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故人
赵启明
一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
古话讲，“千里赶上坟”。每年的清明节，不管是身在异地他乡，还是有何事务缠身，人们都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舟车劳顿、辗转腾挪，赶回故里，为先人敬香烧纸，在先祖坟头添上一抔新土，追忆先祖恩德。真乃是，“扬名留后世，烧纸一堆灰”。
生我养我的小村——介休市义安镇孙家寨地处介休市中部平川，交通便利，改革开放前期，村干部领导有方，群众就业门路广，经济收入多，全村一度时期呈现安乐祥和的致富局面。有感于在外工作的国家干部、企业老板们对村里工作的关心支持，支部村委立了个规矩，每到清明时节，都要在村里的路边饭店，准备几桌饭菜，接待回村扫墓的在外人员。
那些年清明节回村扫完墓后，都是到支部村委准备的饭店就餐。饭菜谈不上丰盛，酒水也很一般。但是大家吃着自己村的饭，喝着自己村的酒，那种味道胜过任何美味佳肴，那种感觉和心情自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美妙享受。
推杯换盏间感受的是彼此的你敬我让、真情实意，谈笑风生中，淌露的是没有距离的无拘无束、插科打诨；猜拳行令中，显现的是忘掉身份地位的酒酣耳热、天旋地转、晕晕乎乎。
喝过酒，吃完饭，谈谈正事，交流一些信息，村干部谈谈工作，提一些困难、要求，在外工作的同志们共同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免不了要表一表令人满意的态度，和做出一些不一定能兑现的承诺。最后大家互道珍重，相约来年再会，高兴地离去。时隔十几二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时过境迁，但其情浓浓，其乐融融，实在是美哉快哉！
岁月已逝，记忆犹存，往事历历，浮想联翩。感岁月更替，世事沧桑；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尝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写个中缘由，细叙端详。
二
记得是二零零九年的清明节回家祭祖的乡邻们吃饭时，有人提到了本村的张书金老人已到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事引起了我的深深关切，产生了该去最后看望老人一眼的想法。
我家与张书金非亲非故，也不是老邻旧舍。集体化那些年，我们那个一千二三百口人的小村共分成三个生产小队。我们家是第一生产小队，以村北头为限。和南头的二队、三队中间隔了叫做“两支旮旯”的几十亩空地。而张书金就是和我家居住较远的三队人。因此，从父辈至我，从过去的集体生产和改革开放后的生活中与张书金老人几乎没有打过交道。倒是有一件事情，一想起来就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他临终前，无论如何也应该看他一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八年*跃进大**”之后，五九年农村迎来了“带粮入食堂”。群众家里不许私自藏粮，不许开灶煮饭，村干部观察谁家的烟囱冒烟，马上就会加以管控。紧接着全国遭受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逼债”（当时的说法），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受了极大的困难。“饿肚子”、得“浮肿病”的现象普遍发生，饿死人也时有出现。公共食堂解散后，六一、六二年那几年中，社员分得的口粮远远不够填饱肚皮，群众饿得不行，这就导致了偷窃集体粮食不以为耻的风气。
而那时我们那一带的农村社员也是分为三、六、九等，高差有别，境遇不同。群众形象地把社员划分为三类，即“三护（负）”（照护、庇护、欺负），这就看你是哪种对象啦。有靠山的、有面子的、有势力的偷窃集体粮食动的是麻袋、口袋，夜晚出动和护田员串通也闯不下乱子。没关系、没背景的一般群众只能小偷小摸、小打小闹，反而经常被抓住处罚。当时，大多数群众偷窃集体粮食的主要方式是：夏收、秋收中，收工时扎住袄袖袖，或裤腿腿，有的裤裆中缝了大口袋，有的是把腰带缝成能装粮食的布筒筒，还有的是直接把玉茭穗、高粱穗别在裤带上往家捎带。再一种就是明面上是割猪草，实际上是草框内藏粮食。总之，人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夏秋收获季节多打闹点粮食以弥补口粮不足。
记不清是六一年还是六二年深秋的一个黄昏，父亲歼稻黍（手套小镰刀把高粱穗切下来）收工回家后，腋下挟回半捆高粱穗（估计能打十来斤高粱粒）。只听父亲对母亲讲：今天差点恫下（闯祸）！说是他们天擦黑正在收工往家走时，村支书带领一班干部截查社员捎带集体庄稼。见村干部们气势汹汹、威风凛凛迎面截来，父亲他们好像老鼠遇到猫吓得不轻，挟着这捆高粱穗就势躲在了还没有割倒的高粱地的小路边，并用上衣把高粱穗盖住。
这时，“猪儿子”（张书金小名）走过我父亲身边已经用脚踢到这捆高粱穗，但并没有声张，没有开口，父亲这才逃过一劫，干部们走后又挟着这半捆高粱回到家里。当时十岁多一些的我，听着父亲的讲述，开始为父亲提心吊胆、胆颤心惊，而后又为遇到张书金这样的好心人而有惊无险，如释重负、十分庆幸。至此，非亲非故的张书金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
要知道，当时私拿集体的庄稼是村干部严厉打击的错误行为。如果张书金不留情面，公开揭露，抓住不放，村干部会对父亲如何处罚？实在是不敢想象。我本人十来岁时就仅仅因为和李瑞宏（现凯嘉退休职工）等小伙伴捡拾麦穗，看见支书干部们过来，已经藏在坟墓旮旯还被逮住，用绳绳拴上送到西庙黑窑洞中关了几个小时。
长大和成年之后经历的一些类似令人难以忘怀和印象深刻的往事，和张书金老人高抬贵手、放我父亲一马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体味、比较，更感觉其当年的行为举动十分难得，是其人性中的善良仁厚本性的充分表现。
我清晰地记得，一九*四六**年盛夏的一个星期三，我已是我村在义安中学上学的唯一中学生。那时候，虽然考上中学就转成了国家供应，上灶吃饭一天也只用两三毛钱，但大多数同学上不起灶。每个星期都是在家带干粮、咸菜（秋后、冬、春有酸菜）解决吃饭问题。我家离学校七华里，星期三可以在上午课上完后，晚自习前回家取一次干粮。
那天，上午课结束后已是中午十二点以后，我背着空干粮袋，手提着饭筒急匆匆地向家里出发。过去的老路是，出义安西门一瞭斜向西大期村而去。过了西大期村离我村就不远了，而义安到西大期的这段路叫“三畛道”，路很长，特别耐走。路东是庄稼地，路边的水渠上一排茂盛的柳树可为行人遮荫，而路西则是几百亩低洼潮湿的盐碱荒滩，长满寒蓬草，走在路上，放眼远望，给人一种空旷寂寥的感觉。时值正午，骄阳当空，路上行人稀少，四野俱寂，只有断断续续、少气无力，高一声、低一声的蝉鸣不时传入耳中。走到“三畛道”中段，只见迎面走来一人，此人身材矮小，仅有一米六几，生得头长、身长，显得腿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疾进。走至近前，看得清楚是我村的大队通讯员李某，估计是到义安公社为村里办事。
李某比我大了十几岁，他虽然是南头人，但当时全村也不过千数口人，又是在大队当通讯员，对全村的情况和人员应该是熟悉的，虽然平时没有接触，但对我也应该是认识的。看到李某对面走来，我遵从父母从小对我的教导，见了大人要有礼貌：见了比父母大的要称呼“伯伯娘娘”，小的要称呼“叔叔婶婶”。于是停住脚步，很恭敬地问候道：叔叔，你到义安村去？万万没有想到，李某毫无表示，面无表情，头也没有点了一下，更没有搭理我一声，只是看了我一眼，就扬长而去。
此事对于我这个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尚属懵懂年少的穷孩子，心中仍然感到十分屈辱和难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我久久地、苦苦地思索，怎么回事？不是一个村，不认识的生人，称呼一声“叔叔”，也应该有所反应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反复考虑，究其根源，还是应了农村中的那句老话：前半辈子是看父敬子，后半辈子是看子敬父。自己穷搭讪，人家不理咱，自有他的考量和道理。我的老家本来是本县张兰镇田堡村。曾祖父中年早亡，老奶奶带着爷爷改嫁到孙家寨任家。
爷爷长大后未回田堡老家继承田产地业，在孙家寨村过起了无房无地的贫穷日子。后来爷爷又早亡，这样父亲孑然一身，既无本家伯叔，也无兄弟姐妹。父亲由老奶奶在任家养大。造成了我们一家在孙家寨村单门独户，无所依托攀附的状况。父亲经常讲，“咱们是单皮皮墙既不厚实，又没挨靠”，在当时我们那样的小村以家族为主导的宗法社会中本来就处境不佳，又加以父亲文盲一个，胸无城府、性情耿直，心直口快，经常祸从口出，不把得罪人当回事情，这就成了不受掌权者喜欢的“三等公民”。
通讯员李叔的冷漠，让我很早就洞悉和参透了人情世故，使我深切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努力，自己没出息，自己没地位，被人看不起，不要说叫别人伯伯叔叔，叫爷爷老爷也是白搭！
相比之下，也更使我感觉到，张书金老人能在自己年轻得志、如日中天、春风得意之时，对不被人看得起的我的父亲高抬贵手好意放行，实在是显得十分可贵和难得。
四
转眼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已经参加工作，成为人民公社的正式国家干部。那年秋收时节，跟随公社书记、主任、副书记一班领导到各村检查秋收秩序和进度。
来到南桥头村离村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此处车来人往，视野开阔。我们随领导一起把自行车打好，开始观察田间秋收情况。这时有位白发散乱、衣衫褴褛、略显邋遢、行动迟缓的老妇人，正在路边侧身半跪一颗一颗地捡拾散落在地上的黄豆粒。*党**委李副书记见状，没有言声，快步走了过去，一巴掌就把老人已捡好的黄豆粒打落在地，并随口训了几句，让其快点回家。只见老人缓慢而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朝这位领导瞅了又瞅，而后迈着蹒跚的脚步恹恹地向村里慢慢走去。
见此一幕，我心中不免生出不可名状的震颤，与同是一般干部关系要好的常原柱同志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神，对这位领导的冷酷而粗鲁的举动表示不能恭维和赞同。
也是巧合成书。这位李副书记大名中最后一个字也是个“金”字。也很可怜，五十多岁不到退休，他就找马克思报到去啦！
多少年来，我每当忆及此事，我就想：人性中的“善”“恶”之分真是十分明显。如果说，当年张书金老人能放我父亲一马，是充分凸显了他的人性之中“善”的话，而李副书记无情冷酷地打掉了老人手中的黄豆粒，恰是其人性中“恶”的袒露。现实告诉我们，人与人的人性确有天壤之别，而且很多情况下，人性的善恶和本人的地位学识没有关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世界上，“性善”之人多一些，“性冷”“性恶”之人少一些。
当今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十分剧烈。现代理念和传统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即所谓：人心不古。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社会的一员，“善良”的个人品德是万万不可丢弃的。任何时候“存善心、除恶念”是应该身体力行的必修课。
我村的张书金老人，出身于我村的张家大户，其父旧社会当过村长，说起来也是我村的“官二代”。本人能言善辩、精明强干，三十来岁就担任第三小队生产队长。那时候全村的自行车少之又少，张书金就骑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有一天集体劳动收工时，张骑车过来，三队女社员孕妇刘金凤稀罕地往张的自行车后座去坐，不想一下闪空，跌坐在地下，遭致大出血而身亡。此事既轰动一时，也长久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年轻时的张书金可谓风华正茂、志得意满，十分风光。不想，好景不长，命运多舛。六五年“四清”运动中，因经济问题，被“戴帽”管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甄别平反后，老人虽然年岁已大，但带领全家勤劳致富的劲头很足。听说还当过群众代表，热心参与村政，经常为村委建言献策。可能是人太强势还是什么原因，和儿子儿媳以及在我们那一带颇具影响有些威望的“老革命”——老干部妻哥的关系闹得很僵，引起人们的诸多非议。
“清官难断家务事”。人生的是非曲折谁能说得清楚？纵观老人的一生是十分坎坷而艰难的。对于一个有头脑、有见识、有主张的人来讲，在其即将告别人世之时，其心境无疑是十分凄凉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及时去看看老人，送上一份温情，让老人在凄苦中增添一点意外安慰，这是我应该也能够做到的。
于是，支部书记相随引路来到张书金老人家。
五
宽敞明亮的新翻修的现浇顶房屋，窗明几净，暖窑热炕，显示着张书金老人带领全家发家致富的成绩和成效。
蜷缩在炕上的张书金老人瘦骨嶙峋、少气乏力，昔日浓眉大眼、粗门大嗓、健壮矍铄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好在老人神志还十分清楚，交谈也还顺畅，知道我的来意后十分激动。当我很动情地讲说当年的往事深表谢意时，老人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我问老人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时，老人显得很豁达，自知沉疴难疗，无力回天，只是平静地说，到了最后上路的时候如果痛苦太大，要托人找我买“杜冷丁”之类的止痛针。我自然满口应承。
简短交谈，安慰了老人，表示了自己的一点心意后起身告辞。
二零零九年的清明节就这样过去了。
二零二三年的清明节又来到了，一晃就是十四个年头。由不得再次想起了张书金老人，不知老人在那个世界过得还好？是否还一如既往，秉持善良的本性，是否再没有病痛的折磨？依然一如当年粗门大嗓，精神矍铄？
对于他老人家人性中的闪光亮点，以及在那特殊困难年月对我父亲的错误行为的宽容和善待，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难以忘怀。
作者简介
赵启明，介休市义安镇孙家寨村人，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