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5日，毛*东泽**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列出五条原因。其中第五条指出：“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产党共**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政策的不错误”，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产党共**在关键时刻，始终以中华民族的大局为重，而非固守教条，善于借力、迂回，在重大拐点做出决定命运的正确抉择，这就是“政策的不错误”。
决定历史的往往就是关键的那几步。对中国*产党共**而言，在不同时期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同样属于“关键的那几步”。
事实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原本被视为革命的对象。*共中**“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提出：革命*队军**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翻推**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一大”通过的《中国*产党共**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此时，国共合作看起来几乎没有一点可能。甚至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促成国共合作时，时任中国*产党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立即表示坚决反对。
不可能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源于中国*产党共**经过革命实践后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要战胜敌人，处于起步阶段的无产阶级要*翻推**“三座大山”，仅仅依靠自身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争取同盟。更何况，在军阀割据的中国，没有革命武装斗争，光靠工人*工罢**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于是，*共中**“二大”指出，要实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而孙中山所代表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
特别是1923年“二七*案惨**”发生后，许多*产党共**人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逐渐认同国共合作。*共中**“三大”决定*产党共**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党**必须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
对当时的中国*产党共**而言，同国民*党**合作是相当不错的选择。而沉沦多年、迷茫无路的国民*党**，也由此走上新的路程。1924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以后，中国进入大革命时期。运动声势浩大，发动群众广泛，革命武装精干，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
然而，第一次国共合作以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变政**和“宁汉合流”宣告结束，蒋介石等人向*产党共**员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这是中国*产党共**最痛苦的时刻。面对强大的敌人，*产党共**人痛定思痛，最终转变思路，开展武装斗争，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武装斗争一开始并不顺利。从1927年夏季到1928年年底，中国*产党共**在全国各地发动100多次武装起义，几乎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在于僵化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者犯了“幼稚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导、盲目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发动革命天经地义，要求各地武装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殊不知，革命力量在大*杀屠**中损失极大，敌我力量差距悬殊，城市很难夺取，即使夺取后也很难守得住。广州起义时，叶挺就曾提议撤出广州，保存革命力量到农村进一步发展，结果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反对，起义最终失败。
挽救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是毛*东泽**。秋收起义发动后，最初执行的也是攻克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但一向作风果断、求真务实的毛*东泽**很快发现问题，立即说服大家放弃原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保存力量再谋求发展。
井冈山就是在这样的际遇下成为革命圣地的。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毛*东泽**依靠灵活的策略，有效解决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向何处去，在哪里生存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毛*东泽**率领红军“上山”，依靠群众基础和地形优势，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多变战法，越战越强，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在此影响下，各地的革命力量一步步坚持下来、持续壮大，终于使革命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
然而，随着“左”的政策在*党**内占据上风，毛*东泽**和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指挥被抹杀成“狭隘的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洋顾问李德被奉为上宾，他不懂中国实际，却不顾来自红军一线指战员的意见建议，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法，和国民*党***队军**硬碰硬，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陷入危险境地，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幸而*共中**中央最终认识到“实践证明，还是毛*东泽**行”，在遵义会议上请出毛*东泽**重新指挥红军，逐步扭转败局，最终赢得长征的胜利。
按理说，国共两*党**在土地革命时期10年（1927—1937）鏖战后，应该是不可能再坐在一起了。但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已无险可守的危急时刻，中国*产党共**再次调整策略，主动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挽救民族危亡。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产党共**立即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举行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路线。
1936年4月25日，中国*产党共**发表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10天后发表通电时也不再称蒋介石为*国卖**贼，而改口叫蒋介石氏。
就这样，*党**的策略从抗日反蒋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联蒋抗日”、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水到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正式形成。
主动实现这种转变十分不容易，思想是最大障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很多红军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举行换装仪式那天，许多红军战士放声大哭，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伯承刘**安慰大家说：“不要看这顶帽子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正如*伯承刘**所说，红军改编了，但只是为了上抗日战场改了个番号，这支*队军**的本质没有变。从红军变成八路军，是为了民族救亡大局，是为了共同对付日寇，这支人民*队军**仍是*产党共**的队伍。
本文节选自《从13人到9000多万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