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实
母亲人很精明，善于交际，在父亲面前也很得宠。三太太过世后，她当起了“管家”的太太。“管家”的太太要负责张家的日常事务，管理房产、地租等主要财产，还管着包括各房太太的日常生活的开销、各种公共费用等支出。佣人们的管理也归她。我母亲管家很严，尤其在佣人们面前很厉害，谁都怕她，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瞒不了她，大事小事她都要管。随着地位的升高，母亲的脾气也变得暴躁骄横起来，在家里谁都不能提她过去唱戏的那段历史，她认为那是不光彩的；也从没有再听她唱过戏，我只是偶尔听到她哼过几句。
她很会赶时髦，比如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还在以裹小脚——三寸金莲为美的时候，她早早地就把脚放开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学戏，武旦不能裹小脚。她还学过日语，去过日本，我在日本留学时，她还专门去看过我。她当时有一好友叫“德太太”，会日语，所以她去哪儿都带上德太太，既是个伴儿，也可以给她做翻译。那次她到日本来看我时，也是由德太太陪着的。
作为张家的“第一夫人”，母亲慢慢地随父亲出现在各种场合，出席各种招待会。后来还借着我父亲的关系，走向伪满政界，做了伪满妇女联合会会长，还在红十字会兼职，和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等也有来往（东条英机曾在长春当过关东军日本宪兵队长）。
另外，在某些事情上，我母亲也有她自己独特的见解。1935年，父亲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后，伪满方面曾多次请父亲搬到长春的总理官邸去，但母亲坚持不搬，始终住在自己家里。她的理由是——好进难出，搬进去的时候挺体面，将来不当总理就得马上搬出来，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太丢面子，所以十年间我们家从没有住过总理官邸，只是在接见外宾等重大活动或者大型宴会的时候，才会偶尔利用一下。
母亲后来信佛，不光在家里供佛，烧香念经，还出去做佛事，到庙里烧香头，每次还要拿些供品，请和尚念经；过年还要吃素馅儿饺子，我记得还经常用豆芽做饺子馅，豆芽都要把须子一根根掐掉，而且一连要吃好几顿，最后搞得大家都不想吃了。
母亲很会来事，三太太管家的时候，母亲让我管她自己叫“娘”，管各房的太太按排行叫“五妈”“六妈”，唯独对三太太不按排行叫“三妈”，而叫“娘”或叫“亲妈”，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三太太，三太太一生没生过孩子，所以用孩子来巴结她。父亲对母亲有时叫太太，有时叫安子娘（因我小名叫安子）。母亲叫父亲“老头子”，家里其他太太也叫父亲“老头子”，太太们叫母亲“安子娘”或相互按年岁大小称“姐妹”。家里的下人们1935年以前叫父亲“长官”（因当时是哈尔滨行政长官）,1935年父亲当上了伪满总理，下人们也就改叫“总理”了。
二、我的兄弟姐妹
我父亲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绍纲大哥和大姐是大太太生的。绍纲大哥比我大三十多岁，从我记事起，就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大姐也是很早就出嫁了，我没有什么印象。我还有一个同母的妹妹，小我17岁，叫“宝东”，大名是我给起的，叫张露娜，因为当时我在学俄语，“露娜”在俄语里是“月亮”的意思。她后来一直用这个名字，据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这个洋名字，还遭到过*反造**派的怀疑。
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六太太生的，叫绍兴，小我13岁。
三太太抱养了一女孩，
取名“带小”。“带小”是张家的二小姐，比我大六七岁，脸上有雀斑，长相平平，人非常直爽，热心肠，对父亲非常体贴，父亲也拿她当亲女儿待，我也喜欢她，小时候我最爱听二姐吃橘子时嚼橘子皮的声音。二姐为了逗着我玩儿，总是把脸凑到我耳边，嚼着橘子皮给我听。
二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叫吴镇中的人。他和二姐结婚后，1938年和绍维大哥一起去了日本，在庆应大学读书，可惜没有毕业就得了精神病，原因不太清楚。因不能继续学习，二姐去日本把他接了回来。后来二姐还带他来过我们家，我记得他嘴里骂骂咧咧的，什么“*倒打**天皇”之类的，二姐拉着他，不让他乱说，看二姐当时很苦恼。
后来二姐做生意，有了些钱，可能是家庭不幸的缘故，染上了吸大烟，但对家里人还是很好。后来我被弄到苏联后，我妻子*明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东奔西走维持生活，当时二姐还说让*明徐**把孩子留下，她帮着抚养，可*明徐**不舍得把孩子给她。
父亲从苏联回来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二姐来看过。当她听说家属可以把犯人接出去照顾时，提出要把父亲接出去，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重，管理所没有同意。
随着我父亲官越做越大，我大爷家由于我父亲的资助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因为父亲小时候，他大哥对他很好，我父亲就一心想报答他大哥对他的恩情。我大爷有一男孩和一女孩，大娘去世早，大爷又续了弦，后来我大爷也死了，父亲干脆就把后大娘、绍维大哥及他的童养媳，还有大爷的女儿一家四口，从台安县老家接到了哈尔滨他自己身边。父亲完全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对他们，还让绍维大哥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不光自己这样对待他们，还让家里所有人都要这样做，让佣人们像对待我们家人一样地伺候他们，让家人们叫绍维大哥“大少爷”。
绍维大哥比我大六岁，到我家的时候，他12岁，开始上中学，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我们的年龄接近，于是交往多一些，所以很有感情。我叫其他兄长，都是在“大哥”前加上名字，如绍纲大哥、绍忠大哥，而绍维大哥我一直都习惯叫他“大哥”。我们一块儿生活多年，不仅感情上合得来，他对我的人生影响也最深。他早在哈尔滨念中学的时候，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后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又加入了中国*产党共**。他还给我灌输了不少进步思想，引导我参加革命。
大爷的女儿，我叫她“老姐”，比绍维大哥大四岁，随我家到长春后，嫁给了沈阳一所中学的一个叫周子彬的体育教员。
老姐夫足球踢得很好，年轻时是沈阳代表队的，踢边锋，有个外号叫“周大边”。他还是个有名的票友，票友是业余的京剧爱好者，不挣工资，业余演戏，他武生演得好，可能跟他练过武术有关。他还好打麻将，到我家一打就是整天整宿的，老姐叫都叫不走。人很好，就是太贪玩儿。
我老叔（张景芳）有三个儿子，有没有女孩我不清楚了，我有印象的是我老叔的大儿子，我叫绍忠大哥，大我十几岁，老二绍连和老三绍朋我没有接触过。跟绍忠大哥的儿子张兆琪，因为年龄接近，来往比较多，尤其我去苏联的五年间，他挣钱贴补家用，帮着*明徐**维持家计。当时我和父亲被苏联抓走了，母亲又离开张家，只有*明徐**以“少奶奶”的身份撑着张家，除了孩子和带孩子的老妈子，还有像马连荣等无家可归的佣人们，都没工作，一大家子只靠*明徐**变卖点东西维持，后来因兆琪会画画，考到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前“满 映”）画广告，把工资全部交给*明徐**（他叫二婶）贴补家用。后来有了女朋友，*明徐**劝他结婚，他怕结婚后帮不上家里了，就把婚期拖了很久。后来长春被困，工作也丢了，生活所迫，他倒卖烟土，被国民*党**抓住，因没钱赎他，被枪毙 了。*明徐**后来都还念叨，当时她到处奔走找钱，没凑够，可惜了兆琪。他留下个儿子叫张申，我们一直都有来往。
再说说徐家，我姥姥生有两女（我母亲和她姐姐）、一男（徐瑞庭）。舅舅徐瑞庭原配无子女，又娶了二房生了三男一女：老大叫徐维垣，老二叫徐维俊，老三叫徐维绣，老四是个女孩叫徐维兰。
我们跟老二徐维俊最熟，他经常来我家玩，有时和我姐夫打麻将。小时候他爱尿床，我们便给他起外号叫“尿包子”。1945年日本投降后，没事儿干，一直在我们家混着，后来被大哥带到佳木斯参加了革命工作。稍后徐瑞庭又娶了第三房，生了八九个孩子，我只记得第一个男孩叫徐维诚。虽然我的表兄弟姐妹不少，到后来真正同我有联系的只剩表妹徐维兰一个人了。此外，还有一个大表哥徐维垣的女儿娜喜，还同我有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