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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时至今日，《桃花扇》以“悲欢离合，抒发人生悲欢离合”这一作品的主题，已被学者们所普遍认可。
实际上，《桃花扇》在“颂圣”“吊明”两种对立心理的影响下，以“称圣称道，辅佐君臣”为根本主题，这正是它的创作主题。
这一点，既反映出作者的政治主张，又显示出作者对清朝“圣道”的尊崇，以及支持清朝“王化”的自觉与现实选择；
同时，它又反映出作家的一种矛盾思维：“吊明”取向由国家自觉所支配，而“颂圣”取向由等级自觉所支配。
“颂圣”对清兵的残*行暴**为进行了规避，对江南百姓遭受的苦难进行了轻描淡写，“吊明”与“颂圣”对侯李之恋进行了抹煞，使该剧最终落得一个歪曲离奇的结局。
《桃花扇》以“悲欢离合，抒发人生悲欢离合”为其作品主题，为历代先贤及当代人所公认。
实际上，《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十分复杂，矛盾，难以捉摸。孔尚任在他的《桃花扇·小引》中曾说，写《大话》“其意趣，实为三百卷，而义乎《春秋》，其用笔画，亦以《左》、《国》、《史记》为题。
所以，我们要提醒世人，改变习俗，赞美圣道，辅助王化。”“圣道，就是圣者的道路，王化，就是君王的教育。”
《桃花扇》的“颂圣”二字，代表着他的政治立场，矛盾的思想，以及他的创作理念，这两个字，都是他的功绩，也是他的作品，他的《桃花扇》，就是他的写照。
一、“启天下，赞圣道，助君王”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
39岁的孔尚任被派往江南治理长江，长达四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朝堂上，权力与奸佞相争；
官员们花钱大手大脚，不顾百姓的死活；那些稍微有点同情心的小官员也是束手无策。孔尚任借助于古代的经验，在对明朝“兴亡之感”的概括与表达中，力求“赞”清朝“圣道”，“辅”清朝“王化”。
(一)“醒天下，赞圣道，助君王，”并非“闲来之笔”
孔尚任在《《先声》》中，用老赞利的话说出了十二个“祥瑞”，来赞美“圣道”和“王化”。
《日丽唐虞时，百花齐放》一诗，赞美康熙二十三年的盛况，称康熙为“尧君临玄，禹君临朝”；康熙朝更是“四海皆安，岁岁皆丰收”。
《闲话》中，张薇也提到了清朝*队军**进入关内，“剿灭了土匪，还了民情，为明朝*仇报**雪恨。”孔尚任在剧本一开始便以赞颂清朝为主题，这绝非“闲来之笔”，剧中的很多细节都显示出孔尚任是从赞颂清朝皇帝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二）"戒天下，赞圣道，辅君制"是笔者对实际情况的有意识的抉择
孔尚任深知孔氏在清政府中所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他自己又是“升平盛世”中最大的获益者。在许多情况下，家庭的力量，家庭的利益，甚至超过了一个国家的国度。
所以，孔尚任在做反对清朝的决策时，必然要考虑到家族的利益，不管笔者如何哀悼南明的灭亡，但笔者还是从清朝的角度出发。
这一点，从小说中对康熙鼎盛时期的赞扬，对清军厚葬崇祯的“亘古希有”之举，对“闯贼”的打击，对清军对城市的打击，以及对“扬州十日”事件对江南百姓所带来的浩劫，都可以看出孔尚任的这一政治观点。
二、“启天下，赞圣道，助君王”所反映出的思想上的冲突
《桃花扇》因要写出“桃花扇下赠江南”，自然不可避免地要避开明清王朝的政治变迁，以及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阶级、种族冲突。
孔尚任身为汉族，其国家自觉使《桃花扇》具有“吊明”的色彩，其社会地位又使《桃花扇》具有“颂圣”的色彩。
“吊明”为“赞圣道，辅佐君主”这一主题提供了一种间接的服务，“颂圣”为“赞圣道，辅佐君主”这一主题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服务。
（一)《桃花扇》“吊明”趋向的国粹思想
侯李二人的“恋爱观”产生于明、清两代，产生于当时的大背景下。自明末起，在明清两代政权交替之时，其*乱动**达到了顶峰。这种剧烈的变化，使得全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在国难当头，许多有担当、有义气、舍己为人的人。力图拯救国运，《桃花扇》对当时民众积极参政的社会心态，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高度的褒扬。
痛斥了南明朝的贪污腐化，言辞中隐含着“吊明”二字的哀思。具体而言，《桃花扇》“吊明”的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自上而下；首先就是那个被称为“吊明之亡”的故事。
孔尚任身为一名汉人，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难免会产生一些对汉族王朝衰败和灭亡的思考。孔尚任就是以《拜坛》为题的，就是： “私君，私臣，私恩，私仇，皆为私利，岂有不灭之理？ ”从封建统治阶层的角度，去探究南明灭亡的悲剧性原因，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孔尚任所谓“私君私臣”，一是为了突出“非合法性”与“非正统性”，二是为了突出其自身的“不正当性”，“自私”本质进行了总结。
南明的君臣贪淫好色，大臣们互相算计，出卖官位，文官们贪图钱财，武将们贪生怕死。而孔尚任关于“私恩私仇”的论述，却是对《桃花扇》中大多数角色性格特点的总结。
抛开马士英与阮大铖这类以私相报，重新掀起派系纷争的大案不谈，就连剧中主要角色，也大都是一己之私，全然没有大义之心。
他们都是各自为政，从来没有人想着如何团结一致，如何努力，在朝廷和民间，人人都在争夺权力，在世界上，人人都在谈论国家大事，但是真正对国家大事负责任的却是寥寥无几。
其次，就是所谓的“思明之悲”，也就是所谓的“哀伤”，在 清初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孔尚任怀缅明代，是其民族情感的一种必然表现。
尤其是孔尚任，他在与晚清残余人士的交往中，必然也从侧面感受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事件所造成的江南民众的沉重国难。
在汉族民众心中，这一切还历历在目的灾难，发生在《桃花扇》创作之初还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孔尚任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会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相与事实，难免会有一些民族性的情感。
（二)《桃花扇》中的“颂圣”观念是由等级观念所确定的
孔尚任支持满洲帝国，是因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汉族贵族濒临灭亡，好在满洲帝国的*队军**进入了关内，恢复了贵族的威严，这才有了孔氏的支持。
当然，纵观整个《桃花扇》的写作历程，可以看出孔尚任在其创作观念上的嬗变，其情感上的纠结，其内在的冲突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桃花扇》最终完成的文本可以看出，它所表现出的国家意识是非常浓厚的，但是没有反对清叛逆的言辞；一开始就向康熙宣示了自己的功绩，这一点很清楚，但却没有向清朝政府表示忠心和奖赏的意思。”
三、“醒世化俗，赞圣道，辅天子之教”所反映出的创作理念
明清时期的戏剧界和评论界，大都直面戏剧所具备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清晰地指出戏剧所具备的“讽谏”“教化”“史鉴”等功能， 而正是由于其鲜明的士大夫倾向，才使明清时期的传奇小说在继元代杂剧中的另一个文艺巅峰。
而这一高峰的出现，则是因为作者将戏剧的“正面”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了。在“试一出”的文章里，老赞礼说道：“写《春秋》要仰仗祖先，可以吟唱，可以赞美，不能没有宫廷的教诲！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云亭了。”
说明孔尚任欲承袭其祖先孔子所著《春秋》的遗风，藉由一出史书来“政治教化”，以达到其“颂圣人，辅君制”之创作理念。
但是，由于“春秋笔法”所造成的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与冲突，以致于作家甚至可以违反现实的历史与人生的现实。这一点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一)“颂圣”观念对清军残*行暴**为的掩饰与规避
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他是一个积极的、被极力赞美的角色，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根据史料，顺治二年（一*四六**五年）5月24日，清兵用“赤甲弹”攻打扬州。 到了夜扬州，史可发要自裁，众将齐出，将他拦了下来,“一名将领，得了一条法子，从小东城门出来，被抓了起来。
法王大叫：“我是史官！”当扬州沦陷，多铎又一次试图投降的时候，史可法说：“我可以砍掉你的脑袋，但我的身体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我愿意尽快死去，追随我的皇帝。”
史可法在史书中，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刚烈之人”,在《沉江》一剧里，则是为了让史可法学到屈原“忠而见弃”而投河自尽。
在这出戏里，史可法说：“今晚扬州沦陷，我从城墙上掉了下去。”喊天地千万次，却归无路，前进艰难。
（登高远眺）翻滚的风雪，冲刷着苍穹，倾泻着无尽的怨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就死在这里了。”说完，一头扎进了汹涌的河水中，自尽而亡。
对这种结尾的处置，掩盖并避免了对史可法的*杀屠**。
(二)“吊明”与“颂圣”观念对侯李之爱的双重压制
中国戏剧注重道德教育，“净化社会，净化社会，是第一条道路”。徐复观在他的《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中指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真正的经典和伟大的作品，都不是打着伦理的旗号，而是一定有一种深层的伦理意蕴，以使它们具有活力。
如果说，道德确实限制了文学，因此，必须用文学来反对道德。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从长远来看，他们只能在道德上，而不能在文学上。《桃花扇》其实就是一出“以道德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的悲剧。
《桃花扇》在“政治教化”的写作理念指引下，不管是关系到国运的大事，或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越来越小的私人感情，都和自己的品德密切相关。
从《桃花扇》的角度来看，侯李两位诗人的“情”的悲剧性，是孔尚任由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形成的一种概念性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从这一点来看，侯李两人同时进入道教，并不完全是因为张老道的“一棍子打死”，而更多地是因为孔尚放纵了“吊明之亡”这一创作理念所致。
结语
孔尚任《以悲欢离合，抒发悲欢离合》和《惩戒天下，拯救末日》的终极目的，就是要 “醒世事，赞圣道，助帝王之治” ，达到 “经世致用” 的目的，从而为清代的治国之策。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更好地认识并掌握孔尚任“颂圣”“吊明”的种种相互冲突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电影电视戏曲文艺观
2.桃花扇子
3.试论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写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