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五中的前世（下）
文|王念时
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
1949年7月16日，负责长江上游防线的宋希濂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最终决定率部所属十余万国军放弃宜昌，退入川东鄂西山区；接踵而至的解放军第四*战野**军程子华兵团除了在宜昌外围遭遇过零星抵抗之外，势如破竹的顺利解放了宜昌城区，但未完成消灭敌主力的预定计划。而6月就在当阳芦家湾奉命成立的宜昌市委市政府在7月19日午后一点，浩浩荡荡的“入城工作队”终于踏上了已经被解放了三天的宜昌城区的土地。
说是“浩浩荡荡”一点也不差，因为这支队伍有1200多人，可是有1100余人都是担负护送和警戒任务的解放军，真正的宜昌市委市府的干部，除了原地委各部门从各地抽调而来的，就是省委分配而来的包括笔者父亲在内的南下干部，以及在荆（门）当（阳）远（安）招收的一部分青年，总共也就是五六十人。入城之初，那不足百人的新政权就驻扎在已经放了暑假的宜昌县中的校园里。
当时，刚刚入城的新政权面临三大任务：支前、接收、恢复生产。先后有20余万隶属第二*战野**军的部队从宜昌经过，需要组织储量庞大的担架队、运输队随军行动，支前工作是重中之重；旧政府的各机关和文教、医院等单位的接收也迫在眉睫，加上还得组织尽快恢复生产，到周边产粮区紧急调运粮食，维持社会治安，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担任领导、组织和引导工作，那区区五六十名干部简直就是杯水车薪，用宜昌话说：“连撒胡椒面都不够。”
好就好在新政权在进城之初就已经做好了从当地青年中紧急招收和培训干部的准备，并在进城的几天之内就在宜昌城区到处张贴各类招生广告，其中就有培养地方干部的宜昌市行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宜昌行政干校）。在那张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张贴的时间还标明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的《招生布告》上写出的报考资格是：“凡年在十八岁到廿五岁之男女青年，愿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奋斗，无不良嗜好，有初中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者得自由报名投考，或经本市各机关之介绍投考。”
那张《招生布告》说明是八月十日开学，学期“三个月毕业”，可见得新政权因缺乏干部处处捉襟见肘，有些求贤若渴和干部速成班的感觉。在“待遇”一款中，《布告》指出“市政府供给教材和食宿，自备衣被和零用费。”最后有些模糊的表示：“毕业后由市政府分别介绍工作。”其实，这就是现在的国考，招收的都是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
当时各路青年报考宜昌行政干校的原由千奇百怪：有拿着组织介绍信远道而来的，也有朋友介绍而来的；有当时的地下*党**的干部托人带信，让自己在乡下的亲戚赶来报考的，也有些被家长报名，自己有些不愿意，所以姗姗来迟，连开学典礼都过了才前来报到的；有被已经报名的同学拉进来的，也有因病在家里治疗，归队后被派到干校来的；有抱着“一想升学读书，二想找出路求生存”加入的，也有包括笔者母亲在内、在老师周重威的率领下，仅在宜昌市解放数天之后就集体参加了宜昌行政干校的宜都师范（后来的宜昌师范、现在的三峡大学的前身）的同学们。
那个《布告》上的校长是刘真：宜昌市的首任市长；而副校长是何定华，当时是宜昌市委宣传部长。自然份量很重，可见得新政权对自己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寄托了莫大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宜昌行政干校的报名地点开始是在当时的宜昌简易师范（地址在原来的学院街小学）里，因为新成立的宜昌教育问题研讨会要在那里对接收过来的国统区所有教师进行培训，宜昌行政干校就不得不另觅校址；宜昌市委市政府也就不得不为刚成立的行政干校让步。
于是新入城的宜昌*党**政机关在原宜昌县中仅仅只呆了十天，就匆匆搬到位于学院街的原国府专员公署（后来的公安局大院）去办公。由此可见，刚入城的新政权对旧时教师的培训和对新干部的学习十分重视，连自己进城之前选定的办公地点也可以为之让步。这才有了1949年8月23日《宜昌日报》第一版刊登的“本市及分区干校先后正式开学”的消息：“16日，本市行政干校在原县中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刘真市长，何定华校长亦临参加，教务主任于溪致开幕词。”
原以为这所从学院街搬到原宜昌县中（现在的宜昌市五中）举行了开学典礼的宜昌行政干校会在那里有一个稳定的学校校址，不想他们也不过就是在那里呆了一个月，1949年9月之后，同样新成立的宜昌市初中也把校址选在此处。那个时候，新政权的政策是：教育为大、学校为重，而那所以培养干部为宗旨、短期训练班形式的宜昌行政干校就不得不和市委市政府一样再次搬迁，将学校搬到现在市一医院西门处的原来哀欧拿女中的教舍里继续进行学习。
因为形势和工作的需要，那第一批110多名学员学习不到三个月就提前毕业，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宜昌干校从1949年8月到1951年7月一共先后办了三期，为当时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培养了300多名干部，其效果就和当年参加过宜昌干校学习的学员回忆的那样：“干校三个月，胜读十年书”，“三个月管了一辈子”。他们中间有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还走上了地市和各级领导岗位。
抗战结束后由建始三里坝迁回宜昌的省立六中（宜昌一中的前身）尴尬的发现，在已被战火毁成一片废墟的城区难以找到学校的安身之地，只得暂以接收日本侵略军在土门垭（现在的土门）机场的简易军营为校舍，直到1947年再次改名为省立宜昌高中才得以迁回城区，却又不得不分为三处：本部和高中三年级在肖家巷居士林，二年级在西坝康家巷，一年级在西坝皂角树巷。据学生回忆：“三处都住在破庙和部分民宅里，学生寝室内床铺密密麻麻，晚来的同学还要见缝插针。”
1949年后，市军管会派员接收原“湖北省立宜昌高级中学”、“湖北省立宜昌师范学校”、“湖北省立宜昌中学”及“宜昌县立初级中学”等四所中学，根据省教育厅指示，将这四所中学的高中部合并为湖北省立宜昌高级中学，校址在黄草坝（葛洲坝工程建设期间被开挖），初中部改名为湖北省立宜昌初级中学，校址就是当时的宜昌行政干校所在地。
在宜昌一中的《校史渊源》中记载有：“1953年2月，校址由怀远路迁至校军场；1956年10月，宜昌一高改名为宜昌一中，校址是北门外正街；1986年，校门改至西陵二路4号，校址未变。”这就证明，当时的宜昌一高在怀远路（现在的红星路）原行政干校的校园里存在过。
上面这张1951年5月10日，宜昌高中欢送参军入伍的同学的照片的说明就更加明确：“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威胁到我们祖国安全，*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同年11月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支援朝鲜。我们宜昌高、初中同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为保家卫国、奉献青春、争先报名，12月底110名同学入伍。这张照片是1951年初宜昌高中团支部欢送入伍的同学，在当时怀远路宜昌高中校址（现已是五中校址）饭堂后空地处的合影。”
宜昌市第五中学的校史中记载：“学校创办初期（1952年），因宜昌高中未迁移，故暂时借用湖北省宜昌第一初级中学（现今市三中）校舍办公（借用教室三间，办公室一间，学生334人，教师员工23人，采用二部制教学）。上课一个学期结束后，于1953年春始，迁入怀远路（现红星路）25号宜昌高中让出之校舍。”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宜昌五中所留下的这张拍摄于1954年7月的“首届毕业生暨全体教工合影”的照片题款为“湖北省宜昌第三初级中学”了。
宜昌五中坐落在宜昌市中心，校园占地9688.96㎡，与市青少年宫、宜昌电力、南湖公园和市政府机关毗邻。东临滨湖路、南连一马路、西倚红星路、北接福绥横路，四面临街，交通便利，是一个闹中有静的地段。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现在属于五中的那片土地上，百年来虽然有过民国的商埠局、日本侵略军的马厩、解放后的市委市政府，可更多时候却是属于教书育人的校园。
无论是在那片土地上曾经依次出现过的号称“鄂西最好的一所小学”的省立宜昌小学还是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宜昌县立初中；无论是培养了第一批本地干部的宜昌行政干部学校还是宜昌一中，宜昌中心城区那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加之周边环境所构成的良好学生素质都是任何一所名校所必需的底蕴，也是一块兴师重教的风水宝地。
上面这幅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宜昌五中和毗邻的大南湖。可是在建校之初，因为各种因素影响，宜昌五中在宜昌地区全部27所中学的统考成绩中居然排名末位，十分堪忧，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奋力拼搏，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把五中的统考成绩提升到全区第二位，也可以证明，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和学生综合素质都是五中历年来最强的。
这张保存于宜昌五中档案室里的珍贵照片拍摄于1962年宜昌五中建校十周年之际，就在原来五中后操场那栋两层的教学楼下。
照片中坐在前排正中，因为天热，手拿大蒲扇的是时任五中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的王永团（1930-2013年），河南省鲁山人，读过大学，当过解放军，去过朝鲜战场，那位既有读书人的雅致，也有不拘小节的幽默的王书记1958年来到五中，1970年开始担任曾经和五中这片土地有过关联的宜昌一中*党**支部书记，后来还担任过市文教局副局长、市文化局局长、市委*党**校副校长等职。
坐在王永团右侧的那个扎长辫、穿花衬衫白长裤的女子是时任五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的彭彦（1931-2013年），湖北省沙洋人，抗战胜利后读过宜都师范，在这片土地上参加过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的学习，毕业后先后到共青团市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工作，可没想到转了一大圈于1956年又回到了宜昌五中，看来这也是历史的巧合。1965年她离开五中后又很巧的在1970年担任过那所曾经与五中有过关联的宜昌三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后来还担任过文教局副局长、宜昌市妇联主任等职。
坐在王永团左侧的那个留着平头、穿着短裤，带着一脸和蔼笑容的男人是在宜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崔传礼（1927-1988年），荆州江陵人氏，大学毕业后于1951年被聘为宜昌五中的前身、宜昌中学（初中部）的教师，后一直在五中任教，先后担任过班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直到1982年担任宜昌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委才离开五中，他在照片的三位校长中在五中执教和担任领导的时间最长。可惜于1988年3月18日到武汉参加湖北民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返宜途中因车祸不幸身亡。
站在后排中央个子最高、微微仰着头、神情似乎有些傲气的那位男人是原籍河北武清的五中职员张宝坤（1913-1977），1952年开始进入五中工作直到退休。先后担任过学校门卫、电工、花匠、保管等职，除了是一位多面手，还有一身功夫，嫉恶如仇，待人真诚，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颇得好评，曾多次荣获市级劳动模范，年年都是学校的先进（生产）工作者。而他的小儿子张华新后来也成为了五中的一名教师，也许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好的诠释。
坐在照片前排的最右边、面对镜头似乎有些紧张、也有些腼腆、短发却有些张扬的董泽贵老师，别看在合影里有些貌不出众，默默无闻，如今95岁高龄依然健在的她如今不仅是五中最为高寿的老一辈，更重要的是她的家族四代人中，一共走出32位教师，而她的孙女董翼竟然还是那所与五中有过关联的宜昌三中的教师，就不能不叫人感叹命运的如此凑巧，也不由得想起那句很动人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词。
往事如烟，宜昌的百年历史就那么被南来北往的风吹散了，那么多的宜昌记忆也就默默留存在红星路旁、南湖岸畔的那片土地上了。继往开来的宜昌五中从1953年至今，十分低调而又高效的在那块风水宝地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才。那位毕业于宜昌五中、也曾在五中执教多年，后来担任过市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的余蕾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五中赋》，开篇即是：“共和国初年，宜昌五中，立坛植杏。一方名园，依南湖秀林而优雅，饮长江碧水而灵性；和时代动之节律，袭老城文化诗韵。雅也，灵也；动也，文也。”
可以借用余蕾对宜昌五中的概括作为本篇的结束语：“贤士治校，精英执鞭；扬帆催航，革陈推新。有教无类，优质均衡；博采于中外，广纳于古今；走南北以论道，转西东以传经。几代耕耘，不辍劳勤；扶花助苗，桃李成荫；生优则校荣，师优则校兴也。”
“生优则校荣，师优则校兴。”这句话正是宜昌五中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真实写照！
感谢宜昌五中张启家、徐伟两位校领导，档案室李春华老师的大力支持；感谢张华新、崔宜林、代昊先生对那段老历史进程的预审；感谢孙波、胡改生先生和宜昌五中儿时的伙伴群的热情配合；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相关资料和照片，也感谢三峡广电《宜昌记忆》栏目给了这样一个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记住那段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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