、张学勤和我三个人住在一间房，晚上停电，我们躺在被窝里聊了很多。范立群*革文**前毕业于长春市财贸学院，属于回乡劳动的“五七干部”。张学勤属兔，毕业于长春市二十九中二年级，从此成为我最好的老大哥。
次日（10月2日），天气转晴，我们坐上了油田派来的解放牌大卡车。范立群坐进了驾驶室，我们爬上了车厢。第一站是新城局公社，上车的几位知青中，一位大个子男青年十分显眼。
这就是张俊，一个满脸稚气的北京知青。
他高高的身材，足有一米八十，微瘦的身形套着稍显宽大的外装，从领口露出的略长脖颈，一眼就能看出是个经常锻炼身体的人。他稍长的脸上五官紧凑匀称，一副洁白的牙齿，给人以秀气十足的感觉。稍稍“拔顶”的前额，露出充满青春活力的气息。
张俊把自己的行李箱搬到车上，毫不客气的放到最前面，自己往上一坐，就打开了话匣子。他满口的京腔和不可一世的姿态，让我们耳目一新。尤其是在和他的同乡刘立新聊天时，让人感到了一种优美动听的京味旋律。这算是我第一次认真听一听北京人说话，有点少见多怪，觉得每一句话的尾音都要向上挑一下，好像有点娇声娇气的。
出了三岔河镇，一路向西，不远就是肖家公社。在这里上车的是金家志、肖桐裕和鲁经香。金是长春人，而肖和鲁也是北京人。几位北京同乡开始夸夸其谈，几位长春知青各个沉默不语。从他们的聊天里得知，我们这一批共计250人，其中200名北京知青，50名长春知青。是因为某北京人给中央写了信，反映东北农村，在抽调知青进城这件事上，只照顾来自周边小镇子上的知青，不管来自大城市的知青。所以中央特意下了文件，吉林省也跟着下了文件，促成了这次特招，长春知青是借了北京知青的光。
金秋十月，风和日丽。我们的大汽车像骏马一样向前奔跑。笔直平坦的大道，在林荫下伸向远方。扶余县是全国防风造林模范县，在田间干活时，已经领见识过网格化的美丽的防风林带了。眼前的县道，无论是宽敞还是平坦都不逊色于城里的柏油路，尤其是路两旁整整齐齐的白杨树，把路面遮盖得严严实实。汽车在里面飞驰，简直就像在葡萄架下面钻。可惜在用泥土筑成的路面就怕下雨，可想而知保养公路的人们该有多么辛苦。
到了五家站公社，一下子上来六七个人（孙维国、尚晶石、张永和、任国峰、玄昌武、）。其中的一人，一眼就被我认了出来。“这不是孙维国吗？”我兴奋地叫喊起来。他看见我也喜出望外，挤在我和张学勤中间坐了下来。
孙维国，属虎，小个子，毕业于长春市第二十九中一年级四班。是我在岭东路小学的同学，因高我一年级，所以是我的学长。他读小学时，由于短跑速度极快，成为全校同学心目中的偶像。他为人热情耐心，而且极善交际，所以也是我们这些学弟们喜欢的老大哥。
飞奔的卡车上，张俊的演说一直没有间断。再加上后面陆续上车的几位北京知青，车上显得喧闹起来。这时孙维国拦了他一句：“白话起没完了呢，烦不烦人？”几位北京人才停了下来。行至善友公社，又爬上来两位。一位是长春市三十三中的韩玉明，另一位是北京知青郭拓野。
很快就要进入扶余县了，远处的天空出现了浓浓的黑烟。像落在地上的乌云，把县城的北侧蒙的严严实实。有人高喊道：“那就是七零油田！”
我对没有回到长春而被抽调到油田工作并无懊悔之感，这是因为自幼伴随我长大的好多大哥哥，都已先期来到了这里。他们带回家乡的好多新鲜故事，早已令我心驰神往了。想到过一会儿就要见到他们了，心里一阵喜悦。
卡车一头钻进了一个大门，大家一眼看见大牌子上写着“七零油田钻探指挥部”，车上一片哗然，共同发出了高声的叹息：“怎么这么倒霉呀！”。忽而，又转过头来开出了大门，又是一阵欢呼。向前走了一百多米，向右拐进了一个搭着满地绿色帐篷的大院子。院内赫然矗立着七零油田职工俱乐部，汽车停了下来才知道，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无独有偶，在这大千世界什么巧合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我们的汽车进入大门的一瞬间，我发现了在火车上遇见过的张守任、杨文章、许振铎，尤其是一眼看见了站在俱乐部大门口，被短小的工作服包着又高又棒身躯的刘凤鸣，这不由得使我眼前一亮。
1971年春节在即，我和王安平从邱家车站上车回长春，当火车缓缓停在这一带客流最集中的三岔河车站后，突然从车下闯进车厢一个身穿黑色垄沟棉工作服的小伙子（张守任，我们把当时裸面用缝纫机扎成一排排竖条的棉工作服，称做垄沟棉袄）。他休格健壮，说话声音响亮，虎虎生生，来到车窗前两手用力一端，“唰”的一声把已经冻上的车窗打开了，接下来一袋袋面粉伴随着寒风从车外扔了进来，不一会儿堵满了车厢过道儿。
一切安排妥当后，二十几个同样穿着“垄沟棉袄”小伙子，呼喊着、簇拥着一位“大哥”走进车厢来。自从文化大革命出现武斗后，社会上流氓斗殴情形到处皆是，进入社会的小青年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帮伙。敢于在公开场合被人称为“大哥”的人不是很多，这个称呼一般都是其他青年团伙袭击的目标。今天当他们在呼喊“大哥”时，我不由得为之一震，心想这可是个有实力的家伙，竟敢在火车上这样放肆。
这位“大哥”同他们一样打扮的人，身材魁伟，满脸的青春气息，非但不是满脸的煞气，反而是一派祥和慈善的表情，谈吐之间甚至有点笑容可掬的样子。从他那稍长而充满红润的脸上和浓密的唇上小胡子，可以看得出，他比一般人要健壮得多。而从他们的拥戴和赞美声中，足以看出他的威望绝非一般。我虽然没能同这位“大哥”搭上话，却也从一旁的许振铎和赵园（他们中的一位北京知青）那里得知，他们是七O油田的会战青年，基本上都是长春29中的知青。在开往长春的几个小时路程中，我静听着他们讲述油田的一桩桩有趣的事。
一位被大家称作“杨子”（杨文章）的带着眼镜的青年，两只手拄着小桌面朝窗外唱起了歌。我注意到他在“大哥”面前，像个孩子一样，一直嘻嘻哈哈的搞着各种各样的笑料。此时唱的歌是《花儿与少年》，这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是当时被禁唱的“黄歌”。这首歌被他演唱得优美极了，可以说妙不可言，引起了满车厢旅客的热烈鼓掌。现在看来，他是以其伶俐的口齿，用一种通俗的唱法，成功的演绎了这首青海民歌。
从他们说笑打闹中表现出的，那种大家庭似的欢乐和友谊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吸引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油田钻井的这么多事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使我感受到了油田，是一片火热的、充满热情与友谊的新天地。而当时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那位坐席距我不足五米，面对着我满脸微笑的无意中看我一眼的“大哥”，就是我未来走上社会，进入新的生活历程的领路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水浒传》里面的宋江，《隋唐演义》里面的秦琼，《三国演义》里面的关羽。
一片喧闹后，我们七八个长春知青和十几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在西北角最里面的一栋帐篷里。里面是两条大通铺，住二十几位不成问题。孙维国说：“小嘎儿，过来，挨着我住。”各位哥哥至少比我大一岁，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于是我把行李搬了过去，张学勤紧紧地挨着我，好像在做我的警卫员。偌大的帐篷里面点着两只小灯泡，一进去就觉得黑洞洞的。好像很多人都有怨气，到处是一片谩骂声。左一帮右一群的先到油田的同学同乡，纷纷来看望自己的朋友，使新到的知青草草收拾一下便陆续被接走。张连营、于生林、陈志等我们在家一个院的小朋友，将我接到当时的油建指挥部，为我接风洗尘，好个够意思。
夜色如漆，伸手不见五指。小伙子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帐篷。此时外面比里面黑，想找到帐篷的门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几个长春同乡挤在一起，相互介绍起来。他们几位都是二十九中的，而且都认识孙维国，只有韩玉明和我是外校的。哥哥们好像预感到什么不祥之兆，都有点忐忑不安，只有孙维国淡定自若。他说：“你们什么也不用害怕，在这一带没人敢动咱们。”果然，不一会儿“唰”的一声，靠东门的半撇帐篷被一群人掀开。窜进来十几个手持棍棒的人，不容分说，朝着几个北京知青抬手就打。只听“嘁哩喀嚓”的声音和哭爹喊娘的痛苦哀嚎，惨不忍睹。孙维国抱着我不断地高声喊：“你们别过来，我们是长春的！”果然他们只打几位北京人，并没有靠近我们。殴打很快就结束了，留下的只是满地的受伤者和一片狼藉的床铺。
第二天早上，我听见外面有张俊朗朗的笑声，这才确认他是住在别的帐篷里，挨打的没有他。孙维国告诉我们，这次行动是寻仇，是有个叫许承德的北京知青惹的祸。我们长春知青在油田人最多，势力最大，没人敢惹咱们。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挖管沟和防腐回填会战，每天早出晚归，累得疲惫不堪。扶余大地上，到处都挂满了“宁可筋骨断，誓夺一百万”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号。所有的青年都干劲十足，工地上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会战场面。同时，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能听到张俊对所有事情的评头论足。
十一月底，我和张学勤被分配到二营二连的钻井队。指导员叫姜殿富，连长叫滕松荣。我只上了一个四点班，就被调到钻井战宣队《智取威虎山》剧组去了。从此专心于排练和演出，而张俊却不知所踪。
半年之后，1972年4月4日，我和唐士华一起来到了1007钻井队。令我最称心的是，在这里见到了早已心仪的刘凤鸣，并且分配到了他那个班。当我第一次推开二班宿舍房门，第一眼看见凤鸣，我就心无旁骛，整个精神世界完全属于他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也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帮助我选择了生活道路，建立了人生奋斗目标，规范了我的生活习惯，塑造了我的性格，影响了我一辈子。
没过几天，凤鸣就特意找我长谈了一次。那是一个晚上，他从床下的想木箱里拿出两包凤凰牌香烟，扔给我一包：“连春呀，今晚咱俩唠唠。”凤鸣、卢景艳和程福祥住着三张单人床，我和王志刚、卢国君，仇连群住在一个大炕上。凤鸣经常给大家发香烟，当然也包括我。香烟都是当时最高档的凤凰啊苍松什么的。我在上中学时跟着海清、老闻、老郝鼓捣过香烟，到了集体户之后偶尔也卷上一支，很难说会抽。严格的讲，抽烟、喝酒、打篮球，都是跟凤鸣学的。
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被窝里，点燃一支烟，开始了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谈话。凤鸣极善与人交心，他发出稍显沙哑的话音，饱含着热心、善意和体贴。我们很快进入佳境了，首先是介绍自己的情况和理想，接下来便是对人生的认识，重点是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凤凰牌香烟的芳香，已经弥漫了整个屋子。不知不觉已经雄鸡报晓，东方发白了。我俩几次如厕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大家。哪知道所有的人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旁听我俩的谈心。
凤鸣讲给我很多社会经验和大道理，都是金石良言。最令我刻骨铭心的几句话是：“连春，你年纪小，家庭出身又好，一定要好好干，将来前途无量。我不行，我的家庭出身不太好，父亲解放前做过森林警察”，“你今后最重要的是读书，多读书，越多越好”。此后他像亲哥哥一样管理我，业余时间除了看书和打篮球，别的事情基本不准我做，以至于打扑克、下象棋、逛街之类都不准。他看管了我三年多，使我由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爱书如命，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
凤鸣在广大的会战青年中的威信特别高，可以说名闻遐迩、如日中天，崇拜者不计其数。我们这间宿舍自然访者盈门，油田各方面的青年才俊，经常坐在我们的大炕上，抽着凤鸣的名牌香烟谈天说地。
张俊住在隔壁，属于我们队的三班。此时我的身高已经追上了他的一米八零（第一次见面时我一米七零，在战宣队半年长了十公分），我俩成为全队身材最高的了。在所有的会战青年中，大城市的知青和小城镇的知青，尤其是和来自农村的青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彼此之间很难沟通，但是也难免沟通，尤其是那些来自京城的青年，不免给人以清高傲慢的印象。张俊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平日里爱表现，好出风头，也不太照顾别人的感受。对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人缘不算太好。经常到我们班来，也是因为我和凤鸣的关系，出于对凤鸣的仰慕而对我的示好。至少刚接触的一段时间是这样。
凤鸣和张俊的篮球打的特别好，队长孔祥冰也可以，而我当时还没接触过篮球，这使我对他们羡慕不已。我开始努力向凤鸣学习，队里的其他年轻人也纷纷加入进来。不久我们1007队就可以凑合着组成一个球队了，张俊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当时的油田，一年多补充了一万多青年，绝大多数是男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见成群的小伙子。由此，共青团组织特别强大，搞的活动也名目繁多。我是1007队的团支部书记，张俊当然也是个活跃分子。无论什么活动我们俩都走在前面，两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并肩出出入入，嫣然成为钻井大院的一道风景线。
钻井指挥部团委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极高，团委书记安民，属牛，长得又瘦又小，日常生活中不修边幅，举止言谈的样子有点滑稽，大家开玩笑说他像个猴儿。他特别善于联系群众，组织能力、活动能力等方面特别优秀，是四五千钻井青年心目中的领袖。他在工作中对我和张俊格外眷顾，有什么活动都叫我们去参加。他还经常带着我俩参加女子钻井队的劳动，走在我和张俊中间，逗得姑娘们哈哈大笑。
当年组建女子钻井队，让这些女孩子来干这种活，真是太难为她们了。安民为了帮她们一把，总是赶到她们最犯难的抢进尺起下钻，还有固井搬水泥时带身边的男青年去助阵。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听说女队要搞“三一井”（即一个圆班，用一个钻头，打完一口井），安民把会议中断，带着我和张俊就赶到了井场。井上正在起下钻，换钻头，安民接过刹把，我和张俊干内外钳正好合手，于是旋风似的表演起来。张俊干活是把好手，不怕脏、不怕累，动作和他打篮球一样敏捷。
这下子惊动了一旁的“铁塔天王”大李伟和“孙大圣”（孙树华），两位姑娘立即向我们发出了挑战。她俩都是享誉全战区铁姑娘，我俩见到两位女生这等士气，哪里肯示弱，于是表示应战。我们两人一组，每一组操作五根立柱，看谁干的快。四五百米深的井，起下钻大概四十根立柱。两位姑娘手脚利落、配合默契，丝毫看不出比男钻工差，干完之后脸不变色心不跳。我们俩当然也不见下风，不过也是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显然她们满脸是胜利的喜悦，而我俩像傻瓜一样呆头呆脑。安民说：“今天的活干得好，大家都表现出了革命干劲！”多亏领导打圆场。
一次，安民说：“走，咱们输血去。”原来地调队的一名家属，因为难产紧急需要输血。当时医院没有血库，青年钻工们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拉去给别人输血。我们到了医院化验之后，都符合要求。安民抢先输了200cc,又过了好一会儿，里面喊道：“再输100cc就够了。”安民反复看了看我俩，因为我俩都很瘦，最终拍了一下张俊的肩膀：“你比他壮，你来。”
张俊确实比我结实，人虽然显得瘦，但是肌肉线条已经很像样了。他属龙，仅仅大我一岁，却比我的力气大很多，而且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等，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尤其是小小年纪篮球打的相当成熟。凤鸣从一招一式开始教我篮球动作，张俊也经常指点我如何跑位，可以说他们俩是我的篮球启蒙教练。
一群年轻人工作和生活整天在一起，会生出很多有趣的事。有一次，凤鸣带着我们一起去扶余县江北的西大嘴子江里游泳，大家正玩的起劲时，发现张俊和小仇争论起来。原来张俊站在岸边指手画脚的批评，说张三这个动作不对，李四那个姿势不好看。小仇见了气不公，说你会不会吧？如果你会，那就下去给大伙儿游一个看看。小仇的语言向来犀利，张俊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何况这么多人在围观呢？小伙子一怒之下，脱吧脱吧就跳到江里去了。大家听他说的头头是道，以为他会游泳呢，结果一看，他说的动作一点也没用上，在水里“扑通扑通”的根本不会。于纷纷跳下去把他捞了上来，好一顿折腾，总算是把他救了过来。
张俊精力旺盛，走路的时候喜欢哼哼小曲。尤其健谈，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无所不知，但很少看书学习。我整天在凤鸣的监管下读书，有时也得到张俊的赞赏，夸奖我的毅力超群。1973年我俩共同参加了钻井指挥部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委员。我成了钻井青年中的学习标兵，张俊成了家喻户晓的篮球明星。
我的篮球水平仅限于我们井队，而凤鸣和张俊都是钻井指挥部篮球队的成员。凤鸣司小前锋，张俊司攻击后卫，我们自然是他们的铁杆粉丝啦！七零油田俱乐部过道的钻井安装队院内，用钻井废套管架起了灯光场，我们经常早早等在那里为他们加油。张俊的三分球十分精准，经常引发全场的热烈欢呼。
1974年，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油田钻井队由原有的三班倒改为三班半倒，这样每个钻井队需要增加人手，原有的三个半建制增加到四个工程班。我们原有的1007队解散，由刘凤鸣带领我们一个班，并入1003队跨入松花江南岸参加新木油田大会战，就此与张俊暂别。
我们进入前郭县木头公社，驻扎在三马架大队小三马架屯。凤鸣的魅力足以吸引钻井指挥部很多重要人物，一些小有名气的青年领导，也经常光临我们1003队4班宿舍。有一天，安民带着钻井机关总支干事刘新友来了。一进屋就问我：“凤鸣呢？”我答道：“他们都在后面姜青春（食堂会计）那里打扑克呢。”安民拿起水瓢舀了一瓢凉水喝了起来，看见我正在看书，顺手翻了一下说：“这种书你能看得懂吗？”我说：“能看懂。”我当时读的是一本新买来的李准的《唯物主义论》。他一听立即喜上眉梢：“你懂得‘两论’吗？”，他指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说：“读过，比较简单。”他被我的回答震惊了，刘新友高兴地说：“你看看，咱们钻井还是有人才吧？”接下来，安民询问了我学习哲学的情况。
我是在集体户时，南北炕上扔着三本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中国民歌三百首》，还有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没事就读，后来就烂熟于胸了。到油田之后，接触的这方面书籍更多了一些。他告诉我，当前*党**中央正在号召学习“两论”，我们正愁着找不到哲学教员呢，这下好了，你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于是告诉我好好准备一下，年底把全钻井的理论骨干集中起来，给你办个培训班，好好给他们讲讲。
培训班果然如期开办了，为了使大家能够集中精力，特意在远离指挥部几十公里外的四马架举办的。这里是女子钻井队会战前线的驻地，因为已经冬季收队，所以腾出房子用来办学习班。
张俊理所当然的参加了这个班，和其他四五十人一样，听我讲了一周“两论”。这个班结束之后，在全油田引起了轰动。于是，油田会战指挥部开始在钻井开办理论骨干培训班，一批一批的轮训，忙得我不可开交。因为讲课的只有我一个人，众多的来自油田各个单位的理论骨干，都是满腔热情的好学上进青年。只要稍有闲空就会有人询问授课中的问题，我的学识有限，他们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每天都弄得我疲惫不堪。
钻井指挥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安民为首的钻井理论中心组。全组9个人，我和张俊名列其中，从此我俩又开始形影不离了。中心组有三个北京知青闵优华、刘建华、张俊，一个上海知青寿玄成，两个白城知青赵玉琴、陈晓明，两个四平知青安民、李贵来，一个长春知青就是我。理论中心组的活动富有成效，短时间内，我们的理论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于是，在作业站大食堂基础上，成立了可容纳六七百人的钻井政治夜校。
从此，团委会议室成了我们每天下班后，必到的地方。那个时候喜欢读书的人，总是“卷不离手”，坐下来就看书，人多了就讨论，会议室里总是充满着学术气氛。
安民身边有一大批文武全才的青年，什么特长的都有。他经常带着大家搞篮球和排球比赛，表演文艺节目等，我和张俊自然都是骨干。有时理论中心组组成一个队，张俊、刘建华、陈晓明、寿玄成都是打篮球和排球的高手，剩下我和安民、李贵来做替补。
政治夜校的授课工作，由我和寿玄成、刘建华、李贵来、陈晓明、五个人来承担。闵优华是团委副书记，身体不好。安民和张俊还有赵玉琴主要是为我们做好服务，他们不读书，但是也参加讨论。赵玉琴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是搞活动时布置会场的能手。
张俊喜欢说话，但安不下心读书，有时候也让我为他推荐一本书，结果在他那里放好几天，又原样送了回来。他说：“我就是坐不住凳子，如果有你那样的毅力就好了。”
没有多久，钻井指挥部从政治夜校，就搞得热火朝天，各个大队级单位也办起了自己的小夜校。那些参加过第一期“两论”培训班的学员，成了授课骨干，全钻井上上下下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政专**理论”的热潮。而我们的理论中心组，也出现了“研究成果”。一次，李贵来发现《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了观点性错误。于是写信给他们的编辑部，回信承认了错误，并且对我们的钻研精神和学习态度，给与了高度赞扬。这个消息不翼而飞，我们的理论中心组一下子名声大噪，弄得我们四处去介绍经验。
1975年8月2日，我们1003队奔赴农安华家，1976年3月6日，又来到了乾安县帅字井。一天，接到凤鸣捎来的口信，说孙国喜结婚的日子已经确定，叫我回去为他主持婚礼。是日，我搭乘一辆送设备的大托板，跑了三个多小时回到了扶余。当时凤鸣在1001队当队长，张俊在管子站当电工，我在32214队当副指导员。见到孙国喜（曾经是我们班的，来自乾安县的*员复**兵，在机关食堂当采购员）之后，我就开始组织大家布置新房，调度接亲队伍，安排婚宴事宜，准备婚礼司仪的主持词。
凤鸣看见我身穿一身又脏又破的工作服问道：“你带衣服了吗？”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羞涩地说：“我哪有新衣服啊？”这下把我们难住了。当时我们这些钻工，包括凤鸣在内，也都没有什么好衣服，除了工作服还是工作服。那个时代商店里面卖的衣服也很少，一般都是自己做，或者去服装店（裁缝店，那个时候叫服装店）做。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俊高喊了一声：“我有一套衣服你试试吧。”张俊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他把箱底的一套褪了色的草绿色军装呈现在我面前。
我穿上上衣还算挺合适，可是一试裤子出了问题。原来我俩虽然身高一样，可是肥瘦不一样。他的骨骼小肌肉发达，我虽然肌肉不发达可胯骨比他宽。不管怎样，周边朋友圈里再也找不到我这么高个子的人了，只有将就着穿了。裤子把我的胯骨勒得好难受，坐又不敢坐，走路也迈不开大步。婚礼圆满结束了，总算没把张俊的裤子撑破，我终于脱下了这套美丽的礼服！
此后凤鸣调回了长春，我们各自都很忙，聚少离多。1977年夏，我带领着三十多名骨干钻工，去大港油田学习钻井新技术，顺便去了一趟北京。
趁着在钻井指挥部招待所等火车的机会，张俊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并表示欢迎我去他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都愿意为朋友传递家书，虽说没有战争，可我们一直过的是动荡的日子，每个人的父母都在为远方儿子的一封信望眼欲穿呀！
大港油田的事情结束后，我就带着张林生到了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老张是个*江老**湖，带着我跑了好多地方。三天后，他就回内蒙古临河老家了，我来到了左安门菜站，队里常国强姐姐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为了稍一封信才找到这里，当晚在办公室住下。
次日去寻找张俊家。
他家极易找到，靠近长安街北京饭店东侧，毫不夸张的说，他家就在北京饭店下午阳光的影子里。
这是北京传统的青砖房，院落不大但很整洁。母亲相貌和张俊如同一人，大高个，满面的春风，十分热情开朗并且健谈。他看了张俊的信，泪珠一下子滚落下来，说：“不好意思啊，太想念儿子了。”接下来，她询问了我好多关于张俊的情况。还滔滔不绝的讲给我好多北京的故事。她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每个周六傍晚和街坊们一起出去遛弯，早早地趴在北京饭店的栅栏外，等着看周总理一眼。那时候每逢周六国家领导人就会在傍晚纷纷来这里跳舞，大家最愿意看的就是周总理。老妈妈还认真的告诉我，北京也有小偷，需要注意防范，我说没事，我有办法。三伏天衣服很薄，我把整沓的几十元钱，叠好放着衬衫口袋里。然后找了一个空香烟盒，压扁后用来挡住钱，这样伪装一下，足以瞒过小偷。老妈妈笑了，夸奖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当晚又见到张俊的爸爸、哥哥、还有妹妹，全家人热情的招待了我。他们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我，让我觉得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像张俊一样开朗、一样阳光，满屋子笑声朗朗，身居其中，免不了心生幸福和快乐感。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暗自下定决心，以后我的家庭也要建成这样的生活气氛。
傍晚，哥哥张健问我喜不喜欢打篮球，我说特别喜欢，但是水平太差。他马上兴奋起来。帮我找了一双球鞋，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这时我发现他的一条腿有点毛病，但是他的力气大的出奇，自行车差不多被他一只手从夹空里拎了出来。张俊曾给我们讲过，他哥哥在北京东城区很有名气，虽然一条腿有残疾，但是多年来区里的跳高记录是他保持的。出了院门哥哥执意要我坐着后面货架上，他大概看出我有点不忍心，于是亮出右腿给我看：“怎么样？可以吧！”我一看傻眼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像一支雕塑一样健美的腿。此前我见过最粗壮健美的就是凤鸣的腿，现在看照张健还是差了点。他驮着我走了一段路，并不显得吃力，还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向我介绍北京有趣的故事呢。在交谈中，让我了解到，他是一个极有思想内涵和高尚的生活情调的人。
不一会儿，到了我魂牵梦绕的东单露天篮球场。这是我这几天往来于东西长安街，看到的一个最充满活力和现代感的地方。由于我对篮球的痴迷，远远望见柏油地面上，好几个篮球场上的很多年轻人打篮球的场面，令我好一阵激动。
看样子真是名不虚传，张健果然在这一带很有名气。自行车还没有进入场地，已经开始出现陆陆续续跟他打招呼的人。进了篮球场，球友们见到他立即兴奋起来，一下子围了过来，相互简单介绍一下，就开始分伙了。张健执意要和我一伙，目的是多多照顾我，结果我成了他的拖累。
他个子比我稍高，肩宽到惊人的程度，足有我一个半多。他的一条腿爆发力极强，在另一条腿的辅助下奔跑如飞，窜腾跳跃极具节奏感。而他的篮球技术极其高超，可以说从未见过把球玩到这个水平的人。这时我才明白，张俊的篮球水平为什么那么高。
接下来，张健带我进入篮球馆，观看了一场高水平的篮球比赛，南京部队对沈阳部队。我第一次见识专业的篮球比赛，第一次亲眼看见那么高大的人，第一次见到扣篮，第一次见到大中锋站在弧顶分球，第一次看见反击球打的那么快等等。我着实大饱了眼福，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第二天，我集中精力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泡了一整天。这家书店当时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天堂，在多年阅读生活中深深的理解“多多益善”的内涵。在我们那样的的小地方，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新华书店的书也少得可怜。江南江北几家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有哪些书，书架上哪些书放在哪里，哪天又进了几本新书了如指掌。1981年我费了很大劲，托朋友认识了一位油田教育处图书室的孙老师，她称赞我说，能把扶余和前郭的书读尽，可谓江南江北第一读者。
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书是读不尽的，我已经被他的“大而全”给震住了。我在想，如果张俊换成我会怎样？事实上，张俊也没有多少时间来这里呀。正如我一样，每次回长春仅仅住上一宿，就匆匆忙忙回队，哪有时间去书店啊。
我在一个角落里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钻井技术资料《石油钻井工人读本》，不知道什么时间进的，一大捆中只卖出去两三本。我把剩下的统统买了下来，费了好大劲才弄到张俊家（那个年代没有出租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我参加工作六七年了，没见过任何钻井技术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师傅传授技艺，都是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凭自己的想象摸索着干。所以今天见到这个书名就已经如获至宝了，连内容都没看一眼，不容分说全部买下。
第二天，我要辞别了，张健说什么都要去火车站送我。把一大捆书一提，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照样驮着我奔向火车站。他直到把书搬到火车上，帮助我塞进坐席下面才离开车厢。
这两天我所接触的张健震撼了我，他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像梦幻一样闪耀着光辉。我自以为傲的艰苦奋斗经历，刻苦学习的成果，不屈不挠的作风，乐于助人的精神等等，在张健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狭隘，那么不值一提。
后来，张俊恋爱了，并且特意带我去和女朋友见个面。我们当时已经形成了习惯，凡是找对象一定要征求弟兄们的意见，尤其是凤鸣的意见。张俊的女朋友叫王建华，是油田总医院的一名护士。人长得十分漂亮，在当时的人群当中，算是一等一的美女了。而且为人老实厚道、开朗热情，很像张俊的家人们。不久，他们双双调往中原油田，为我们在吉林油田共同的青春岁月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