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铺天盖地都是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
小编悲伤过后，想到的是，战乱时期，钱锺书与杨绛和女儿重新团聚时说过的一句话：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如今，阴阳两隔17年了，他们仨终于又在天上团圆了。
他们一家子都是与世无争的读书人，潜心做学问，搞研究。
但是，他们浪漫起来，我等凡人只有艳羡的份。
钱锺书和杨绛有一个约定：
那时刚经历过*革文**浩劫，两人在各种“运动”中苦心孤诣写就的两本著作出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和钱锺书的《管锥编》。
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
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杨绛·《我们仨》
于是，当时出版的这两本书，他们互为题签。
再后来，这就成了两人之间的传统。谁有书出版，就给对方题签。
我们不妨一本本看下来，顺便欣赏一下两人的墨宝。
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
钱锺书的中国古诗评论著作《谈艺录》。
杨绛的文学评论《春泥集》。
钱锺书的诗集《槐聚诗存》。
杨绛记录干校生活的《干校六记》。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钱锺书的字潇洒飘逸，杨绛的字端庄清秀。
杨绛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
《钱锺书论学文选》
杨绛的怀人忆旧之作《杂忆与杂写》。
在你的书上留下我的字迹，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情书吗。
在女儿钱瑗和钱锺书相继去世后，杨绛写了那本感动无数人的《我们仨》。
这次，只能是杨绛自己的题签了。
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她用一行娟秀的小字写着：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令人肝肠寸断。
杨绛与钱锺书的爱情，是文坛一大佳话。
两人相伴的66年，都是爱书之人，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爱意都渗在字字句句间。
现在回顾起来，不禁要感叹，这是学霸才有的浪漫情怀。
- 1 -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杨绛还叫杨季康。
（注：杨绛在家里排行老四。“季康”两个字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就变成了“绛”。她在第一次写的话剧上演的时候，就把“绛”做了自己的笔名。）
杨绛对他的印象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
他说起身体不好，常失眠。我介绍他读Out witting Our Nerves，我没有书，只介绍了作者和书名。后来他说他借到了，读了。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
……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
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
……
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吴学昭·《听杨绛讲往事》
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的杨绛
很久以后，在两人分别的日子里，钱锺书这一天一封的信，几乎没有断过。
- 2 -
锺书清华毕业，到上海教书，与季康通信很勤。特别是假期，每天一封信。信封上发信人的落款也千变万化，一般称“奏章”。
阿季记得放假回家，门房每天给她送信，口中说：“四小姐，奏章来了。”
一次锺书自称“门内角落”，阿季不解其意。
得回信才知“门内”是money（钱），“角落”是clock（钟，无锡方言音似clock）。解释过后，阖家大笑。
- 3 -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
1935年，两人在赴英国留学的轮船上。
两人过上了神仙眷侣的（学霸比赛读书的）生活。
在牛津比赛谁读得书多，年终结算。
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
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
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吴学昭·《听杨绛讲往事》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的合影
后来杨绛怀孕了，看书的进度就落下了。
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杨绛·《我们仨》
那时候，他们每晚出去散步“探险”，然后回到寓所“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锺书几次对我说，我教你做诗。
我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
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杨绛·《我们仨》
这是杨绛1936年6月14日在牛津为锺书拍的一张小照，锺书在寄奉岳父母时写道：
“爸爸，娘，近照一张，已变肥头大耳之人矣；皆季康功也。下巴亦重，在书房前所照。胡子虽黑而光线不好，故不得见照中，大失望，不久当另照一穿牛津制服者寄奉。”
- 4 -
1937年，钱锺书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和杨绛赴巴黎求学。
两人的读书比赛还在继续。
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
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
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
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杨绛·《我们仨》
- 5 -
留学回国后，正是抗战时期，钱锺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则留在振华女校的上海分校当校长。
分居两地，锺书三天两头给杨绛写信，然后就苦苦盼着回信。
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有一首题曰《一日》的小诗，写自己焦急等信的心情，傲娇且萌：
一日不得书，忽忽若有亡；
二日不得书，绕室走惶惶。
百端自譬慰，三日书可望；
生嗔情咄咄，无书连三日。
四日书倘来，当风烧拉杂；
摧烧扬其灰，四日书当来。
- 6 -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
锺书在序中说：“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
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锺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To C. K. 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 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C. S. C.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 7 -
1947年，钱锺书在抗战时期写就的《围城》出版。他在序中写道：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杨绛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间斗室里，把战火纷扰关在门外的一对夫妻，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乱世中却有了岁月静好的甘甜。
- 8 -
解放后，他们期盼的平静日子并没有到来。
“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人心浮躁，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跃进大**”时，杨绛下乡改造，钱锺书留在家里，天天给她写信。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
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面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
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
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
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
——杨绛·《记一次下乡》
- 9 -
后来夫妻两下了干校，杨绛分在了菜园，而钱锺书是通信员。
他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取邮件，就会绕道菜园与杨绛见面。
杨绛说：“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他每天一封的小短信依旧没有停。
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
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
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
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杨绛·《干校六记》
- 10 -
*革文**结束后，终于迎来了和平年代。
他们一家人，每有分离，必定鸿雁传书，仿佛一日不可分开。
这段时期，锺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锺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
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
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
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
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
——杨绛·《我们仨》
- 11 -
钱瑗有着与二老一脉相承的情趣。
钱瑗去英国访问，寄回家里的照片，背面写道：
There is a goose in the picture.
P.S.There is another goose (pedagogoose) in the picture!
照片上有一只鹅。另外还有一只鹅（指她自己，口语goose指傻瓜）!
Pedagogoose是钱先生为女儿创造的雅号：pedagogue（学究）加goose（傻瓜）。
钱瑗为爸爸画像，“衣冠端正，未戴牙齿”。赛丑、丑儿，都是钱锺书与杨绛给钱瑗取的昵称。
1994年，钱锺书病重住院，1995年，钱瑗查出骨癌晚期，也住进医院，她于1997早春去世。
1997年新年，她还给爸爸写信拜年。
牛头或者Oxhead也是昵称，因为钱瑗属牛。
当时钱瑗病重只能躺在床上写字，所以字迹凌乱。
杨绛注：“翻司法脱（face fat）脸盘肥”是一句笑话书上的“洋泾浜诗”，爸爸常用来逗女儿的。
杨绛写给钱瑗的字条，嘱她不要劳神。
即使面迎着死亡，这一家人之间仍然充满了温馨的点滴片段。
- 12 -
如果说钱锺书对杨绛的爱都融在那绵延60多年的一封封书信中，那么杨绛的爱则体现在对他无私的奉献和支持中。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在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一人独守孤灯又过了17年。
没有亲人的陪伴，但她把最后的日子用来回忆，整理，她说自己是“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她用自己的文字，在《我们仨》里，让他们又活了一遍。
她倔强地把钱锺书留下的手稿，几麻袋天书般的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整理出来，完整展现给世人，不让他的才华浪费哪怕一点。
在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花10多年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
也许，这才是最长情而浪漫的告白。
（编辑：左卓）
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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