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个话题，我首先想到的，还是近代战争中日本侵略军遗留下来的致病生物，以及前几年沈阳站修整时从地下挖掘出的生物*器武**等等。不过，“兵者，诡道也”。为了战胜敌人，自古以来，人们就想过，*器武**越有*伤杀**性越好。此外，虽然对于致病微生物的了解，始于近代，但是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一些得病的生物体、或是传染病人使用过的物品可以传染疾病给人类，因此，生物战争也就从此萌芽，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新鲜事物。
现在已知的生物战的鼻祖，是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赫梯人。早在公元前14世纪，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战术，即把患有疾病的羊群赶到地方的城池附近。敌人往往会对天降之财大喜过望，不料却中了赫梯人的苦肉计，守城人员一个个染病，或身体羸弱不堪，或干脆去了地府报道。剩下的人也都体弱不堪作战，于是赫梯人再度发动猛攻，这样就不费什么力气地占领了一座城市。
远东一样也有着有意或无意的生物战的场景。电视剧《汉武大帝》当中，有一处这样的情节，汉军对匈奴发动第三次远征，兵力直达漠北之时，匈奴中的巫人也在小溪之边放上死牛死羊的尸体，还一边作法诅咒。随后汉军不明究竟，依然饮用这样的溪流里的水，结果就是虽然汉军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但随后不久就疫病暴发，甚至连一代骁将霍去病都因此而病卒。这一事迹，在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中也确有提及，“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不过，电视剧的叙事根据也有一定疑问，因为第一，埋牛羊作咒诅，更是一种巫术行为，虽说或许当时人们也知道死去的牲畜会传染瘟疫；第二，这次匈奴巫人行法术，是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讨伐匈奴一役时的事情，这一役中李广利最后兵败被迫投降，也大大损害了汉朝的威名；第三，以肠胃为媒介传染的病原体，一般都潜伏期极短，往往只有5天到一个半月，虽说霍去病其人好“取食于敌”，但是，漠北讨伐战后，他还是活了两年才死去。漠北之役给汉军造成的影响是，士卒伤亡谈不上特严重，而且与霍去病同行的几位将军，也没有回来后不久就暴死的。但是随行的马匹，倒是数目从十四万匹降到了不足三万匹，这可能是长途征伐，牲畜体力不堪所致，也有可能是某种传染病对牲畜的伤害甚于人。匈奴人所生活的草原及半荒漠地区，由于气候更为寒冷，以及牲畜数目比例也高于中原，潜藏的睡眠病原体也更多一些。中原人连年与长城以外的势力征战，也难免会把塞外的病原体带回来，在中原地区引发了一些瘟疫。人们也往往将此归罪于降汉的匈奴人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巫人，因此在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汉武帝还派出绣衣使者四处巡查，也冤枉了不少人，这就成了后来“巫蛊之祸”的最初源头。
不过，到了东汉，瘟疫才迎来新的高潮。东汉一朝，疫疠屡屡发生，最后给东汉的坟墓铲上第一锹土的黄巾军与太平道，其起源也是因为张角三兄弟既通巫术又通医术，给屡遭疫病之苦的各地人民带来了一点对未来的希望，借此收拢了不少人的人心。黄巾军的发动，也借此奠定了根基，可以说，导致汉朝的灭亡的一大来自民间的因素，就是瘟疫久久不能消除。不过，在董卓进京以后的军阀混战之中，瘟疫并没有被消除，甚至还愈演愈烈，到了三国初步建立时，人口已经比黄巾兴起时减少了85%。生活在这一乱世中的名医张仲景，也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及，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口人，自建安元年（196年）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伤寒。这“伤寒”根据现代的医学分析，大概是霍乱一类的传染病。而导致汉朝陷入危机的一系列瘟疫，追溯起最初根源，还是匈奴人有意或无意的生物战。
草原民族长期人畜杂居，而且生活环境当中也常有鼠、鼬、狐等易携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自然在古代，也就成了一大扩散传染病的主要源头。在1347年，金帐汗国的蒙古*队军**进攻克里米亚半岛上热那亚人的殖民城市卡法（今名菲奥多西亚），由于战事持久没有结果，围城的*队军**就用出了一条毒计，把附近几具已经高度腐烂发黑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了城中。不过战事还是无果，于是围城的*队军**就只好撤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守城一方的胜利，反而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获胜后的热那亚人，有的还驾船回到老家，或者是去欧洲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然后一种全新的、以前欧洲人闻所未闻的疫病便由此开始向整个欧洲传播。得了这种疾病的人，身上的淋巴结会首先溃烂，然后肺部发生病变（又是肺病，可见呼吸道是很容易被感染的部位），最终肺部溃烂无法再进行呼吸，病人活活被自己憋死。由于死后病人全身因为缺氧会呈现青紫色，所以这种病就被称为“黑死病”。这种病，根据今天的研究来看，实为肺鼠疫。这场大瘟疫，让夺走了整个欧洲2500万人的性命，占了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还引发了两大社会问题。其一，是犹太人受到了极大的*害迫**，犹太人这个群体，在当时的欧洲，因信仰不同（犹太教），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严守《旧约》摩西律法，不食猪肉），还有职业的问题（不仅是从事商业，还从事令人生厌的金融放贷行业），一贯被人歧视。大灾祸一来，人们忧心忡忡又不知如何发泄，自然四处行商的犹太人，就成了一大出气筒。其二，是这场疫病让许多欧洲人放弃了洗澡保持卫生的习惯，因为有庸医制造的江湖传说，洗澡后人身体就会发凉，从而易于染病。此外，犹太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卫生的民族，他们有定期洗澡的习惯，这样一来，爱洗澡也使得他们成了众矢之的。两大社会问题，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顺便提一下，后面还有一场瘟疫的流行，也让欧洲人放弃了洗澡的习惯，我会随后讲述。
被有意或无意的生物战所利用的病原体，若论烈性，前面提到的霍乱和鼠疫还只能算是小意思。真正的大杀器，非天花莫属，而受害最烈的群体，则是西班牙人发现美洲以后的美洲土著。若论起天花在美洲的传播，还要涉及到另一个在美洲起了很大作用的族群，非洲黑人。第一个在美洲传播天花的人，确是一名黑人，不过，他不是黑奴，而是冒险家科尔特斯麾下的一名雇佣兵。话说科尔特斯与墨西哥高原的主人阿兹特克人作战时，起初战事并不顺利，还有若干人被阿兹特克一方俘虏，这个黑人雇佣兵也是其中之一。按照阿兹特克人的习俗，要杀掉俘虏向太阳神献祭以示虔诚。在献祭以前，阿兹特克人觉得这个俘虏长得这么黑，怕太阳神不喜欢，于是就拼了命地想要把他搓白，这样就聚集了一大拨人，但还是搓不白，最后只好放弃。但是随后，方才围观的人以及搓洗的人倒是起了一点变化，他们一个个的，都渐渐在脸上生了麻子，这是因为，这个黑人，是一个天花病毒携带者，虽然他没有发病。随后，这些生了麻子的阿兹特克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但他们在临死前也接触到了更多的人，也使得对这种病原体没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染上了这种根本就治不好的烈性传染病。残留的阿兹特克岩画上，都有一个人从脸上起麻子到慢慢病死的形象。这一风波也造成了阿兹特克人的京城，特诺奇蒂特兰城里人人自危，守城的兵力也不足以抵抗科尔特斯那几百号人了，更何况这伙敌人胯下还有令人感到害怕的“怪兽”，马，手里还有放出烟雾火星的“神器”，火枪。最后，科尔特斯攻陷特诺奇蒂特兰的时候，发现城中“每间房子都充满尸体，干燥的土地上，死者堆积在一起。 我们发现，墨西哥人（阿兹特克人）睡在自己的粪便里，因为他们病得太厉害，已经不能挪动。”但这还不算完，天花的浪潮，也借助一部分逃亡的阿兹特克人向外传播，尤其是向北方传播的，让曾经繁盛一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文明，完全被一种让人看不见的小生物毁灭了。
事后，欧洲殖民者也发现了天花这种疾病的厉害，所以，他们在对付不听话的美洲土著部落的时候，就通过种种渠道，把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或其他物件卖给他们。土著人虽然敌视欧洲入侵者，不过对他们带来的各种新鲜玩意儿还是充满了好奇，但是，这好奇心，也是把他们带往地狱的门票。一个个桀骜不驯的部族，就在这种生物战浪潮之下，没有拿起刀枪，就被欧洲人轻易消灭了，也白白地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欧洲人。因为美洲土著因为天花疾病大规模死亡，以及与欧洲殖民者相敌视的缘故，所以欧洲人后来开发美洲，无论是英法两国开发北美，还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国开发南美，主要倚仗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美洲土著，而是从非洲抓来的黑奴。
话说，虽然天花的总体战果，是让整个美洲的土著居民减员70-80%，但是，美洲人，也把他们的一件微生物礼物送给了欧洲。那就是通过*爱性**接触传播的梅毒螺旋体。欧洲人占领了美洲，也没少四处搜罗当地土著中的花姑娘以供淫乐，但是，这些花姑娘，却无意中为自己的族人扮演了女英雄的角色，他们把梅毒螺旋体这一病原体传播给了欧洲人，回程欧洲的殖民者，又把这一病原体传播给了自己的母国。这，又引发了一次禁欲浪潮，吓得欧洲人又不敢洗澡了，因为当时欧洲各处的洗浴中心，也往往兼营“大保健”，有很多“小姐”为人服务。所以，浴池又成了一大传染病的源头。但人们不明就里，再加上还有以前的关于“黑死病”的恐怖记忆，于是又有很多人觉得洗澡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甚至，自己脑子里嗨了一下去手淫，事后也要赶紧祷告求神宽恕。这也造成了在16世纪，洗浴行业一度在欧洲中衰，甚至到了17至18世纪，很多贵族身上还是臭烘烘的，一生就洗三四次澡。新旧大陆之间的病原体交换，还要早于两个大陆之间农作物和牲畜的交换，可见，所谓的“哥伦布交换”，不止给双方带来了有用的东西，如从美洲传来的玉米、土豆、辣椒之类作物，以及从欧洲传入美洲的重要畜力工具牛、马，还给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带来了疾病造成的噩梦。
（15世纪欧洲的一处高级洗浴中心）
到了19世纪，微生物学真正问世，法国的学者路易·巴斯德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研制出了对抗蚕病的方法，也开发出了第一批抵抗鼠疫、狂犬病等传染病的疫苗。然而，在他离世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关微生物的科学研究成果，也被应用在了杀人而非救人的领域。使用者，也正是此时与法国敌对的德国。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把等待运往欧洲的牲畜接种了鼻疽与炭疽杆菌。1917年，在伊拉克，德国间谍又让协约国方面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大约在同时，德军还派飞行队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了含有致病菌的食品。企图伤害当地人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计划携带明确病原体的生物战也愈演愈烈，尤其是日本，早在1932-1933年，就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地区，兴建了细菌战实验室和相关的工厂，在1936年，相关部门被扩编为细菌*器武**研制机构（就是731部队），大规模研制生产生物*器武**、其应用成果就是，在1940-1944年，在华南东南地区作战的日军，用飞机投撒感染鼠疫的跳蚤，在浙江、江西、湖南等省份制造了鼠疫大流行。日本投降以后，还以向美国上交731部队全部研究材料为条件，与美方达成了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交易。而美国方面，也利用相关的研究成果，在1952年向朝鲜战场的敌军后方，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境内，投放了含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致病微生物的跳蚤、苍蝇及其他杂物，在朝鲜境内引发了一波传染病高峰。
虽然生物*器武**确实威力强大， 能够造成比枪炮还严重的伤害，但是其效果也过于不人道。因此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也制定并通过了《禁止生物*器武**公约》，我国也于1984年加入了这一公约。国家层面上生物*器武**的使用，的确被控制住了。但是，非政府化的武装组织或个人，还是要利用生物*器武**制造点大动作的。譬如“9·11事件”以后，为美国陆军服务又心怀不满的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ins），就先后将含有炭疽杆菌的邮件，寄送给了许多收信人，其中包括参议员、杂志编辑、电视台、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等等。最终造成了5人死亡，17人被感染的后果，这一后果在公共卫生方面并不严重，但是却制造了更大的大众恐慌效应。这，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生物*器武**事件了。
自古以来，微生物造成的瘟疫，就是人类的大敌。它也时常因人类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与战争相伴，因此自古以来，有意或无意的生物*器武**，也往往会造成超越战争的社会影响。细菌和病毒的威力，是人类的刀枪剑戟步枪火炮，乃至核*器武**都无法比拟的。所以，这种超级*器武**，也理应受到控制，不被人类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