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上街，亲眼看见一“骑车女”逆行骑车撞上了对面的“行走男”，“行走男”虽无大碍，还是抢得一个“趔趄”，“骑车女”也颓然倒地，她不但不为自己的过错愧疚，反而理直气壮要“行走男”为她摔倒负责。静观全过程，不禁哑然——人世间还有没有是非曲直。
曾读过《人啊，人》这本书，作者戴厚英是一位很有才华和思想的女作家，然而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竟被她悉心照顾的老乡所杀害。人啊！人，到底怎么了？
受这件事影响，我常常沉思。以后，类似事件也一直再现，其多样性、不可思议性也不断“升级”。 “霸座哥”霸占别人座位并对乘务员胡搅蛮缠；高铁无座票老太无理要求他人为其让座，对乘警无理取闹，粗口相向，动手打人；重庆万州，乘客与公交车司机互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15条生命葬送。这些事情的 “始作俑者们”蛮无道德和法纪，底气何来？
一篇题目为《72分钟我被逼成杀人犯”，最经不起考验的是人性》的网文，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一女生过生日，众人作为“不速之客”到她家吃饭。因女生带大家去了一家价格低廉的大排档，遭到众人指责。有人肚子痛，说是大排档太脏或食物中毒，于是所有人便抠着喉咙把刚吃的晚餐硬生生的给吐出来。自第二天开始，他们便对女生进行了长期的*力暴**伤害。
法国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他的个性便湮灭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群体”——我们要什么样的“群体”，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据说，伦敦教堂的墓碑上有这样一段碑文，大致意思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年，发现不能改变世界，将目光缩短，决定改变国家。进入暮年，发现不能改变国家，最后的愿望是改变自己的家庭，结果也不可能。行将就木之时才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就去改变自己，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甚至可能改变世界。
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也是灵魂的自省。当年，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此后，这个志向远大的黑人青年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在我们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先生抱着学医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感受到国民的愚昧和麻木，深感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于是，弃医学文，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意思是说：当好的念头产生时，一定要及时予以肯定，让它扩充开来。而当不好的念头产生并即将诱惑自己偏离正轨时，则要当机立断，坚决予以制止。这种能对好念头予以肯定并扩充、对不好的念头予以制止的能力，叫作意志，是上天赋予人的独一无二的智慧和能力。那些成为圣贤的人就是靠这个意志，不断修养心性，才成为圣贤的，而普通人要提升自己，也应当存养意志，否则就很难进步。
我泱泱中华，文明源远；国学经典历久弥新，当代文化繁荣灿烂。《易经》、《道德经》等指出了自然法则和为人法则，为人类的生存生活指点了迷津；《红高粱》、《白鹿原》等影视作品让人受益匪浅。朴素的道理就在当下，触手可用。宋朝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法国皇帝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觅得《孙子兵法》悔看已晚，大叹否则“怎会如此下场”。作为国人，我们可“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必“书非借不能读”？作家贾平凹说：“一个人读书，能让心灵安静；一群人读书，能让思想产生光芒；一个民族读书，必将使这个民族走向文明与进步”。全民阅读，阅读全书，薪火相传，传承习惯，人与人必将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必将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