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5月31日报道，在五天的时间里，拉杰什·乔汉靠双脚赶了1000公里的路，他的腿肿了，脚板底磨出的水泡也破了，他用在路边捡到的一块塑料垃圾吸收脚上的脓液。

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不能停下脚步。

拉杰什·乔汉和伙伴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位26岁的农民工从位于印度南方的班加罗尔走到了印度的心脏地带，但是距离他的家乡，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

3月24日，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印度宣布全国*锁封**。虽然当时印度全国才发现450例确诊病例，但印度的城市从那一刻起就陷入了停滞状态。大约有1亿印度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一夜之间，许多和乔汉一样的人失去了工作，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积蓄，被困在了城里。

由于无法在城市中生存，而且印度庞大的铁路网大部分已经关闭，许多人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他们决定步行数千公里，回到家人身边。

不幸的是，很多人没能完成这次特殊的“徒步之旅”，在一次事故中，16名在铁路上睡觉的农民工被货运列车轧死。还有些人死于筋疲力尽、脱水或者饥饿。那些被警察接走的人经常被送回他们试图离开的城市。

乔汉知道步行的风险。但是5月12日，他决定无视印度政府严格的*锁封**令，从班加罗尔出发，开始这场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徒步之旅，回到他在北方邦农村的家里。

他原本希望搭便车，但由于警察开始检查卡车是否有偷偷载客的行为，司机索取的好处费超出了乔汉的预算。在10天的时间里，他不得不躲开警方设立的检查站，拖着酸痛的脚一路步行，渴了还能喝口茶，饿了就只能以饼干充饥。

乔汉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次的旅程。这是一段充满悲伤和焦虑的回忆，将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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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汉于去年12月来到班加罗尔的建筑工地上打工。

他的家乡是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边境地区的一个小村子，在家乡，他一天能赚250卢比（3.30美元），而在班加罗尔，他的收入可以翻一倍。

他的兄弟在另一个邦打工，兄弟俩每个月寄回家14000卢比（185美元），这笔钱足以维持他们拥有11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其中包括乔汉的两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们都住在搭建在田边的茅草屋里。乔汉的侄子阿温德·塔库今年14岁，刚好到了印度法定的打工年龄，也来到班加罗尔和乔汉一起打工。

在印度全国*锁封**几个星期之后，乔汉叔侄俩和其他9名来班加罗尔打工的同村老乡决定离开。5月3日起印度恢复了部分铁路线路的运营，允许跨邦旅行，但是审批程序极为严格。

这些农民工被告知要去警察局登记他们的旅行计划。到5月5日，在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已经有21.4万人登记准备离开，但由于火车恢复的运营能力有限，只有1万人买到了车票。

通常情况下，乔汉会花300卢比（4美元）买上一张最低等级车厢的票，然后坐48个小时的火车回家，但在疫情期间，最低等级车厢的票价也飙升至1200卢比（15.90美元）。可是买票的地方不是售票大厅而是警察局，因为渴望回家的人实在太多，必须依靠警察才能维持秩序。

汽车站等候上车回家的印度农民工

班加罗尔警方告诉CNN记者，当一天的车票售完之后，他们必须挥舞警棍才能驱散渴望获得车票的人群。乔汉说：“我们被殴打了很多次，就因为我们贫穷。但是贫穷并不意味着警棍打在身上不会感到疼痛。”

乔汉和他的老乡们在警察局外面买了五天票都没有买到，他们最后决定步行回家，但是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

乔汉说：“我的父亲有严重的糖尿病，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们没有钱回家，他们会一直哭到我们回到家的那一天。我父母的身体根本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们所有人都决定告诉家人我们正在等火车。”

他在背包里装了4件衬衫、一条毛巾、一张床单和几个水壶。他的钱包里有170卢比（2.25美元）。

5月12日凌晨3点，乔汉一行11人一起离开了他们在班加罗尔合住的锡皮窝棚，踏上了步行回家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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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汉离开时，警方已经在整个班加罗尔四处设立了检查站。当局根本没有预料到农民工的回家欲念会如此强烈，他们澄清说登记后就可离开仅适用于那些“被滞留”的外地人，不适用于来此打工的农民工。

换句话说，农民工的跨邦旅行依旧是被禁止的。

乔汉一行人还没走出班加罗尔就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把他们带到了车站，通知他们的老板把他们接回去。老板当然不希望他们离开，尽管印度农民工享有印度法律规定的权利，但他们往往不了解这些权利，从而遭受到雇主的盘剥。

中午警察换班，乔汉一行人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他们抓住机会跑了。乔汉说：“我们一路狂奔了两公里，直到我们觉得安全了才停下来。”

他们一路沿着铁轨前行，随时注意避开警察，他们又跟在其他同样步行回家的农民工身后走了一个整晚，终于在5月14日凌晨1点进入安得拉邦。

也就是说，在出发整整46个小时之后，他们才进入路上要经过的五个邦中的第一个，仅仅前进了120公里。

乔汉一行回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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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汉一行11个人有9部智能手机，他们使用谷歌地图导航，地图上的蓝点就是他们判断自己前行方向是否正确的依据。

为了节省电量，他们一次只开一个人的手机，然后轮流共享GPS导航，一路上没有多少地方可以给他们充电。

他们旅程的第一部分是沿着44号国道前行，这条漫长而开放的道路从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将整个印度规则地一分为二。

这条路会把他们带到特伦甘纳邦的首府海得拉巴，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将成为他们旅程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们听说在那里可能搭到便车回家。

5月的印度南部气温已经超过40℃，乔汉每小时大约走8公里，走两个小时休息一下，他的目标是每天走110公里。乔汉说：“休息一下或打个盹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但我们知道，每次我们坐下，再起来走路就变得更困难。”

一路上，他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像他们一样，靠着自己的脚底板向贫穷的奥里萨邦、切蒂斯格尔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走去，这些邦为印度的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乔汉说，在路上，在印度农村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消失了。他们11个人来自同一个村的不同种姓，但是在漫长的回家旅途中，没有任何人因为种姓问题而产生隔阂。

在他们出发后的第二天，乔汉脚上的拖鞋磨破了，所有人都把钱集中起来为他买了双新鞋。

但是到了第三天，集中起来的钱就只能用于买食物了。他们从离开班加罗尔开始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每个人出发时身上只有150卢比（2美元）到300卢比（4美元）不等。他们花了100卢比（1.32美元）买了20块饼干，一整天就靠这些饼干充饥。乔汉说：“我们必须节约每一个卢比，因为在后面的旅途中随时可能需要钱救命。”

“我们的肚子会嗡嗡作响，这时候我们就吃一块饼干让肚子安静下来。我们很饿，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把钱省下来应付紧急状况。”

那天上午8点左右，他们在44号国道旁边停了下来，准备休息1小时，结果他们一觉睡了8小时，公路上的喧嚣和卡车的轰鸣都无法吵醒他们。

44号国道上，有志愿者给返乡农民工分发食物

他们下午4点才醒过来，离海得拉巴还有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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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海得拉巴的方向，乔汉一行人走了一个通宵，在他们出发后的第四天上午10点，他们走到了一个叫做达库尔诺尔的小镇，结果被一座桥上的警察检查站挡住了去路。要想去海得拉巴，必须渡过这条河。

乔汉他们看到一群农民工在沿着河走，于是就跟了上去，走了大约3.2公里，发现有几百人正在那里蹚水渡河。

乔汉他们犹豫了，因为他们不会游泳。乔汉说：“男人、女人、孩子、老人都在过河。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行？”

经过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河水只有1米深，乔汉将包举过头顶过河，同伴中个头最高的则牵着他14岁的侄子。

乔汉说：“我们很害怕会被河水冲走，但是我们一直告诉自己，这是回家的唯一一条路。这100米的河段可能是我们旅途中最害怕的一段路。”

回到高速公路上，卡车司机跟他们要每人2500卢比（33美元）才肯带他们去北方邦。乔汉说：“司机告诉我们，如果警察抓住他们，他们将不得不缴纳巨额罚款。他们不想冒那么大的风险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报酬。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路。”

幸运的是，他们还是遇到了好人。一个老人给他们吃了四天里的第一顿饭。有运输大米的卡车司机看到他们起泡的脚底后心生怜悯，让他们上车在麻袋里睡觉，开车把他们带到了海得拉巴市的郊区。

海得拉巴

在跨过特伦甘纳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边界后，他们的运气又来了。当地一名村民把他们带到一所学校，那里有非政府组织为农民工提供食物和水。

没想到的是，300多名农民工正在吃饭时，警察来了。

乔汉说：“警察开始虐待我们，他们说我们没有遵守社会疏离令，我们彼此应该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他们试图分散人群，并且告诉组织者停止分发食物。”

但是现场农民工的人数超过了警察的人数。乔汉说：“我们开始大喊大叫，有人甚至开始动手推搡警察，警察见势不妙，退回到吉普车附近去了。我们很生气，他们（警察）不仅不帮助我们，还不准别人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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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汉在班加罗尔时就已经听说了新冠肺炎在印度大流行的事，但是他说他对此事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他5月12日离开时，班加罗尔只有186例确诊病例。乔汉在回家的路上和其他农民工聊天，和他们一起挤在卡车和拖拉机上，在一起吃饭，这些都违反了社会疏离令。

关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迁徙如何影响印度疫情蔓延的数据很少。很多邦都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查出好多例阳性反应，但不知道这些农民工是在他们打工的城市感染了病毒，还是在返乡的途中感染了病毒。

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已经有超过80.7万名返乡农民工被隔离观察，其中5万多人接受了核酸检测，结果发现1569例确诊病例。

在乔汉他们返乡旅途的第五天，他们到达了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并且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乔汉的侄子阿温德·塔库发起了烧。塔库说：“我当时确实很害怕，我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但是大人告诉我，我不可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首先出现的症状是感冒和咳嗽，而我只是发烧。他们给我吃了药片，我感觉好多了。”

在高速公路上，疫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对这些靠双脚走路回家的农民工来说，对他们健康更大的威胁来自饥饿、口渴、疲劳和疼痛。

印度究竟有多少人因为受到*锁封**令影响而死亡？目前没有官方数据，但一群印度学者建立的志愿者数据库一直在追踪当地媒体报道的因*锁封**令导致死亡的人数。

根据数据库的记录，到5月24日，印度全国已有667人因受到封城令影响而死亡。其中244人是无法乘*交坐**通工具，只能步行回家，在途中因饥饿、疲惫或者交通事故丧生。

乔汉说：“在班加罗尔，我很害怕这种病。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家。如果我们在途中生病，那是天意。”

“在离开班加罗尔的那一刻，我们就将命运交给了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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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班加罗尔出发后的第6天，乔汉一行人越过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边界，进入中央邦。

在中央邦，白天他们可以搭乘拖拉机、公共汽车和卡车，山坡上的村民向他们提供了食物，他们甚至还洗了个澡。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中央邦和北方邦的边界线。这时他们离家已经只有350公里了。乔汉说：“我们忘记了痛苦，感觉好像已经回到家中了一样。”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在他们连续步行的第9天，他们到达了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

此时他们离家仅剩128公里。自从出发之后，乔汉第一次买了饭，并且给家里打了电话。他告诉家人，他们买了到北方邦的火车票，一天之内就可以到家了。

乔汉说，离家越近，他们就感到越累。

第10天，在离他们村子还有30公里的地方，乔汉的侄子塔库首先撑不住了，他倒在了柏油马路上，同伴们往他脸上泼水才让他苏醒过来。

然后，在离家只有3.2公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警察。他们无法通过这最后一关，只得接受隔离。

他们终于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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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0天、超过2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使得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乔汉说，这一趟走下来，他的体重下降了20斤。他说自己的脚肿得比猪蹄还大，以至于在隔离点走到浴室洗个澡都费劲。

然而，在北方邦，隔离措施的执行是非常不力的。

5月24日，乔汉的家人就得到允许去探望他，此时他才隔离了3天。

他的孩子们朝他扑过来，乔汉说，在和孩子们紧紧相拥的那一刻，他忘记了身上的疼痛。他被允许回家看望亲人，并且可以去药房买药，当然，买药的钱都是借来的。

乔汉说，当他看到家人还住在茅草屋里时，他就明白了自己在班加罗尔的工作对于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计有多么重要。

乔汉的茅草屋的家

5月25日，发生了一起悲剧。和乔汉一起从班加罗尔走回来的伙伴之一、30岁的萨尔曼在离开隔离点回家后被蛇咬伤了。

他死在了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在印度，每年大约有45000人被蛇咬。200多人参加了萨尔曼的葬礼，其中包括和他一起从班加罗尔走回来的同伴，他们本该还处在隔离期中。

乔汉对这起悲剧表达了哀悼。然而，他意识到，村庄的贫困，家人的饥饿以及医药费所带来的日益沉重的债务都迫使他最终还要回到城市里工作。

乔汉说：“当我离开班加罗尔时，我曾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去。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在家里待上几个星期，看看*锁封**令是否会放松，然后再回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