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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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宜州铁城是南宋末年广西地方官吏专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池，它与宋蒙（元）战史、广西地方史紧密联系。笔者在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起者、过程及结果作了探讨，并考察了推动铁城建筑的重要人物——胡颖和云拱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宜州铁城的创筑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史实。
关键词：宜州铁城；广西；宋蒙战史；斡腹之谋；
作者简介
覃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
宋代宜州铁城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城区北郊3公里的木棉屯后，现称“古城峒”，原是南宋广西地方官吏在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专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池。作为广西现存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宋蒙（元）战史、广西地方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但目前学界对其关注不够，虽有一些文字介绍，但还未有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缺少对其历史的发掘。[1]故笔者拟通过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传世文献，对宜州铁城的相关史事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了解到它背后丰富的历史信息。
宜州铁城遗址
一、《宜州铁城记》录文
现铁城遗址内留存有多处南宋摩崖石刻，在内城墙北端东西对峙的两山崖壁上各有一处，西面山崖为《宜州铁城记》，主要记载铁城建筑的背景、经过及结果；东面山崖为《宜州铁城颂》，亦涉及铁城的创筑，但多有歌颂时知宜州云拱创筑铁城的功绩之意。为了解宜州铁城背后的历史信息，对摩崖《宜州铁城记》的释读必不可少。
摩崖高350厘米、宽 195厘米，额篆书“宜州铁城记”5个大字。正文楷书，计20行，满行38字，总700余字。其末端部分文字今已漫湮不可识读，对照旧拓，主要是时任广西帅臣胡颖的信息。嘉靖《广西通志》、《粤西文载》、雍正《广西通志》、乾隆《庆远府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均有摩崖录文，但各书文字互有出入。现见三份拓本刊布[2]，但仅国家图书馆现藏民国金石家陆和九旧藏拓本，末端文字均可识读，当石刻残损前拓；其余二拓本同石刻一样，末端部分文字不可识读，为现当代所拓。故现据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将刻文整理录文如下，每行末以“/”标示：
岭右自淳祐以来，传云南有鞑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师戍之。今大帅宝文胡公，时以郎官，转对/上前，独谓：“遣戍非经久之策，当如唐李德裕筹边故事，按山川道里，择险筑城，以扼其阻。”上虽下/其议，未果行也。宝祐甲寅秋，前事复棘，上思公言，乃命经略一道。公至，阅履封，以宜当西南夷间/道必能干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经大夫云侯拱守之。侯诣帅府，受约束，公曰：“惟事事有备无患耳。昔/佛狸未寇元嘉时，盱眙守沈璞以郡居要冲，缮城浚隍，上下皆谓过计。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将臧质独藉璞城以挫虏。往事明验可见已，今震于其邻，独不当为徹桑计乎？”侯奉命惟谨。至宜，顾/城陋不足恃，则经营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环绕，皆峭壁悬崖，内可容万灶，飞泉石井，取汲不竭。侯熟/视，叹曰：“墬险无踰此矣！”亟闻于公，公以闻庙堂。得旨，以币百万下之郡，鸠工计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势联络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余丈，为墙栉如，为门翼如，悉与山相缪。山之前，下瞰龙江，后倚/天河。四面形胜，屹然天成，虽[3]钩冲肉薄，无所施也。凡州县治、寨舍、糗粮、器械峙积之所咸备，而侯未/以民迁，姑徙附邑宜山治隶焉。然宜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适有居用永地于兹新城。又以见侯之/是役，非独地利人和，从可知矣！役始于乙卯季春之望，讫于仲冬之朔。指授规画，侯必躬必亲。其董/而相之者，郡从事钟嶅、文学掾林均、清远节度推官颜得遇也。城成，以其砌叠皆石，乃名“铁城”。图上/帅府，宝文公命应德记之。夫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地不能自为险也，而设险则人力存焉。“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为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岂我厚诬？今宜得侯为保障，重门设险，岂/特无唇齿忧，彼窃伏草莽竢时观衅者，将不复作。噫！亦意造物者设是久，而有待于侯之来也；亦意/南方当无狄患，而侯之遂筑斯城也。侯关表老将，熟更战守，自领郡后，阅丁壮、治戈甲、明斥堠、结蕃/邻，为宜备无不周。城其大可书者，伐柯匪斧，所以成侯之役者，谁与？胡公，名颖，字叔献，长沙人，文武/伯也，今又被命入奏。是岁日长至，奉议郎、通判静江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借绯黄应德记，岳麓/何应壬书，奉议郎、特差充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参议官杨埏篆盖。镌崖留远[4]。/
图一：国家图书馆藏《宜州铁城记》拓片
二、相关人物考
据摩崖《宜州铁城记》，知胡颖和云拱为推动铁城创筑的重要人物。现钩稽史料，考释两人行实，并着重探讨他们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
（一）胡颖事迹考
胡颖，《宋史》卷四一六有传。据《宋史·胡颖传》，“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是理宗朝边帅赵范、赵葵的外甥。[5]《宋史》本传有关胡颖在广西的事迹仅有咸淳年间出守广东后[6]，紧接“移节广西”一语，指胡颖出任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7]。《宋史·度宗纪》在“咸淳八年七月辛未”条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计度转运使胡颖乞祠禄，诏勋一转，依所乞宫观”[8]。可确定胡颖“移节广西”，事在宋度宗咸淳年间。然据刻文所载，铁城的创筑在宝祐三年，这比胡颖咸淳年间出守广西的时间至少早了十年。
查阅广西地方旧志后，发现胡颖于宝祐二年就曾出守广西，《宋史》本传失载。铁城的创筑，即在其此次统帅广西，负责整个广西的军政事宜期间。据嘉靖《广西通志》卷七宋“知静江府”题名载：“胡颖，宝祐二年以朝请大夫、直宝文阁任（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运判。”[9]刻文称胡颖为“大帅”，即因其任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按，南宋时，各路均设安抚司，常称“帅府”或“帅司”，“掌一路兵民之事”，唯广东﹑广西两路于“安抚”前加“经略”二字，诸路安抚司的长官则称“帅臣”，而安抚使、主管安抚司公事都属于安抚司的正官，若资历较浅、官品低者则为主管安抚司公事。[10]嘉靖《广西通志》记胡颖宝祐二年（甲寅）出守广西，与刻文中“宝祐甲寅秋……上思公言，乃命经略一道”相符；胡颖所带贴职“直宝文阁”，即是称其“宝文胡公”的由来。
需考辨的是吴延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在“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条下的宝祐三年，列有“胡□□”[11]，史料依据即是刻文开端部分，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也依此列出[12]。“胡□□”实即胡颖，正是由于吴先生编写《南宋制抚年表》时，石刻已残损，才未能将胡颖的全名列出。此外，还可从刘克庄《送胡石壁帅广西二首》[13]，瞥见胡颖宝祐二年秋出守广西一事。“胡石壁”即胡颖[14]，两诗是刘克庄为其送别而作，诗中“不待焦头蒙上赏，莫云斡腹是虚传”一语，反映理宗令胡颖出守广西，经理广西防务，与蒙古的“斡腹之谋”有着重大关联。按，辛更儒先生将两诗系于咸淳年间胡颖出守广西，刘克庄为其所作，有误。因开庆元年（1259）“斡腹”之事就已经发生，至咸淳时定不会再称“虚传”，此应是辛先生不知胡颖早在宝祐二年就有出守广西。胡颖任内除推动建筑铁城外，经朝廷许可，还从广西土著中招募了以四千人为额的安边军，但这支广西地方新军疏于经营，至宝祐六年（1258）时还不满两千人。[15]
刻文曾言淳祐年间，胡颖“时以郎官，转对上前”，献备御之策，这在咸淳八年（1272）章时发作《静江府修筑城池记》亦有提及，二者具体内容虽不同，但均表现了胡颖主张以城备御的思想。现摘录如下：
公于淳祐[16]年间尝转班奏对，首及西南事宜，谓鞑[17]负戎马足，将夺江源，道诸蛮，窥吾广右。彼利其骑战之长技也，吾必有以制之。惟内城桂以为根本，外城邕、宜以为扞蔽。贼来，进不得战，去则乘其敝击之，坐胜之策也。[18]
此摩崖记述咸淳年间胡颖出守广西期间修筑静江城的事迹，文中被称“公”者，即是胡颖。引文之后，紧接“又八年，谍报荐至，朝廷用公议，擢公为广右帅”，此即记胡颖于宝祐二年秋第一次出守广西之事，亦能推出胡颖献备御之策的时间在淳祐六年（1246）。其后又有“又四年而开庆之变作，时议始叹公前疏之验，而恨前者之未就也”，此处“开庆之变作”指开庆元年底兀良合台率蒙军自云南经广西北上攻宋腹地，破湖南、江西州县一事。后又紧接“今天子在御，元勋枋国，复命公为广右帅”一句，即是记咸淳年间度宗命胡颖出守广西之事，因是胡颖第二次被命统帅广西，故称“复命”。
胡颖离任广西帅臣的时间大致在宝祐三年底，据黄应德作文时，曾提到胡颖“今又被命入奏”。“入奏”是宋庭在调整官员任命时的手段之一。宋制，官员外任，非任满或有朝旨，不得擅自离开回京。但为强化地方或外任官员对中央相关决策的意见和建议，朝廷会不时征召外任官员回京入奏。若入奏称旨，则可能改任。碑文作于“是岁日长至”，冬至又称“长至节”，“是岁日长至”即为宝祐三年冬至，其年冬至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故此之前胡颖已被召入奏。又因继任广西帅臣的徐敏子是在宝祐三年即上任，故推断胡颖入奏后，也随即改官离任，据嘉靖《广西通志》“知静江府”题名载：“徐敏子[19]，宝祐三年以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广西经略安抚使任（知静江府）。”[20]
至咸淳五年，胡颖第二次出守广西。今桂林鹦鹉山南麓上一摩崖，名《静江府城图》，上端载有李制置、朱经略、赵经略、胡经略四人[21]在任内修筑静江城的具体情况。“胡经略”即胡颖，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修静江城，从咸淳五年八月至八年三月，历时两年余。胡颖此次修城也颇有贡献，一是在旧城之北，连接诸多山峰制高点，倚山势增筑第二重北城，通长四百余丈；二是新建的北城既有关城，城外筑壕沟和羊马墙，城内则建营寨驻军，又修旧壕六百余丈。[22]咸淳八年七月，胡颖以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乞祠禄获准。其政治生涯中二次出守广西，先后领导建筑宜州铁城和静江城，对南宋末年广西的边防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人对胡颖多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其书判，探究他的法治思想。胡颖虽在《宋史》有传，但较简略，其他史料也仅有零星记载，对其生平所知甚少。摩崖记载胡颖为边防献言建策、出守广西，后又推动建筑宜州铁城，我们对其有关军事方面的事迹能有更多了解。
（二）云拱事迹考
知宜州云拱从铁城的选址到建设，参与了创筑铁城的全部工程，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关于云拱任知宜州的时间，嘉靖《广西通志》卷七的宋“知宜州”题名载：“云拱，淳祐间以武经大夫任，筑宜州铁城。”[23]此误。云拱出守时间当在宝祐三年（乙卯），见古城峒山脚紫霞洞府内另一通摩崖，有记云拱任上事迹，亦包括其创筑铁城，云：“宝祐乙卯，虏有岭南斡腹之报，太守云侯（拱）奉天子命来守宜阳，首择地险以重防托。侯能忠君体国，得择双峒之形胜，依山筑城，其坚如铁，因以名焉。”[24]而武经大夫是武官官阶，可知云拱武臣知州的身份。
”紫霞洞府”摩崖
云拱不见于《宋史》，但从散见于《宋史全文》、《可斋续稿后》事迹看，知其颇受朝廷重用，数次镇守广西的军事重镇，且多有建树。宝祐三年十二月庚辰，理宗谕辅臣：“朕夜来反覆思之，当选一猛将，提万兵于施、黔以上，为控扼计。前言云拱如何？”丞相董槐奏：“云拱亦肯任事。如南平据险置司，则沅、靖可无透漏之虞。须先措置调兵方可。”此处“前言”指二日前（戊寅）理宗与董槐因蒙古“斡腹之谋”，商讨夔路“施、黔、珍、南平四郡置一副帅屯兵守险”一事。[25]当时，铁城已筑成，理宗和丞相董槐认为云拱可率兵往夔路要地屯守，即当是看到他主持创筑铁城的功绩和军事才华。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云拱并未被派往夔路的南平军“据险置司”。据今重庆南川龙岩城磨崖碑，宝祐四年“筑南郡四城”时，南平守臣为史切举[26]，故云拱应还在宜州任上。
宝祐六年二月，时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回奏理宗宣谕，提到：“今月初七日，据邕守云拱又备到缉探人钱兴等录到安南国伪太师备录被兵事宜片纸。”[27]知此时云拱任知邕州，但始任时间不详。由于邕州地近安南、云南等地，云拱除负责邕州军事防御外，更是广西前线情报收集工作的重要执行者和安南与宋庭联络的中间人，他曾多次奏报蒙古进攻安南的边情和安南求援的文书。宝祐六年六月，统帅李曾伯调云拱权知钦州兼节制兵船，以备蒙古与安南结盟，从海上奇袭广西。不久，李曾伯又上奏理宗，请求本将在次年初赴阙的云拱授以实任，协助其措置备御蒙古事宜，并评价云拱“其人委是更练南事，于武将中殊不易得”[28]，这也得到了理宗的准许。云拱出守钦州期间，又曾“引水灌濠”，使得钦州城“去海止四十里，犹可藉水军舟楫之用”，大大加强了钦州的守备能力。[29]亦见“侯关表老将，熟更战守”一语，刻文所言非虚。
三、相关问题探析
（一）铁城创筑的背景
靖康之役后，宋室南渡，国力骤减，宋朝的主要军政力量用于应付北边金、蒙少数民族政权。而广西位于西南边疆，居于国家的大后方，宋庭长期以来对广西的军政治理并不重视。宝祐二年秋，宋庭特命胡颖出守广西，又在宜州择险创筑新城，加强广西防务，这与此前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令人疑惑。这实缘起蒙古的“斡腹之谋”。
所谓“斡腹”，是宋元时人对蒙军作战中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战术的称谓，即暂时避开敌人的正面防线，绕道至敌国或敌军背后的腹部地区展开攻击，其实质上是一种假道借路的行动[30]。其内涵在于避开南宋坚固的淮河、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安南，迂回包抄南宋薄弱的后方，如广西、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区，开辟战争的突破点。[31]刻文开端即记“岭右自淳祐以来，传云南有鞑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师戍之”。《宜州铁城颂》亦有记“皆谓鞑警云南，而西广首当其冲”，更称“蠢尔狂鞑，谋斡吾腹”。[32]广西现存的诸多同时期摩崖石刻，即与此相关。一是淳祐六年（1246）《桂林撤戍记》，云：“淳祐乙巳，圣天子以鞑侵大理，豫戒不虞，诏京湖大制阃调兵戍广。”[33]二是淳祐九年（1249）《新建犒赏库记》，云：“皇帝嗣统二十有四年，疆吏来告，鞑将蔡云南以剜我南鄙，□驰驿召濠梁董公（槐）镇桂州。”[34]上述石刻提及“云南”或“大理”，实为一地，泛指宋代以大理国为中心的云南地区，均表明蒙古欲从云南假道攻宋广西的倾向，此即“斡腹之谋”。
激烈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企图由云南假道进攻广西，意奇袭南宋，这直接威胁着大宋国运的安危，迫使宋廷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来应付新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宋庭及广西地方官吏实将城池建设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淳祐九年，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就曾奏：
窃考本司自传闻斡腹之报，讲明备边之宜，其远者不暇考，姑举淳祐甲辰（1244）以来五六年间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经画。……以广右之城池卑浅，覆之以屋，尚不可御雨，岂能御寇？于是宜、邕二州有修筑城池之役。此三者为备边之要。[35]
修城备敌，是宋庭惯用的防守措施之一。宋庭为应对蒙古入侵，在前线大量修城，如南宋的川陕战区，就依凭山势建造了大量的山城和山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山城防御体系，有着良好的防御效果，为抵御蒙古进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淳祐十二年（1252）九月，忽必烈入觐大汗蒙哥，受命帅师远征大理，并以兀良合台为总督军事。至宝祐二年秋，兀良合台俘大理国主段兴智，“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云南地区自此纳入蒙古统治。[36]这为“斡腹之谋”的实施铺平了道路，广西也随即由大后方变成前线阵地。
获知蒙古进攻大理后，宋廷内部十分忧虑“斡腹之谋”的实施。宝祐二年七月丁未，理宗谕辅臣：“昨观云南备鞑节次，果能自立？”丞相谢方叔奏：“荆、蜀所报，云南尚可支吾。广右之传虽未得实，不容不严其备。”[37]这也正是刻文所谓“前事复棘”。此时，蒙古虽未灭大理，但从理宗和丞相谢方叔的对话，知宋庭内部已着手备御事宜，这其中之一的措施，即是不久后命胡颖出守广西，经理广西防务。同年，宋庭还令胡颖舅父，名帅赵葵为广西宣抚使[38]，这足见宋庭对广西边防的重视。
宝祐三年二月壬午，理宗谕辅臣：“广西之传如何？”丞相谢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备以防之。”[39]此时，大理已灭，宋庭内部也确信蒙古将由云南假道进攻广西，加紧广西边防建设。至三月癸亥，理宗再宣谕辅臣：“胡颖欲改筑宜（州）城，亦可从之。”丞相谢方叔奏：“斡腹之报，于邕、宜筑得城堡，亦无穷之利也。”[40]统帅胡颖上奏请求在宜州创筑新城，即获宋庭许可。
而云拱于宝祐三年建筑的铁城，只是宋庭为应对蒙古的“斡腹之谋”，在广西开展的大规模城池建设活动一小部分。从现存的摩崖石刻和传世文献看，此最早可追溯到淳祐八年至九年知邕州王雄修邕州城。[41]次即云拱创筑宜州铁城。其后，宝祐六年至景定元年五月（1258—1260）李曾伯任广南制置大使期间，这一活动达到高潮。李曾伯任内除对静江、邕、柳、融、钦、宜等州城池逐一修浚，又在静江、柳、融州增筑新城。[42]景定元年（1260）朱禩孙任广西统帅，又相继在象州、柳州境内择址创筑新城，并将州治迁往。[43]而静江城自宝祐五年（1257）十月印应飞首次修筑，至咸淳八年（1272）三月胡颖最后一次修筑完成，共经五次建设，历四任安抚使（印应飞、朱禩孙、赵与霦、胡颖）、一任制置使（李曾伯），时间跨度十五年之久。[44]上述可见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亦见宋庭对广西边防建设用力颇深。
（二）铁城的创筑经过及后续情况
宋代的宜州是广西极边，因是度宗藩邸，于咸淳元年（1265）升庆远府[45]。其境西北接融州（治今广西融水）、东南邻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境内有众多羁縻州，对内处“群蛮之腹”[46]，对外还有着“控牂牁、昆明等十五部，为岭南要害地”[47]的作用。
在蒙古“斡腹之谋”的背景下，胡颖于宝祐二年秋出任广西统帅，鉴于宜州处“西南夷间道”，为边防重镇、广西门户，若蒙军经此突入广西，进而渗透内地，将直接威胁大宋国运的安危。故胡颖上任伊始，就向朝廷请派良将出守宜州，加紧措置宜州的军事防御。新任知宜州云拱到任后，却发现城池已破陋不堪，难以经营。此后他特别留意在境内选择有利地势，兴筑新城，以为保境安民之计。经云拱一番勘察，发现在宜州城东，距龙江北岸二里有一地，内四面环山，中有水源，取之不竭；外围前有龙江，后有天河，是据险筑城的绝佳位置，于是便上报统帅胡颖，在此地营建新城。胡颖奏告朝廷，获拨钱百万以创筑新城。据刻文所载，修筑工事“始于乙卯季春之望，讫于仲冬之朔”，即从宝祐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新城的建设经宜州军民七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才最终告成。新城有龙江、天河作为天然屏障，并以高山为墙，犹如铁壁，故命名为“铁城”。铁城当年颇具规模，城依山势而建，城周达一千八百余丈，官署、粮仓、兵营、军械库等战守设施莫不尽有，宜山县治也被云拱迁来。
但铁城在创筑完成后，未得到继任的宜州守臣和广西统帅的认可。宝祐六年底，第一次宋蒙广西战役后，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把广西的备御重心转移到兴复关隘、修葺各州城池上。开庆元年初，李曾伯曾多次向理宗汇报宜州城的措置情况。第一次汇报：“宜州则城欲略展濠，未浚深，前者守臣尝升科请，今当更委官同彭宋杰相度，续具奏闻。”[48]第二次汇报：“宜亦有城，但前后守臣所见多异，近得彭宋杰书引水灌濠似胜前时，但欲展拓城堡，见委官相度。此两城若自目下经理，至新秋必可保守。”[49]第三次汇报：“又准圣谕宜州展濠之事，臣见其所画图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濠颇较近，放入官坡之水。贴说云弥漫一望，然只是濠外又作一坝，亦不言丈尺阔狭。见委官相视，并当催令措置矣。”[50]
至开庆元年时，宜州共有两座城池，一为云拱创筑的铁城，又称“新城”或“山城”；另一为原先的旧城。李曾伯三次汇报内提到的宜州城展濠，虽未明确指出是铁城还是旧城，但当均指旧城，见二月二十九日李曾伯的进一步汇报：“宜州则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旧城，增创楼橹，亦既粗备。守臣彭宋杰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带，复引官陂活水潴成夹濠，工役见此趣办。”[51]亦可见时任知宜州彭宋杰并不认可铁城的防御作用，而将宜州城防的经营重心放在旧城的修葺上。再从第一次汇报看，宜州旧城扩展城壕，自彭宋杰的前任守臣就已开始。汪雷发是彭宋杰前任知宜州，也是云拱继任[52]，其在任上就曾“科请”，以扩展宜州旧城城濠，但“未浚深”。在第二次汇报曾提到“前后守臣所见多异”，意指在宜州的备御重点上，前后守臣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汪雷发和彭宋杰都主张修旧城、扩展城壕，“前后守臣”必然不是这两人。所谓“前后守臣所见多异”，当是云拱在任上创筑宜州新城——铁城，并将宜州的备御重点放在铁城的经营上；而继任的守臣汪雷发、彭宋杰等则认为铁城不足倚靠，主张修旧城以备御。
铁城“不可恃”的原因，李曾伯上任初向朝廷汇报广西的备御情况时，就有提到“宜（州）新城徒筑，旧城未葺，皆不足恃”[53]，其奏疏中称铁城“不足恃”的原因在于“徒筑”。由于李曾伯任广西统帅期间并未到达宜州视察守备，这一信息即来源时任知宜州汪雷发。而刻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歌颂地方官吏政绩而作，铁城的防御效果是否能如所记述那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究。
“徒筑”一词，若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徒”为形容词，可释为“空”。依笔者的理解，意为铁城空空的建筑，缺少配套的城防设施。据北宋所撰《武经总要》中守城之法，守城时多有马面、羊马墙、瓮城、月城、敌楼、团楼、站棚、钓桥、壕沟等城防工事和设施。[54]再如淳祐间知邕州王雄修邕州城时，新造有团楼四座、马面楼三十六座、瓮城楼五十四间、敌楼二座、瓮城两座，又在城周身筑羊马墙及长三十五丈的南濠壩。[55]《静江府城图》载有的静江城城防设施更是繁多。但这些城防设施刻文中均未提及，今铁城遗址内也未发现，可见云拱在创筑铁城时，并未将它们连同一起建造。故铁城虽依山势而建，占据地利，但配套的城防设施不完备，使得防御效果大打折扣。若在铁城上建造这些城防设施，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因铁城以山体为墙，在山地建造城防设施难度大，工时较长，也极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限于地形的因素，许多城防设施亦无法建造。这些应是继任宜州守臣认为铁城“不足恃”的原因，从而选择修旧城以备御。
南宋末年，宋庭与蒙古在广西爆发的战役共有三次。前两次是蒙古自云南假道进攻的“斡腹”之役，分别发生在宝祐六年和开庆元年。两次战役中，蒙军皆从云南出发，经特磨道（今云南广宁、富宁），后转入广西邕州境内，第一次因天气炎热，止于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昆仑关前即退兵；第二次自广西经邕、宾、象、柳、静江，成功透入湖南、江西，两次战役中宜州都未遭受进攻。[56]第三次战役在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其年六月元湖广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受命自湖南出征广西。元军至静江城下后，经三个多月的静江城攻防战，次年初攻克静江（治今广西桂林）。[57]后阿里海牙分兵取广西各地，在元军强大的攻势下，“广南西路庆远、郁林、昭、贺、藤、梧、融、宾、柳、象、邕、廉、容、贵、浔皆降”[58]。包括庆远府在内广西大部分州县未经抵抗，就降于元。故宜州铁城的创筑之后，未发生过抵御蒙军进攻的战事。
宋以后，史料中有关宜州铁城的记载很少，其荒废时间不详，但因系抗蒙而建，即可能在元平定广西之后。明、清广西地方旧志关于铁城的记载皆是简略介绍云拱筑铁城及其地理位置[59]。清代，铁城遗址被当地人称为“铁城山”[60]。然史阙有间，铁城创筑后是否有机会发挥它作为城池的抵御入侵、保境安民作用，已无法得知。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某部曾在遗址内驻屯，直至80年代末撤离，可见铁城的军事区位因素是得到认可的。
四、结语
笔者在解读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起者、过程及后续情况。宜州铁城的创筑则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重要史实。相信通过笔者的考察，也能够深化对蒙古“斡腹之谋”与宋庭在广西边防经营关系的认识。
今宜州铁城遗址方圆约3平方公里，原属官舍、居民区等区域现被开垦成农田，不见建筑物的遗迹。绝大部分墙垣也已经颓废，仅北面有一夯土墙，长约百余米，仍依稀可见垒石为城的痕迹。遗址内还有一泓泉水，旁有一块青色砂岩，上楷刻“飞泉”二字，即刻文“飞泉石井，取汲不竭”的生动写照。除前文介绍的几处摩崖外，外城墙上至今还留存着云拱篆书题撰的“铁城”二大字，每字长、宽约2米，下正书署“守臣云拱书”。[61]这些摩崖石刻的文字信息可以补史、证史，扩展宋蒙（元）战史、广西地方史以及相关人物研究的史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亦为开辟新的研究议题提供了可能。此外，因铁城是宜山县治，若有相关机构对铁城遗址进行调查、考古发掘，极有可能发现类似于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南宋时期衙署遗址，从而丰富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提供珍贵的实物遗存。
宋蒙战争之广西战场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在铁城遗址的残垣断壁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过往，隐约地听到鼓角钲鸣的历史回声。宜州铁城的创建凝聚了众多宜州先民的心血，不仅是面对困境进行抗争的物质载体，也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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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文字介绍，参见林京海等编：《石语墨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2] 分别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册，第121页；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册，第30页；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3] “虽”字拓本原不可识读，据《八琼室金石补正》补。参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0《宋·三十九·宜州铁城记》，民国十四年（1926）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
[4] “镌崖留远”为单行四小字，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模糊不可识读，此为笔者访原刻所得。
[5] 《宋史》卷416《胡颖传》，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12478页。
[6] 吴延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594页。
[7] 《宋史》卷416《胡颖传》，第12479页。
[8] 《宋史》卷46《度宗一》，第910页。
[9] 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静江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187册，第91页。
[10]《宋史》卷167《职官七》，第3962页。
[11] 吴延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第592页。
[12] 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1997年，第589页。
[13] 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46《诗·送胡石壁帅广西二首》，中华书局，2011年，第2374页。
[14] 胡颖号“石壁”，参见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误书庙讳》，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80页。
[15]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84册，654页上。
[16] 按，《桂林石刻》和《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均将“公于淳祐间尝转班奏对”，其年号“淳祐”误录为“咸淳”。参见桂林市*物文**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内部交流出版，1977年，上册，第322页；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523页。
[17] 此碑文当是《桂林郡志》据元代桂林旧志直接转录，故引文中“鞑”原用“北兵”代替，据《桂林石刻》和《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改。
[18] 陈琏：《桂林郡志》卷24《碑文·静江府修筑城池记》，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
[19] “徐”字原书作“余”，考《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宝祐五年”下有多条载“徐敏子”者巡视广西边防，故“余”乃“徐”之误书，第2857—2858页。
[20] 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静江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7册，第91页。
[21] 除胡颖外，其余三人依次为李曾伯、朱禩孙、赵与霦。
[22] 《静江府城图》的录文，参见桂林市*物文**管理委员会：《〈南宋桂州城图〉简述》，《*物文**》1979年第2期。
[23] 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宜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7册，第95页。
[24] 赵震寅：《七曲帝君内传》，参见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第53页。
[25]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中华书局，2016年汪圣铎点校本，第2846页。
[26] 参见唐冶泽：《重庆南川龙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四川*物文**》2010年第3期。
[27]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至静江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588页上。
[28]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43页上。
[29]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61页下。
[30] 石坚军：《“斡腹”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1] 石坚军：《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2] 佚名：《宜州铁城颂》，参见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第51页。
[33] 佚名：《桂林撤戍记》，参见杜海军编：《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第342页。
[34] 陈弥寿：《新建犒赏库记》，参见杜海军编：《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第344页。
[35] 按，另二者备边之要为“增招新军之请”、“科降和籴之请”。参见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84册，第346页。
[36]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979—2980页。
[37]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36页。
[38] 《宋史》卷417《赵葵传》，第12504页。
[39]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40—2841页。
[40]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41页。
[41]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8507“宁”字“南宁府”下“城池”，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935页。
[42] 参见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邓广铭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25页。
[43] 《宋史》卷90《地理六·广南西路·象州、柳州》，第2241—2242页。
[44] 参见张益桂：南宋《〈静江府城池图〉简述》，《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
[45] 《宋史》卷90《地理六·广南西路·庆远府》，第2242—2243页。
[46]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1《地理门·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中华书局，1999年，第48—49页。
[47] 曾公亮：《武经总要》卷21《广南西路·宜州》，《中国兵书集成》，辽沈书社，1988年影印本，第3册，第1073页。
[48]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55页上。
[49]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57页上。
[50]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58页下。
[51]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61页下。
[52] 云拱以后知宜州依次为“汪雷发，以武功大夫任”、“彭宋杰，以保义郎任”。参见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宜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7册，第95页；又可据李曾伯奏疏，知宝祐六年五月知宜州汪雷发因病离任，后彭宋杰继任。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6《回奏宣谕》，《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618页上。
[53]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奏宣谕吕镇抚（文德）事》，《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第594页下。
[54] 曾公亮：《武经总要》卷12《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第523—527页。
[55]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8507“宁”字“南宁府”下“城池”，第3935页。
[56] 前两次宋蒙广西战役的经过，可参见拙文《桂林宝积山抗蒙摩崖碑考》，《广西地方志》，2019年第5期；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宋史研究论文集》，第423、434页。
[57] 《宋史》卷451《马塈传》，第13270页。
[58] 《元史》卷9《世祖六》，第190页。
[59] 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39《古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7册，第469页；钱元昌、陆纶纂：雍正《广西通志》卷45《古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 何天祥等纂：乾隆《庆远府志》卷1《舆地志上》，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61] 参见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第45—46页。
宜州铁城颂
碑刻在内城墙北端的东山崖壁上，高360厘米、宽230厘米，留存完好，文字均可识读。额正书“宜州铁城颂”五个大字。此为据原石及《宜州历代石刻集》录文。
“八桂古刻 书史遗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字石刻拓片展 所展览《宜州铁城颂》拓片
恭惟我/宋，圣作明述。上同尧舜，代天子民。无问远迩，肆我/皇上，家视天下。比以朝绅之议论，制阃之申明，皆谓鞑警云南，而西广首当其冲。既命宝文胡/公为帅，复以宜当西南夷间道，特命总管云公出守斯土，为保障计。公至，自帅府宝文公授以筹/边方略，设险守国，以为经久之规。公奉命惟谨，始入郡，观郡城之东，龙江之北，四面石壁环绕，且/襟山帯河，有关中百二形胜，遂闻于宝文公。转闻于朝，得旨，以币百万建为铁城。其成也，不资/屋宇之覆盖，不劳后人之葺理，其坚如铁之不可击而破，其高如天之不可阶而升。新旧之异，殆霄/壤焉。外夷闻风，且将裭其魄而夺之气矣！尚何斡腹之虑哉？其保卫宜民，实与天地相为久长。故四/民同为之颂，刊诸铁城石崖，以纪其无穷之绩云。颂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惟臣承辟，于蕃于宣。明明天子，不我遐弃。亲命帅臣，经略西事。永惟宜阳，/外控西夷。居广之冲，实为藩篱。蠢尔狂鞑，谋斡吾腹。天子曰：“吁！保障谁属？”乃眷西顾，畴咨虎臣。/帅臣乃言：“云公其人。”天子曰：“俞俾镇斯土，安边立功，外御其侮。”公拜启首，曰：“往钦哉。”徒御啴啴，/惠然肯来。自公来宜，奉命悉力。熟观地形，设险守国。乃经乃营，因山为城。石壁回环，屹然天成。双/流淼淼，如带斯绕。惟石岩岩，角立崖表。诸关宏修，高无与俦。内容万灶，外扼咽喉。四面如铁，形胜卓/绝。车不得驰，骑不得列。牢不可破，险不可夷。虽有贲育，勇无所施。乃立府库，储财积粟，细柳分屯，兵/食俱足。复用石工，凿井于中。山下出泉，源源不穷。重城外维，下瞰渊水。东西对峙，摩空玉垒。郡邑既/迁，廨宇森岩。民居云集，接栋连簷。道更坦履，其直如矢。懋迁有无，曰中为巿。猗欤我公，尽心竭忠。指/授规画，必亲必躬。贤哉长幕，暨郡文学。同我倅车，赞筹帷幄。以卫宜民，民咸赖之。按堵乐业，春台熙/熙。虏人闻风，心寒股慄。屏迹而遁，边境宁谧。宜山峨峨，龙水汤汤。铁城之功，山高水长。四民交欢，磨/崖刊颂。亿万斯年，永戴我/宋。宝祐四年三月吉日刊。/
七曲帝君内传
碑刻在“紫霞洞府”内，高158厘米，宽90厘米，总体留存完好，绝大部分文字均可识读。额篆书“七曲帝君内传”六大字。此为据原石及《宜州历代石刻集》录文。
《宜州历代石刻集》载《七曲帝君内传》拓本
《清河内传》。/
余本吴会间人，生于周初，后七十三代今改为“化”字，为士大夫，未尝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后西晋末，降生于越之西、嶲之南两郡之间。是时，丁未年二月三日诞生，祥光罩户，黄云/迷野。居处地俯近海，里人谓清河叟曲曰：“君今六十而获贵嗣。”童稚时，不嬉戏，每慕山泽，往往语言若/有隐显，昼诵群书，夜避众子，自笑且乐，身体光射。居民祈祷，则余嗤讪，长啸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则有应，谤之则有祸，我为人而焉无灵乎？”自后，夜梦，或为龙，或为王者、天符，/或为水府漕，自怪而不甚信，为吉兆。后三农愆旱，嘉禾无苏，舞雩祝神，恬然无验。余思曰:“寐中/梦治水府，今夕当验。”夜往水际，以梦中官衘牒河伯，而惊魂尤恐，忸怩不能安。忽尔之间，阴云四/合，风飞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运判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张户老之子，名亚缘水府得达，字霈夫。”/吏曰:“奉命促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惧未决，吏揖，上一白驴而去，俛首里闬，风雨声/中，顿失乡地。到一山连剑岭而参宫，星也若凤凰之偃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门有数石笋，吏曰:/“民之祷雨，祝此石而有应，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记周室为人七十三化，阴德传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梦觉也。吏曰:“君在天谱得神之品，于人世鲜有知之者，晋不日有中兴之/兆，君可寻方而显化。”余曰:“谢天使之响报也。”入穴则若堕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腾身虚空。有/王者之宫，中有禁卫。余入，遂□见家人悉都其间，改日作儒士往咸阳，讲姚苌之故事。/
愚尝读《崧高》之□□□“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始知天壤间英灵之气，扶舆磅礴，隐则为神，/显则为圣、为贤，犹水之在地，盖无往而不在也。剑阁之西，山行七曲，有灵应庙乃/清河帝君之真宅。端平丙申，鞑虏犯，原庙罹于兵火，而东吴之香火犹盛。宝祐乙卯，虏有岭/南斡腹之报，太守云侯奉/天子命来守宜阳，首择地险以重防托。侯能忠君体国，得择此双峒之形胜，依山筑城，其坚如铁，因以名/焉。城筑既毕，乃于苍崖翠洞间，鼎建/七曲帝君行祠，且举昭神之化。书勒之坚，氓侯之意，若同山川矣，灵神所可也。水旱疾疫，神所佑也；/折冲御侮，神之功也。是祠之建，非特为宜民香火之奉，抑欲仗神之威灵气焰庇护，保障传千/万世，与铁城相为不朽。若夫神之阴功伟烈，不可殚述，则有《内传》在。宝祐丙辰十月之吉，/门生儒林郎、知宜州宜山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赵震寅九顿百拜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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