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这是《孟子》离娄上第十章。意思是：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谈什么；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有什么作为。所言谈的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以及客观规律，就称之为自己损害自己；为人处事，不能放下私心、顾全大局，不遵循客观规律，就是自己抛弃自己。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是人的安居之所；放弃私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人应走的正路。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去建立，客观规律不去遵循，真是可悲啊！
这是孟子面对当时人们舍弃仁义的社会现实，发出的悲叹与哀鸣，也是对当时*会混社**乱局面的批判。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原则、规矩可言，任何事情都是以利益为纽带，凭实力说话。孟子虽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贵族和圣人，备受人们尊敬，但他的思想及言论与时政及社会风气格格不入，没有人愿意接受并实行他的主张，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悲哀。在他那个时代，作为统治者的各路诸侯，最迫切的不是长治久安，而是一夜暴富，突然崛起，扩大领地，号令天下。在这样的政治引领下，社会自然就形成了只注重结果，不看过程的风气，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发达了，强大了，征服了别人，你就可以称霸天下。因此，整个社会都不讲仁义，也不相信仁义。大家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连孟子的学生有时都不相信孟子的说法，只有经过孟子的反复解释，甚至带有讥讽地批评，才能使他的学生理解他的思想和言论。但是这不等于孟子的主张是错误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从人性的角度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孟子的这个主张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的一个重要目标。即从我做起，积极构建相互关爱的人际关系，自觉地按照人们普遍认同的客观规律办事。从孟子到现在的两千多年以及今后的若干年，都将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人类的进步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中前进，而不是在任性中前进。虽然西方主张个性解放，但并不赞成张扬任性。西方的个性是指具体一个人所具备的不同于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西方所说的自由也不是任性自由，而是在一定的法律规则框架内的自由。理解了这些，东西方文化的宗旨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促使人们向善、向上。向善总是体现在对他人善，向上总是体现在克服人的弱点方面，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有人说，母爱靠得是一种天性，而孝老则靠得是一种觉悟。两者都是向善，但前者是自发的，是人性的自然释放，后者是自觉的，是人克服自身弱点的体现。显然，后者做起来比前者难度要大。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儿女的慈爱，可能做得到，但对父母孝敬，就不一定做得到。同理，爱家人是一种本能，推而广之，爱他人则是一种觉悟。就是说爱自己推及爱别人，是孔孟的重要思想“仁”的具体表现，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人类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奋进，因为只有这个目标，才能促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但人们往往爱自己容易，爱别人难，爱家人容易，爱外人难，慈爱子女容易，孝敬父母难，这正是人性中的弱点，是自私自利的外在表现。有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就是一种“义”，只有具有这个“义”的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能够懂得回报就算不错了，有的人根本不懂的回报，因此，词典里便有了“白眼儿狼”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说不可以与自己损害自己的人谈事情，不可以与自己抛弃自己的人合作共事呢？孟子认为，一个人说话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认同价值观以及符合客观规律的道理，就称之为自己损害自己。因为这种人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却极容易做出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结果很可能会招致祸害緾身。因此，面对这样的人，一般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说，也常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同时，孟子还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事如果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管别人怎么样，不顾大家如何，还特别任性，这样的人是很难和别人打成一片的，也很难融入任何团队。这样的人岂不是把自己抛弃了吗?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恐怕很难能合作在一起。因为他的自私很难容下别人，又因为他的任性也担不起什么责任。所以说，不能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反过来讲，我们创业做事，往往需要与他人合作。找什么样的人合作，确实是应该非常谨慎的事情。事实上，许多人的创业失败，原因大都是合伙人自身的问题，就是找错了合伙人。为此，我们不妨按照孟子的这个观点来选择合作伙伴，或许会提高我们成功的机率。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这是《孟子》离娄下第六章。意思是：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最佳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有道德、有修养的人都不会去做。
那么，为什么孟子认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就不会做有违社会行为规范或客观规律的事情呢？
一方面，在孟子那个时代，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周朝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力都变得没什么实际意义了，社会进入了大变革、大开放、大争鸣的模式，思想上、理论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各自为政，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各路诸侯逐雄争霸，各类人才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这个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春秋战国，就没有百家争鸣，就没有我国丰富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儒、道、墨、法、兵、名等诸多流派，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是多样性、多元化的本质要求。我们从今天来看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或文化，并不是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各家文化都有他们的优点或长处，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具体情况下，各有各的优势，我们既不能一味地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主张尊重儒家文化，但不必要独尊儒术。其他各家的文化也是如此，我们都应该尊重先人的探索与成就，但不能拘泥于其中，要把先人的思想当作我们今天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而不能当作行为规范或条条框框，来束缚现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现代社会自有现代的行为规范，或许与古代大同小异，或许只是叫法不同，但总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能食古不化。就是说，我们面对当今的问题，诸子百家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以启迪，对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当时的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面对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实，很可能是忧心如焚，他担心实行了五六百年的周朝礼制毁于一旦，极力地想挽救周王朝的礼制。在他看来，其他的各派学说都是非正统的，是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是导致*会混社**乱的根源。为此，他竭力地恳劝人们不要去做有违社会行为规范和大家普遍认同的最佳行为方式的事情。尽管我们从今天来看孟子的做法有些荒谬，没有多少人接受他的这些主张，但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在那个没有法治的社会，礼制几乎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全部，就相当于今天的整个法律体系。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整个法律体系都失效了，会成什么样子，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担心国家出现混乱，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孟子当时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吧！因此，孟子不仅诲人不倦地规劝人民遵守礼制，也苦口婆心地说服统治者实行仁政和王道，其目的就是恢复周王朝的优良传统，重现周王朝的鼎盛。他的愿望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那就是所谓的人心叵测。一个接受同一礼制束缚几百年的社会，一旦解除了原来礼制的约束，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奔腾，不管原来的礼制好与不好，都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从前。因为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原来礼制的负面作用。所以在孔孟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只有经历一段漫长的无序状态之后，人们的激情被消耗殆尽，渴望秩序和安定的时候，孔孟之道才能得到尊重与弘扬。历史证明就是如此。这也正是到了汉代出现挢枉过正，即独尊儒术的重要原因。
同时，看似迂腐的孟子，极力推崇周王朝的礼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周王朝的礼制是在尧、舜、禹及夏、商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思想是主张向善的仁义，符合人性规律，是人对社会的一种理想追求。因此，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文化被确立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代代相传，已经融入到了民族的血液之中。任何事物历经百代而不丢，必有其巧妙之处。现在有人说中医不是科学，想否定中医的价值和作用，却没有多少人赞成，为什么？不正是因为她历经数千年，其生命力仍历久弥坚吗？那么，中医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也是来自于实践，其有效性是经过实践所证实了的。这一点和西医是完全一样的，一种经历数千年实践检验的技术，自然有它的生命力，是不会轻易被人否定的。孔孟倡导的儒家文化也是如此，尽管在诸多情况下不合时宜，但他的价值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推崇的仁政和王道以及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志、信对于当今社会仍有不可低估的教化作用。即使我们不搬用儒家的仁、义、礼、志、信，但他们提倡遵守规矩的理念也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所谓的“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万古不变的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